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红色参考 红色春秋 查看内容

“十七年”时期的农村俱乐部与农村文艺活动的组织化

2018-10-18 02:2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7622| 评论: 0|原作者: 徐志伟|来自: 文艺理论与批判

摘要: 十七年时期的农村俱乐部建设是颇有成效的。农村俱乐部的建立,一方面增加了农村文艺的种类和供给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传统文艺形式向现代文艺形式转型。这些成效的取得,首先是与政府的主导、行政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当时各级政府部门首先在制度上规约了俱乐部的发展方向,把农村俱乐部视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机构,决不允许借以牟利。尽管因财力、人力所限,很多农村俱乐部的活动水平不 ...

农村俱乐部的组织及设施

农村俱乐部是农业社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定性为党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农村业余文化活动的核心组织,这决定了它必须在社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工作。至于具体由谁来领导,要视俱乐部所属范围的大小而定。由一个合作社办的俱乐部,一般由这个社的党支部来领导,几个合作社合办的俱乐部,一般由这几个社的党支部推举代表共同来领导,统一受乡人民委员会领导。当地文化馆、站对所有农村俱乐部,都有业务辅导的责任。党支部领导俱乐部一般采取的方法是:审查修订俱乐部活动计划,经常检查执行计划的情况;定期召开俱乐部主任、活动组组长会议,贯彻意图,布置任务;这种统一领导的好处是:基层党组织可以把俱乐部工作抓起来,确保俱乐部为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服务。

除了统一领导,还要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多数俱乐部都设有俱乐部委员会,委员人数按实际需要来决定,一般有委员五至七人,其中包括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事务会计一至二人。委员由党、团代表、文教委员、妇女代表以及各业务活动组织的负责人担任。正主任由党、团代表或乡、社文教委员来担任,副主任由委员会内民主产生。事务会计人员由委员会指定。委员下按需要设业务活动组,一般有宣传组(如编黑板报、放映幻灯、举办展览、组织讲座等)、学习组(如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文化、读报等)、文艺体育组(如唱歌、讲故事、演小节目、拔河、打篮球、打乒乓球等)、总务组(保管活动工具、筹集活动经费等事务性工作)。有些基础好、骨干多的俱乐部,还单独成立图书室、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科技研究组、文艺创作组、夜校等。各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由组内民主产生。当然这只是通行的俱乐部组织架构,并不是硬性标准,文化部在1956年12月6—13日召开的各省、市文化局长会议中就曾指出:“发展俱乐部应从原有群众文化活动的基础出发,规格不宜强求一律,可大可小,可简可繁。”26在具体实践中,业务活动组的数量通常是根据各地区、各个社的具体情况而决定,没有统一的规格,当时规模较小的俱乐部只有两三个活动组。

俱乐部的一切活动都与群众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仅靠少数俱乐部领导的力量,显然不足以办好俱乐部。因此,吸收青年骨干并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就成了办好俱乐部的关键。很多地区的俱乐部在建立初期,群众的态度并不积极。有的青年认为演戏是下贱的事情,家长更不同意,认为自己的子女到俱乐部不光彩,会惹是生非,被人笑话,又怕到俱乐部,成天玩乐,耽误生产,影响收入。一部分人还怕俱乐部办起后,浪费社里的钱。总之,当时遇到的思想问题较多。在打通群众思想方面,云南省邓川县永福社俱乐部的经验曾被媒体介绍。这个俱乐部把共青团员作为俱乐部活动的骨干力量,不断教育和帮助他们,具体办法一是帮助他们当好家,安排好时间,适当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二是进行经常性的评比,通过红旗、光荣榜、喜报等方式及时表扬参加活动的积极分子,鼓舞大家的干劲。参加俱乐部活动使这些青年在政治、文化、生产上都有所提高,因此,得到了家长们的普遍支持。27但永福俱乐部的成功并不是普遍的,也有很多俱乐部在吸收青年骨干过程中遇到了阻力。比如山西省昔阳县赵壁俱乐部,合作化后,俱乐部的活动日益增多,由于没有发动群众参与,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几个骨干身上,“写黑板、搞广播、编材料、田间、串街,部内部外都是这几个人,有时还要写总结报告,误了生产还得少挣工分,所以有些积极分子就提出不干了。”这种局面使俱乐部的领导者认识到了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参与,才能保证俱乐部的可持续发展。在接下来的实践中,该俱乐部根据群众的不同爱好,开展单项活动,以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该俱乐部“刚建立时有剧团、幻灯、读报组等几个基层组织,参加活动的只有20余人。为了使文娱活动真正成为群众性的活动,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了八音会,建立了秧歌、快板、歌咏、双簧等组、队,特别是发掘了‘渔家乐’、‘小放牛’等民间艺术形式后,吸引了一些老年人也都参加了表演。此外还根据群众的喜好和特长,建立了一个剪纸小组。俱乐部的基层组织发展到12个,参加活动的群众达全体社员的30%,真正成了上台是演员,下台是观众,大家表演,互相欣赏。同时,俱乐部委员们又明确了分工负责领导各项活动,从而少数积极分子误工的问题便解决了”28。

