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臆造者的逻辑思路和目的
《议程》第一作者把臆造的“社会大工厂模式”加到马克思头上，有着深层的用意。梳理一下《议程》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思路，就不难看出其目的所在。
《议程》给读者以强烈印象的，是根本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伟大成就；这也是该书论述的逻辑起点。《议程》第一作者认为，1949年建立新中国，“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295）；“在1957—1976年的20年中，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城乡居民生活基本上处于不足温饱的状态”（265～266）,“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289）；到1976年，“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农村依旧一片破败，农业凋敝，是毋庸讳言的事实”（81），农村经济“满目疮痍”（86）；中国依然处于“苦难年代”（1），“民不聊生”（141），陷于“一种‘国将不国’的深重危机”（2）。这些以偏概全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述，违背历史事实，是不值一驳的。
基于上述逻辑起点，《议程》认为，上述的“事实”是“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这种体制是从1956年经过“一化三改造”，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公有制经济基础开始的。从此，“中国成为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40），“整个社会已经组织成为一个由政府统一管理的大公司（‘国家辛迪加’）”（183），形成了“毛泽东的‘全面专政’体制”（231）并由此推理，这样的体制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于是《议程》得出，既然要否定计划经济，那就要否定公有制经济及其相应的政治体制。
接下来，《议程》第一作者就追本溯源，论述新中国建立这样的经济基础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认为这种经济体制“是从列宁的国家辛迪加（stetesyndigate,一些东欧经济学家把它称为Party-State Inc.，即‘党—国大公司’）演变而来”（7）；“斯大林充分运用专政国家的强制力量”，“使列宁的‘国家辛迪加’由理论模式变成现实的制度”（25）。“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 = 占统治地位的国有制 + 计划经济’的公式统治社会主义国家超过半个世纪”（26）；由于新中国向苏联学习，所以建立起这种公有制基础上计划经济体制的“命令经济”。
《议程》的分析论述层层递进。《议程》第一作者最后得出，列宁的“‘国家辛迪加’理论模式”，又来自马克思“建立在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大工厂模式”（20）；这种模式具有“理想主义倾向”（25）；事实上，“马克思关于整个社会将演变为一个‘社会大工厂’的预言也没有实现”（22）；而且“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西方国家会采取反垄断措施和社会进步政策”（22）。
经过上面的引述，《议程》的理论逻辑就清晰地展现出来。且不说有关言论抹黑新中国前30年，字里行间，包含着对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恶意贬低；只简要地从改革指导思想的角度进行梳理，就可以明白他的基本理论逻辑，那就是：中国前30年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必须彻底否定；这种计划经济归根结底来自所谓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而这种模式是“理想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一言以蔽之，既然“计划经济体制”是改革的对象，那么，就不能再用提出“社会大工厂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指导中国当下的经济改革了。这样一来，对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改革，就起到了釜底抽薪的否定作用。无怪乎较长时间以来，理论界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流行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严重倾向，看来，《议程》第一作者这位“理论权威”起了重要作用。
这也就说明，澄清马克思是否预言“社会大工厂模式”，这是一个事关能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很有必要深入探讨。[18]
四、必须澄清的理论是非
《议程》虚拟所谓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尤其是改革指导思想上，造成了混乱，这将严重阻碍科学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此相关的重大理论是非，必须予以澄清。
1.不应混淆社会化生产规律要求的计划经济和应当扬弃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我们说，马克思不可能提出把企业管理放大到全社会的“社会大工厂模式”，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就不需要统一计划管理；也不意味着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无须统一计划管理。实际上，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也就是统一计划管理方法。当然，这种方法与单个企业的计划管理有原则区别。《议程》说，“集中计划经济的实质，是一个全国规模的大公司”（182）。这就把计划经济完全等同于放大了的企业或公司管理了。我们知道，马克思曾运用唯物史观，针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自发性弊病，对未来社会主义做出过对比性的设想，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9]“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20]毫无疑问，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然而，如果我们领会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运动与企业再生产运动重要区别的论述，就绝不应当把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等同于《议程》臆造的“社会大工厂模式”。
其实，作为改革对象的僵化经济体制，不应当是计划经济本身，否则就谈不上自觉遵循社会化生产的客观经济规律。我们要改革的，应当称之为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主要特征是排斥商品货币流通，放弃利用市场分工制度，不遵循价值规律，从产品经济角度搞宏观计划管理，因而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实质是一种对应于扩大了的自然经济或产品经济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形成有多重原因，与我们没有认识到现实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对立起来有关，与自然经济思想的影响有关，与教条主义对待原苏联经济体制有关，与缺乏宏观经济管理经验有关，也与我们在经济管理中没有贯彻好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再生产理论有关。实事求是地说，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绝非像《议程》描述的那么黑暗，我们取得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的成功经验，与应用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是分不开的，这证明计划经济本身是不能绝对否定的，要否定的是排斥市场供求关系的僵化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对这种体制的形成和失误，我们应当寻找自己的主观原因，不能把我们主观原因造成的失误，作为否定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的理由。
2.必须阻止把改革的矛头对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议程》第一作者明确地说，“国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基础”（94）；“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所必须追求的目标”，这是“从苏联搬来的意识形态教条”（157）；认为国企存在，政府就会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成为腐败的重要源头（10）。还说，“财产制度是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全社会的财产都属于国家所有。在这种公共占有的情况下，无须也无法对产权属于任何人做出界定”（284）；而“市场交换的内容正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产权交换”（95），“市场关系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的产权交换关系，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改革原来的产权关系，对产权做出明确的界定”（284）；“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并不具有民营经济所具有的灵活性和竞争力，无法为社会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160～161）。《议程》第一作者的思路不难理解，计划经济由公有制经济产生，否定计划经济就要求社会财产的私有化；要转向市场经济，必须实行国企私有化改革；而肯定公有制经济基础，也就是要肯定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反对改革。由此可见，《议程》反对计划经济本身，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矛头是对准对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的。
