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生、变化、成熟，及至衰落，总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形成独立体系的历史成因。自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这样一个过程，上山下乡政策体系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返乡务农阶段、垦荒移民阶段、精简城市人口阶段和插场、插队阶段等。

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她的出发点之低，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一副烂得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既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基础，也没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占据社会劳动力八成以上的农业经济，因为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加上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进行经济封锁等原因，新中国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起步的。

一、返乡务农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将地主阶级霸占的土地分给农民，使他们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国家的主人。翻身解放的农民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为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工农联盟，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中国农民长期缺乏文化知识，对于完成土地改革进入新时期的生产建设显得不够适应，急需有文化的青年一代来承担中国农村变革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正是在这种时候，新中国第一代高小毕业生应运而起，成为新中国农业兴起的领头人。

1950年刚刚高小毕业的徐建春回到家乡担任了互助组组长，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她带领的互助组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被评选为劳动模范。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社论，社论表扬了徐建春，以及蓬莱县潮水乡、荣成县海崖乡等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毕业生们，说他们的事业是“最有出息的一种事业”，他们的前途是“无限远大的”。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树立的第一个知识青年先进典型。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并成为劳动模范的初中毕业生吕根泽、高小毕业生徐建春，都在忘我的劳动中推动了国家建设事业的前进，成为青年的榜样。社论强调指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国青年一代，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自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乃是十分迫切而艰巨的任务。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热潮。

据1952年统计，建国以来中小学生人数增加很快，小学生人数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多出2742万人；中学生则多出124.7万人。到1957年，全国小学生已有6000多万人、中学生近600万人以及约40万大学生。逐年增加的中小学生不仅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文教资源不堪重负，造成每年都有大量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也增加了这些中小学生就业安排的难度。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不仅是解决就业问题，还是参加农村土地改革，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农民、鄙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意识进行彻底决裂的思想斗争的问题。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强调：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的青年，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使之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年10月，据辽宁、北京等7个省、市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44.6万人，占不能升学毕业学生的68.5%。据吉林省统计，全省高小毕业生有6.88万人参加农业生产，大多在互助组里担任各种职务。195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充分肯定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对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有很大作用的事实。社论说：仅河南省七十四个县即已有十万多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担任了生产合作社主任、互助组长、会计员、宣传员、民校教师等工作，占从事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总数的87%，他们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积极带头的作用。

1955年是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一年，合作社总数由6月份的60万个，到年底猛增加到100万个，入社农户也由14.2%猛增到63.3%。同时全国人口总数达到6.1亿人，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增加到18394万吨，增长率达61.5%；人均粮食产量由208公斤/人增加到293公斤/人，增长率达71%。短短的6年就使中国农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返乡知识青年起到的作用可谓至关重要！毛泽东在年底主持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改名《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全书收录176篇各地选报的材料，毛泽东为其中85篇撰写了按语。在河南省报送的《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中，毛泽东看到乡政府把未曾继续升学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合理地分配到各个合作社，解决了缺少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即此写下一篇按语：“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毛泽东的诸多按语中，有很多涉及到农村知识青年的内容，非常注重知识青年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而且是关键性的作用，热情地肯定和赞扬了农村知识青年。而在这篇按语中，毛泽东不但写下了“值得特别注意”的提示语，而且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光和胸襟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了伟大号召，而这段按语也成为此后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成为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成长的精神力量。

一般认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如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实际上这个起源还应该提前，以徐建春高小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为确实时间算起，其他未见记载的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农村知识青年不在少数，他们都是新中国刚刚建立就毅然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最早实践者。认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的说法，其实是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算起的。而真正的历史事实，恰恰是因为有了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才开启和影响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截止于1965年，全国回乡知青总数已达4000余万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同时期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总数的24倍之多！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务农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直到“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而自然终止，其人数更是难以计数！仅仅从这样一个事实看，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并非城镇知识青年，而是农村知识青年！