解决了人员参与问题,还要解决设施、经费等问题。建国初期,农村的物质条件普遍较差,除了极少数俱乐部外,大部分农村俱乐部都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有的俱乐部把乐器、图书、幻灯等用具分别保存在积极分子家里。许多活动都分散在田间、村头或社员家里进行。有些比较集中的活动则借用大队的办公室或小学校舍举办。在解决俱乐部活动场所方面,江西九江地区的做法颇具创造性,采用“三堂一部”的办法,妥善解决了俱乐部的场所问题。所谓“三堂一部”,就是利用公共食堂做课堂、会堂和俱乐部。这种办法有三点好处:第一,便于领导上互相兼顾,加强对俱乐部的领导。因为食堂工作一般是由一个生产队长或支部委员负责,实行“三堂一部”后,队长或支部委员就可把俱乐部一并管理起来,从而加强了俱乐部活动的政治思想领导,保证了文化工作的政治挂帅。同时,食堂会计或炊事员,还可兼任俱乐部的管理员,从而解决了没有专人管理的困难。第二,可以统一时间,便于集中,有利活动。食堂一般都是以生产小队为单位设立的,地点也较为适中;每个食堂大概都要供给50个以上的人使用,每日三餐,因而每天最少集中三次,这样就给俱乐部组织活动带来了很大方便:既可利用业余时组织阅读书报、学习文化、唱歌跳舞、表演节目,又可利用饭前饭后、会前会后的空隙时间,开展小型多样的文化活动。第三,可以充分利用食堂里的设备,节约经费开支。食堂一般都是设在村上较大较好的房屋里,备有足够的桌凳,无论是夜校上课、召开会议、读报看书、下象棋、打扑克等,都不需再增添桌凳设备。29

实行“三堂一部”是解决俱乐部房屋、桌凳设备的有效办法,但并没有解决所有的设施问题。俱乐部要想开展更丰富的活动,设备短缺是瓶颈。面对这一困境,很多俱乐部采取的办法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去解决。比如,浙江省桐乡县虎啸公社李家坝大队俱乐部,创办伊始,“大队部只有一份《浙江日报》,俱乐部里的图书除一部分是县里奖来外,大部分是青年们从自己家里拿来的,集中在一起供大家阅读,大队没有为购买图书花过一分钱。”演出所用的“二胡、笛子、锣鼓等乐器均是青年们从自己家中带来,演出用的简单道具,如服装、帽子、步枪、大刀等则都是自己动手制作,从不花公家一分钱”。30山西省昔阳县北关,“俱乐部没有书架,孙国贞自动将自己的一个破书柜献出来,经过裱糊粉刷变成了崭新。毛根成也把自己的桌子借给俱乐部,王黑小带头捐图书,在他的带动下共捐了图书300多本。”“俱乐部缺少活动工具,音乐组便用蛇皮自己制造了四把二胡,节省开支28元,快板组找了一些旧竹筒,制造了六付和平板,节省开支两元,全年在活动中只花了社里五元钱,作的工作却不少。自编了小剧1个、快板84个、顺口溜102个、鼓词8个、说唱12个、秧歌14个、幻灯片6套42片、漫画3l张、小调4个、组织晚会7次,演出剧目6个、演唱小型节目25个。”31

