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过程和经营策略的国际化使得美国垄断竞争企业发展成跨国公司，在跨国公司的生产过程中，产品设计、机器设备制造等技术环节大多在美国国内完成，制造环节则由建立在有劳动力密集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完成，产品生产完成后再出口到美国或其他国外市场进行销售。通过掌握核心技术并雇佣海外廉价劳动力，美国跨国公司的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大大提高，这一方面增加了企业内部的国际商品流动，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生产规模，提升了美国企业实际控制的国际贸易份额。据估计，美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贸易额超过美国贸易额五倍，同时美国商品贸易中的35%为企业内部贸易。
跨国公司网络的发展对美国二战后的商品关系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美国实际控制的国际商品流动超过美国贸易额所能反映的国际商品流动。美国通过控制资本和核心技术环节也控制了生产体系国际化下的商品关系。以跨国公司体系和跨国投资银行的发展为基础，美国主导的国际资本关系也得以强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发达的金融体系又吸引了更多对美元金融工具的需求。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跨国公司网络的发展成为美元资本国际流动的需求根源。虽然受到来自G7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竞争，世界500强中的美国跨国公司在1980年代从49%降至33%，但到2001年，这一比重又上升到57%。美国跨国银行占全球100大国际银行资本的比例虽然从1974年的21%降至1991年的8%，但到2001年又上升至16%。通过图3可以看出，美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收益1982年以后持续上升，尤其是2000年后，直接投资收益额增长近四倍，迅速增长的直接投资收益反映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扩张。在美国国内经济空虚化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收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美国国内经济疲软带来的经济衰退和美元地位的下降。由于美国跨国公司使用美元持有国内和国际交易盈余并进行借贷、放贷、结算、清偿债务、接受付款等业务，随着跨国公司数量增多、规模增大、影响力增强，基于美元的大规模国际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也得以巩固。
与此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及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还受到美国政府强大的外部支持，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压倒性政治权力降低了美元主导的资本关系的政治风险。
尽管在全球化背景下，其他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也不断发展，但对于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而言，国际资本市场上美元融资成本低、风险低，各国又普遍使用美元进行结算交易，因而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得不使用美元进行融资交易。
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一个有海外子公司的跨国企业可以通过以下循环进行基于本国货币M*的价值增殖：M*-C-M*′。此外，由于初始借款的货币形式可能是霸权货币M$，完整的循环最后还要回到霸权货币，如果霸权货币的购买力或投资收益比新兴国家本国货币强，则转换回霸权货币可以带来进一步的价值增殖，即：M$-M*-C-M*′- M$′。如此一来，使用美元也有利于提高新兴国家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金融投机的增长以及随之产生的闲置储备的增长产生了对美元金融工具的大量需求。由于欠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较低，本国实体产业的投资回报率低，货币常常供应不足，价值疲软，因此欠发达国家闲置储备增长过后往往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金融投机，美国金融系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深入且流动性强的证券二级市场，其可以通过购买流动性强的生息资产来进行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为想要借贷、投资或套期保值的国际市场参与者提供广泛的辅助性服务。因此，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也吸引了对美元金融工具的大量需求。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通过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国际信贷等金融渠道投放美元，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商品服务等贸易渠道回流美元不同，随着国际生产结构的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主要依靠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服务投放美元，通过其他国家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回流美元。由于经常项目持续逆差，净负债持续增大，美元霸权似乎难以为继。但事实上，国际生产结构中分工领域的“中心—外围”体系导致国际货币体系也具备了依附性，这种依附性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结构基础。
肆丨依附性的国际货币体系
传统的“中心—外围”理论的核心在于揭示世界体系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统一的、动态的非对称体系，由于中心和外围国家在生产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由于现代经济以货币金融权力为核心，货币金融权力取决于经济和政治实力，而经济和政治实力又以国际分工和收入分配格局为基础，因而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中心—外围”格局是高度吻合的，美国在不平等的商品和资本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货币金融领域的“中心—外围”结构。
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作为中心国家拥有超中心地位，由于缺乏对美国的约束机制，美国可以通过美元霸权、石油霸权、粮食霸权的联动及对制造业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控制享受来自其他国家的廉价消费品和原材料，并通过向其他国家发行金融产品得到其他国家官方或私人流入的融资支撑其经常账户赤字并为私人企业提供廉价的资金。
外围国家则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以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层是以东亚国家和地区、俄罗斯等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是以拉美国家和地区、中东国家和地区等为代表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对美元的依附性越强。
对于以欧洲等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和美国一样掌握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并且将一部分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分工体系上和美国一样处于中心地位，因此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保持国际收支结构基本平衡，外汇储备规模不大，对美国私人投资较多，得以采取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政府持有的美元现金和美元资产较少，对美国的依附程度较低。但是这些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都不及美国，美国在美元霸权下又同时具备石油霸权和粮食霸权，在地缘、军事和币缘力量上可以压制这些国家，使得这些国家的货币虽然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国际化程度更高，但从原料进口、产品加工到金融服务都无法实现完全本币化，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无法占据中心地位，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美元。