二、垦荒移民阶段

事实上，直到1955年，虽然当时国家积极引导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务农，但还没有考虑到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由于国家难以为城镇中小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都是由国家组织起来，自主学习，等待分配，所以这部分城市青年的情况并不稳定。

1955年5月，团中央组织代表团考察苏联共青团组织城市青年远征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提出参照苏联共青团的经验，发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山区和边疆垦荒的“青年志愿垦荒”运动，以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开垦258万公顷荒地的任务。同时，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文件。7月6日，共青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说：请求参加边疆建设的绝大多数是应届、往届毕业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和部分没有职业的社会青年。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国家还没有力量解决全部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就业，以及城市中部分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个困难。因此，需要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参加垦荒工作。团中央的号召在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中间引起巨大反响，全国报名者人数众多，仅天津就有17000人报名。其中北京挑选了60人作为第一批志愿垦荒队的队员，上海批准了98名队员，天津则选拔了52名队员等，全国各省市共组织了50多批次，共有3.7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了青年远征垦荒队。

移民垦荒并不是这时候才有的，而是建国伊始就实施的一项就业安置政策。1950年，劳动部发布《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规定：“……失业工人应由工会根据自愿原则，组织并鼓励他们回乡生产。由失业工人救济处发给本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旅费外，并酌量发给救济金作为生产资金的补助。”据《内蒙古大事记》所载：1950年2月16日，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人民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工作基础和自然条件较好的绥东7个县（今乌兰察布市）迅速进行准备安置北京移民工作。这批移民是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由北京市迁移绥远转入农业生产的，共安置4728人。上海同时动员农村来城的失业工人移民，当年有3500人，1951年6600人，1952年2700多人，此后动员人数逐年增加，到1955年共有24.68万人移民。

1956年《人民日报》综合报道，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家有组织地进行移民，从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等省市移往内蒙古、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新疆等省区的移民达43.3万人。广东、福建、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18省在省内移民29万人。国家对这项工作给予很高重视，仅黑龙江、甘肃、青海和内蒙古自治区等9个省区，国家即投入安置资金1亿多元。至此，青年垦荒队的安置，己同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结合在一起了。

1949年上海解放时城市人口为502.9万，到1955年4月底上海人口已经达到699.7万，其中仅无业社会青年就有30万人。此即是说，在解放后的6年时间里，人口净增近200万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口死亡率下降而自然增长率加快，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外来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在上海不作为国家“重点发展地区”的情况下，上海就业压力巨大，已经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因此，1955年2月上海实行“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的方针，对城市人口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大规模移民外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疏散城市人口的运动。疏散城市人口主要有三种去向：一是去外地支援国家建设，二是回乡生产，三是到外省参加移民垦荒；计划疏散的城市人口约为53万人。其中上海与江西达成协议，计划由江西省分批接收安置上海移民9万余人，连同家属在内共约30万人。到1956年6月移民计划被终止时，最终安置了33081人，只完成原计划的一成。移民计划之所以被终止，原因在于安置成本过高，移民与当地农民矛盾突出，很难在当地进行有效生产，而且没有户籍政策的法规约束以至倒流城市的情况严重等。事实证明，垦荒移民的政策并不成熟，这不是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青年垦荒队的组织安置工作也被叫停。

移民计划被终止，但青年垦荒运动却作为全国性移民计划中的一部分保持了下来，成为当年移民运动的仅存硕果。当时上海青年垦荒队也有去黑龙江的动议，经过劝说，改去淮河流域开垦荒地。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建议上海青年垦荒队以去江西为好，不仅气候适宜，饮食习惯也相近，有利于尽快适应环境，投入生产劳动。随后又委托主持领导青年垦荒运动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探望慰问垦荒队。胡耀邦首先来到上海青年垦荒队所在地，转达了毛主席的慰问和期望，以渡过“愚昧”和“贫穷”这两条大河为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知识青年参加垦荒运动的光荣历史任务。青年垦荒运动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他们吹响了城市知识青年“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号角，成为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