不单是设备,俱乐部的活动经费也大都由群众自己解决。俱乐部的工作,有些是必须花钱的,如办黑板报、出墙报,办展览等。当时多数合作社的公益金都不充裕,无法给俱乐部拨较多的经费支持,导致很多俱乐部办了一阵子就“熄火”了。俱乐部要获得活动经费,需另找办法。当时普遍做法是发扬南泥湾精神,发动俱乐部成员自己动手搞创收。福建省长乐县联新大队俱乐部,利用国庆假日,发动团员、青年搞义务劳动,把队里生产的席草搬运到船上去。青年们把这次义务劳动收入的40多元作为俱乐部的经费。他们还从长远打算,继续发动青年开展义务劳动,在洲田种席草,上山种果树,开辟俱乐部活动经费来源。32浙江省萧山县浦沿公社浦联大队俱乐部,为了搞更多的活动,更是把创收工作常态化。据俱乐部主任王家安后来回忆:当年俱乐部的头笔收入,是几个俱乐部骨干把公社房子后面的一个池塘用水车车干,捉了30多斤鱼,到街上卖掉,赚了12元钱。用这笔钱,俱乐部购买了一把二胡和化妆品。初尝创收的甜头后,俱乐部又与大队附近的杭州电化厂接洽,找到了挖水沟、背盐包的活。俱乐部的青年成员,利用晚上时间去杭州电化厂干活,赚的钱比捉鱼多得多。公社中心学校要造房子,俱乐部得知后,派人拿介绍信去联系,承包了运砖头的业务。在全体俱乐部成员参与下,砖头很快运完,俱乐部同样获得了不菲的收入。有了这些收入,俱乐部先后排了歌剧《白毛女》、越剧《智取威虎山》两部大戏,因此名声大振,不仅在本大队的各自然村演出,还被邀请到兄弟大队的俱乐部去交流演出。33

总体而言,当时的农村俱乐部建设是在“需要”和“可能”的前提下进行的。所谓“需要”,是指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所谓“可能”,是指适应当时农村生产水平,以及人、物、财力方面所能提供的条件。34可以说,当时农村俱乐部建设大体做到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将大多数群众纳入其中,并激发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其成效是显著的。

“十七年”时期的农村俱乐部与农村文艺活动的组织化-激流网农村俱乐部的辅导及活动原则

农村俱乐部在组织上受当地党支部领导,在业务上受当地文化馆、站的指导。早在1953年,文化部就在《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文化馆、站是政府为开展群众文化工作、活跃群众文化生活而设立的事业机构”。“农村俱乐部是农民依据自愿原则建立的业余性的群众文化组织,辅导农村俱乐部工作是文化馆、站的任务之一。”351956年,文化部再次指示:县文化馆和区文化站在开展农村文化工作中负有重大责任,各级尤其是县级文化行政机关必须积极地加强对它们的领导,使它们的工作得到不断的改进和提高。文化馆、站应加强面向全县、全区的思想,抓紧发展农村俱乐部网这一中心环节,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工作和辅导工作。要集中或分片轮流训练业余文艺活动骨干,为农村培养文化活动人才。这种轮训也可吸收职业或半职业的民间艺人参加。要有计划地做好图书下乡、图片巡回展览,辅导群众文艺创作,传授各种业务知识,组织讲演报告,供应宣传教育和文艺活动资料等工作。要举办小规模的群众业余文艺会演。文化馆、站在开展农村群众业余文化活动时,应注意结合中心工作进行宣传,坚持贯彻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原则,并且应适应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要坚决反对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倾向和妨碍生产的做法,文化馆在一般情况下应有一半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力经常深入农村去开展和辅导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其余人留在馆内做好城关工作和馆内业务。文化馆应用本身的工作向农村俱乐部示范,并组织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到馆内参观学习。区文化站应逐步发展为区或基点乡的中心俱乐部,依靠所在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业余文艺组织来开展各种活动,并对附近各乡的俱乐部进行辅导工作。青年团组织应很好地组织城镇和农村的知识青年,帮助文化馆、站开展农村文化工作。36