对于制造业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制造业基本处于“微笑曲线”低端，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这些国家只能通过出口大量的低附加值产品获得收益，同时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因而为了使低附加值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价格优势，这些国家倾向于对美国维持本币低估，保持对美贸易顺差以获得美元收入。在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的情况下，这些政府为了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又将其投资于美国国债，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对美国双重依赖的情况下，即便美国财政赤字严重，经济存在泡沫风险，为了不使本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并失去美国这一出口市场，这些国家在货币金融政策上不得不配合美国，为美国经济融资，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这样一来，这些国家对于美元的依附地位被进一步强化。此外，由于美国依靠美元定价和地缘控制掌握有石油霸权，依靠美元定价和农业生产的绝对优势掌握了粮食霸权，美元霸权、石油霸权和粮食霸权的联动作用使得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金融货币市场以及粮食消费均处于美元霸权的控制之下。
对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由于其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脆弱、军事实力落后，美国不仅拥有这些初级产品的定价权，在地缘上也控制着这些国家，因此这些国家倾向于选择美元作为货币锚，采取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其通过出口初级产品获得的美元也以购买各类金融资产的形式回流美国，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也会进一步加深这种不平等性，这些国家的货币体系基本处于完全依附美元的地位。
因此，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对美元的依附程度逐层递增。拉玛·瓦苏德万（Ramaa Vasudevan）指出，与列宁的传统帝国主义模式不同，当代霸权与霸权国家的净资本流入（而不是流出）有关。在“世界货币”依赖于霸权国家的货币负债并采取信用货币这一“虚拟资本”形式的情况下，核心发达国家可以摆脱外部约束，而外围国家将面临更多债务、通货紧缩以及金融脆弱性的风险。美国可以通过美元汇率和美元利息影响全球资本的国际流动。当美元升值时，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将会上升，债务国不得不背上更重的债务负担，甚至需要出售本国资产以偿付债务。当美元贬值时，美元资产储备国的财富将面临缩水。美元降息时，美元资本将外逃至新兴发展中国家，以产业资本或生息资本的形式汲取其他国家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当美元升息时，美元资本将携带瓜分到得的剩余价值返回美国，增加美国国内资本规模和国家财富。
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实体经济领域、货币金融领域、政治领域均有极高的利益关联，这种依附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依赖于美国在国际生产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依赖于美国使用的多种超经济手段。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但美国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机制并未完全解体，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以及石油领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实际上控制着这些国际组织和机制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由于加入这些组织需要遵守其组织规则，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都加入了这些组织，因而美国事实上可以通过制定组织规则干预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这就为维护美元霸权、打压其他国家货币提供了重要的超经济手段。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置的“特别提款权”中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的比重分别为41.73%、30.93%、10.92%、8.33%和8.09%，美元占据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军事手段也是维持这一体系的重要力量。美国是当今世界上使用军事手段最频繁的国家。一方面，美国通过军事手段直接控制着石油产油国，掌握着石油霸权；另一方面，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美国也经常采用军事威胁手段对其进行打压，以获取经济、政治上的妥协。
这些超经济手段虽然并不是美元霸权的决定性因素，但使其他国家脱离这一体系存在高额成本，因而通过与依附性的国际货币体系相配合，美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缓美元霸权的衰落。
伍丨结论
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等性决定了其内生的不稳定性，随着美国实体经济衰落，经济虚拟化程度加深，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在长期可能被动摇。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来讲，虽然其脱离美元霸权难度和成本都很高，但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国家越来越意识到依附美元的潜在风险。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越多，制造业及金融业对美国的依附程度越高；经济体量越大，去美元霸权化的决心就会越强。
通过本文分析可以看出，只有在国际商品关系和国际资本关系中占据主导权才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拥有话语权，因此其他国家的货币国际化过程不能仅仅依靠金融货币体系的开放和自由化，而是要依靠实体经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在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建立广泛的商品关系和资本关系。同时，通过美元霸权的国际化路径可以看出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只有参与国际机制游戏规则的制定才能真正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才有可能清除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种种障碍。在现有国际机制下，美国制定并主导着游戏规则，因此，区域合作便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区域合作以及区域合作范围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有可能产生可以与现有体制机制相抗衡的政治经济力量。
新兴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协商与合作组织，提出了通过成员之间的本币互换、本币结算、互买债券等机制降低对美元依赖度的构想。这一系列措施都旨在提高区域内贸易中的成员本币的使用比例，提升本币区域化程度、降低区域内贸易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平衡外汇储备，稳定汇率，降低金融危机风险。
中国、俄罗斯、日本、欧盟国家等纷纷采取货币国际化战略挑战美元一极独霸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中欧元已经在外汇交易和国际储备中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货币，欧元2000年以来在外汇交易中占比维持在30%~40%，在全球外汇总储备中占比达到20%左右（美元为60%左右）。自2007年以来，我国也开始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通过设立人民币离岸市场、人民币结算试点、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本币结算协议、开放金融市场等举措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
但正如上文所述，外围国家脱离美元霸权体系的难度和成本都非常大，面临诸多两难困境。在缺乏外来冲击的情况下，美元霸权体系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下去，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充满挑战。
【金梦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2期，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