《议程》第一作者还表达了否定公有制经济的急迫心情。近年来，由于许多地方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经济私有化“改制”，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显著缩小，这遭到人民群众的强烈抵制。对于这种抵制，《议程》视为改革的停止，说“改革还有很多‘大关’没有过”，“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支配作用。”（241）而“事实表明，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最活跃的部分，推动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更有意义的是，民营经济有利于培育庞大的中等阶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力量，也是技术创新的源泉。”（165）可见《议程》第一作者呼吁要“重启改革”，实质就是要继续推行“民营化”即“私有化”改革。然而，改掉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这不是公然违反中国宪法吗？如果这样的“改革”重启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将存在吗？对此必须揭露和坚决阻止！
3.绝不能用“西化”改革取代社会主义改革。《议程》否定所谓“社会大工厂模式”，是要否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瓦解公有制经济基础，这是他要“破”的对象。那么他要“立”的东西是什么？这在《议程》中十分明确：“欧美模式则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共有。反映这种经济类型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学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在市场上提供私用产品，过多的政府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滋生腐败”（243）；[21]成熟的市场经济“我把它叫做政治文明下的‘法制的市场经济’”（244）；而“东亚模式”则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243），中国“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界定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都可以看到‘政府主导’思想的影响。”（244）“中国建立实行宪政、民主和法制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十分为大而及其艰巨的任务。”（309）可见，《议程》第一作者是要用“西化”改革取代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
所谓“西化”改革，即在改革指导思想上，全盘搬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改革实践上，则把目标模式选定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欧美模式”。《议程》第一作者特别推崇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人的理论，他欣赏、宣扬弗里德曼的观点，“仅仅利用市场和实现私有化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公开的自由竞争”（131），这表明，他所主张的改革目标，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中的有宏观经济调控的欧美国家，而是排除国家干预，由所谓宪政、法治来维护资本家“平等竞争”的“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显然，在资本主义已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相融合阶段的现代历史条件下，要建立这样的“平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能是“乌托邦”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已。
《议程》第一作者夸大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管理失误，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罪过，以莫须有的“社会大工厂模式”遮蔽马克思的科学经济思想；用这种虚幻的“靶子”，煽动人们抛弃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人们看清了这种目的，就不应当跌入他的理论陷阱。而应当针锋相对，在改革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坚决否定《议程》宣扬的“西化”改革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资本论》揭示科学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改革。
2013.9.24初稿
2015.5.14修改定稿
注释：
[①]何干强：《经济学“西化”：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由“500天纲领”引发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第20～26页。
[②]吴敬琏、马国川著：《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③] 括号（）内是《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2013年5月第3次印刷的页码。为节省篇幅，以下对该书引文的页码，均直接用括号内数字注明，不再一一加页下注。
[④]参见庄建：《吴敬琏：重启改革正当其时》，光明日报2013年1月22日第13版；《国家图书馆发布第八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中国文化报2013年04月24日第5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3页。吴敬琏在它的专著《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中，引用这段话时，有括号中的（以便随后）几个字，这几个字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是有的，但是1995年版已经删去。
[⑥]《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2～413页。
[⑦]吴敬琏：《经济改革问题探索》[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引文中的黑体字是吴敬琏先生加上去的。
[⑧]《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3页。
[⑨]吴敬琏：《经济改革问题探索》[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130～131页。
[⑩]《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1页。
[11]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12]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2页。
[13]《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2页。
[14]《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2页。
[15]《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3页。
[16]《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0页。
[17]《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5～436页。
[18]笔者注意到，国家发展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夏小林研究员，近年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不容篡改》（《管理学刊》2011年5期）、《列宁主义不容篡改》（《管理学刊》2011年6期）、《斯大林学说不容篡改》（“乌有之乡”网站：2012-03-27）等一系列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评析吴敬琏的“西化”改革思想；但是尚未引起经济界应有的重视。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0页。
[21]请注意引文中的“反映这种经济类型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学”，这种表述完全把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美化成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经济学了。实际上，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也不可能从现象与本质的联系上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
【何干强，察网专栏学者，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本文首发《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