“十七年”时期的农村俱乐部与农村文艺活动的组织化-激流网1965 年天津美术出版社为农村俱乐部出版的美术参考资料

根据文化部指示精神,各地文化馆开始将辅导农村俱乐部工作作为重要任务,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推动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普及与提高。比如黑龙江省延寿县文化馆,从1954年开始,根据上级指示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俱乐部辅导。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文化馆工作从城镇转向农村后,一下子繁忙起来,“一方面辅导组每周都要下乡辅导5天,回来一天准备、一天休息。另一方面,幻灯机、幻灯片、演唱材料、图书画报需要量大增,天天都有农村俱乐部的人来馆里取材料和买幻灯机。一时幻灯机购买不着,文化馆就自己动手制作了50多台简易幻灯机和一些幻灯片。”37同样繁忙的还有湖北省枣阳县文化馆。1956年春天,该馆“派了14个人组成三个工作组,下乡分片包干,每片选择一个重点,派两个干部辅导,其他干部也人人扎点,全县共扎了十个点。每个下乡干部结合春耕生产和整社,扎扎实实地驻在重点上”38。通过一段时间辅导,全县十个重点俱乐部得到巩固。同时,为了避免“点上轰轰烈烈,面上冷冷清清”的局面,该文化馆还积极推进俱乐部网建设。具体做法是:首先,“开辟巡回点(或叫附点)——在重点得到巩固的基础上,每个辅导干部除了坚持原来的重点以外,另开辟二至三个巡回点,辅导干部每月以5-10天的时间,到巡回点作辅导。对巡回点的选择主要是邻乡较好的俱乐部,作为中心俱乐部的培养对象,全县共开辟17个巡回点,对巡回点的辅导主要是推广重点俱乐部的经验,有计划地进行业务辅导,供应演唱材料和帮助解决比较突出的问题。”39这些巡回点在文化馆的直接培养和辅导下很快得到巩固与提高,成了当地的中心俱乐部。“由于这些中心俱乐部对周围俱乐部的示范作用,一般俱乐部经常派人到中心俱乐部学习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馆通过会议的方式,“以原来十个重点中心俱乐部为中心建成了俱乐部网,其他点也都根据条件先后形成了俱乐部网”,全县的中心俱乐部增至28个,而通过中心部所辅导的一般俱乐部则多达140余个。

如果说业务辅导是巩固和提高农村俱乐部的重要手段,那么工作人员的多寡则是辅导工作能否全面铺开的关键。因此,克服人员缺乏的困境去开展大面积的辅导工作,就成为各地文化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方面,山西省左权县文化馆和四川省遂宁县文化馆创造了成功经验。1958年前后,左权县农村俱乐部的数量达200个,但文化馆只有4个人做辅导工作,力量明显不足。面对困境,该县文化馆除了抓建网、抓创作、抓训练骨干等方法外,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组织了一支业余辅导大军。具体做法是:面向县、乡各部门干部、小学教师、回乡的转业军人,中小学毕业生、民间艺人等群体中的文艺干将和能手发出应聘书,文化馆对受聘者进行业务培训。经过三期聘请,共有128个文艺爱好者,被聘为业余辅导员。40遂宁县文化馆从1954-56年,经过“重点试办”到“成批发展”过程,协助各农业社建立了622个俱乐部,基本达到村村社社都有俱乐部。l958年上半年,文化馆为了配合完成县委提出“奋斗四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将俱乐部调整发展到1941个,全县平均每412人即有一个俱乐部。文化馆面对这样多的俱乐部,全馆干部当年又从10人精简成6人,辅导难度显而易见。对此,该县文化馆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多渠道挖掘辅导力量,具体做法是:馆内直接举办“工农业余文艺学习班”、“川剧化装学习班”与“金钱板演唱学习班等;“集中县上”举办训练班,训练俱乐部领导和业务骨干;分区分乡举办训练班,训练俱乐部领导和业务骨干;以师傅带徒弟方式培养骨干;依靠各乡小学举办“农民业余文艺学习班”;依靠各乡中心俱乐部培养邻近俱乐部骨干;组织下乡巡回宣传队,集中乡上或深入村内传授业务技术;依靠寒暑假返乡中学生,举办业务传授站,培养俱乐部业务骨干;通过县、区有关会议,结合教唱新歌与举办俱乐部示范活动;通过县有线广播站教唱新歌,藉以培养歌咏活动骨干。此外,文化馆还分别与其他有关方面加强了联系。“文化馆联系科普协会与农技部门,共同举办‘科普技术宣传员训练班’,共同研究印发科普宣传资料,共同举办科普和农技展览、讲座。文化馆还依靠川剧团和曲艺队在县上举办了‘俱乐部文艺骨干学习班’并依靠他们协助进行民间音乐、舞蹈的发掘、推广工作。”41文化馆不但多渠道挖掘辅导力量,还创造了“互助两利”工作方法。比如,在依靠各个小学对俱乐部进行业务辅导的同时,也“与各个小学在自愿的基础上,普遍订立了‘文艺结合合同’。文化馆协助县教工会于寒暑假举办‘小学文娱教师进修班’(1956年和1957年均曾举办),供给各个小学儿童歌选和儿童剧选,并适当借予各种宣传工具与供给各种宣传资料,帮助各个小学搞好文娱教学工作与各种宣传工作”42。文化馆调动多种力量,成功解决了全县俱乐部分布广、数量多、难以辅导的困难。仅1958年,就分期、分批、分片、分点,在县、区、乡、社分别训练俱乐部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共42702人,包括俱乐部主任3882人,宣传鼓动骨干19410人,科普骨干3882人,文体骨干11646人,创作骨干3882人,平均每个俱乐部都有22人参加了训练。43

当时文化馆对农村俱乐部的业务辅导,一般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帮助俱乐部制定活动计划并促其实现。二是开办训练班,培养文艺骨干。三是供应文娱活动材料。四是举行会演,总结、交流经验。文化馆的辅导,带动了俱乐部活动。还是以遂宁为例,该县文化馆自1956年开始注意发展和繁荣群众创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举办“农民业余文艺创作骨干座谈会”;聘请有创作才能或文艺修养的机关干部和中、小学教师95人担任群众创作辅导员,负责修改稿件的工作;馆内编印了“俱乐部园地”和“群众文艺创作选”,刊登群众创作作品,并把优秀作品推荐给省上或专区报刊,酌情赠送信封、稿笺给发表了作品的作者;举办“群众文艺创作作品展览”及“群众文艺创作节目会演”,并评模给奖。文化馆的举措调动了群众的创作热情。1956-57年,省上和专区报刊登载或出版该县农民群众创作的各种形式文艺作品30多件,有山歌、快板、花鼓、连肖、金钱板、莲花闹、舞蹈、歌曲、话剧、歌剧等。有的俱乐部将创作的作品用来及时宣传教育群众,部分地解决了俱乐部缺乏宣传资料的困难。44 1958年4月,因农村俱乐部声势大、效果好,文化馆出席了文化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会议,大会印发了遂宁县文化馆辅导农村俱乐部的经验材料。1959年,文化馆编印了《遂宁县群众文艺创作唱词选集》《遂宁县群众文艺创作剧本选集》。1960年3月,出席了文化部在太原召开的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会议,大会印发了遂宁的经验材料。1965年12月,马家公社青年农民业余作者蒋玉安因多年热心于地方戏创作,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积极分子大会。45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4-3-28 20:45 , Processed in 0.029533 second(s), 11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