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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哲学

2018-11-3 21:4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0329| 评论: 0|原作者: 陈颀|来自: 保马

摘要: 1939年,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首次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40年,毛泽东为张思德追悼会所做《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反响,“为人民服务”从此成了共产党人的代名词。

四、解放人民与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哲学

(一)“为人民服务”的最高目标与行动准则

《为人民服务》演讲不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为人民服务”思想。在1939年2月给张闻天讨论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的信中,毛泽东这样评价孔子的“知仁勇”理论:

“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

这封信大概是目前从毛泽东著作中能见到的最早关于“为人民服务”的论述。以知(智)、仁、勇为核心的“三达德”,是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儒家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目的是为了教化一种理想的、符合儒家礼教秩序的主体人格。在马克思唯物论看来,以仁为核心的“三达德”,是有一定的阶级限制的。因此,毛泽东强调要用“历史的唯物论”加以批判,并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指出了其主观唯心主义(知)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实质(仁、勇)。其基本论断,如“知”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仁”“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勇”是“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第一段前三句话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最高目标(解放人民)和行动准则(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什么是解放?与许多政治名词类似,解放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来源于liberate这个英语/拉丁语的翻译。从拉丁语的语境中,liberate是一个政治/法律词汇,在罗马法中,就是liberate是指奴隶被解放并“给予自由”之意。“因为奴隶是掌握在他人‘手中’并处于其权力下的,释放乃是这种权力之下解放出来。” 罗马法(万民法)区分了自由人、奴隶以及被释放的曾是奴隶自由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暗示,中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出于奴隶状态中的不自由的中国人民,使得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或者更确切的说,中国革命是不愿做奴隶的人民解放自己,创造和实现自由的历史过程。

什么是人民?抽象地说,人民就是仍处于奴隶状态、有待被解放和自我解放的中国“劳苦大众”。回到现实实践,在当时的中国,哪些群体和阶级属于人民,人民的朋友和敌人又是谁呢?换言之,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阶级,那些阶级属于人民,那些阶级属于敌人呢?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提出谁是人民的“朋友与敌人”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人民的核心主体显然是代表无产阶级(工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和先锋队是其政党共产党。

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在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正如列宁所分析的,虽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层面上,欧洲代表着“先进”,中国所在亚洲代表着“落后”,然而从各阶级追求民主和自由和无产阶级的繁荣壮大角度看,欧洲是落后的,亚洲反而是先进的。欧洲资产阶级联合“衰朽的和正在衰朽的势力”,以反对本国无产阶级,镇压亚洲的民主革命。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因此,中国革命主要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在这两个敌人“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因此,这个阶段的敌人,还包括汪精卫之类的背叛民族利益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用“异常强大”来总结中国革命的敌人。

在这样强大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不可能走和平的政治活动的形式,而只能采用武装斗争的形式。也因为强大的敌人控制着中心城市,所以中国革命必须要把边缘和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牢固的根据地。于是,在革命根据地进行的长期而艰巨的革命斗争,主要表现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中国革命的“人民”主体包括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军农民、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等)以及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正因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以往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毛泽东把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总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有革命就有革命的“领导权”(hegemony)问题。葛兰西用“现代君主”形容现代政党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地位:

“现代君主,神话君主,不可能真有其人,也不可能具体那个个人;他只能是集体意志已经在社会上被承认,或多或少以行动表现了自己的存在,并开始采取具体形式时缩出现的复杂的社会有机体,集中包含着力图成为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集体意志的种种胚芽。……应该对集体意志以及一般政治意志下一个现代的定义:它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真知灼见,并在富有实际效果的历史剧中担任主角。”

在葛兰西看来,现代君主(政党)最重要的两个工作是,一个是组织和促成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的形成,另一个是促进民族——大众的精神和道德改革。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阶级。中国共产党能否真正得到农民阶级的认可,获得对农民的领导权(hegemony),从而形成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是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首先要使广大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之下翻身,并推动他们起来进行新的民主建设。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主要政治基础。“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果不依靠三万万六千万的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正是在工农联盟和领导权意义上,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为人民服务》中“解放人民”与“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两个革命目标之间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创造。与经典作家一样,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的工具强调中国共产党以及革命军队必须为“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大众服务,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因为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首先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最基本的利益诉求。中国农民当时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其中中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贫雇农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因此,正如毛泽东总结的,无产阶级只有与农民特别是中农和贫雇农结成坚固的同盟,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如何才能结成坚固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同盟,又能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呢?教条式的道德说教能否改变农民阶级的精神和道德风尚呢?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为人民服务”不能是一句口号,必须给人民以实实在在的物质福利,改变处于社会被压迫阶级最底层的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就像塞缪尔·亨廷顿断言的,对于一个农业社会,知识分子和城市贫民的结合有可能推翻既有的政府,然而他们却不可能摧毁社会的基本结构;倘若他们想实行社会结构方面的根本变革,他们必须使农民假如他们的联盟。因此,与通常指向政权的阶级更替的政治革命不同,社会革命更强调“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结构与阶级变迁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这意味着,“解放人民”和意味着中国政治革命要同时在农村地区实现社会革命,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和中农获得土地改革和财产权。

因此,中国社会革命的第一要务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予人民东西。在农村根据地,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们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一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 所以,“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要求共产党人做好“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不仅要解决农民群众的土地和财产问题,而且也要关心群众“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等一切实际生活问题。

张思德生前参加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从事烧炭的工作。这个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农民利益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从事如此平凡的烧炭工作的张思德能够成为革命同志的典范呢?因为张思德的工作很好地实践了革命队伍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行动准则。

回到大生产运动的时代背景,中共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1941-1942年面临日本侵略军的“扫荡”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出现严重的财政困难和粮食匮乏状况。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加剧了困难。一是1940-1942年边区连续发生严重灾荒,其中1940年灾荒造成的损失是当地 30 年来最严重的。二是边区由于其特殊政治地位,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员。延安市区的人口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五六千人增加到十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非生产的机关和学校人员。为应对国民党军队的磨擦和包围,1939 年以后还不得不从前方调一部分部队如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回防边区。1941年边区的非生产人员达到7.3万余人,是 1937 年的五倍多,占当时边区总人口的5.37%,远远超过中共中央规定的3%。中国共产党经常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和水的关系, 这时出现的问题被毛泽东称为“鱼大水小”。

要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根本的办法,一是增加生产,二是减少支出。为了增加生产,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早在国共关系刚开始恶化不久的 1939 年, 中共中央就预感到外援是不可靠的,提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 实现半自给自足, 以减少对外界物资的依赖,为以后增加财政收入打下基础。外援断绝以后,增加生产成为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中央提出“ 自己动手”,开展全党广泛参与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大生产运动,既可以增加收入、改善供给,又可以减轻对边区人民群众的经济压力,减轻他们的负担。张思德所从事的烧炭工作,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储备取暖的木炭。如果革命队伍自己不去烧炭,就要摊派到农民身上,成为他们的劳务负担。毛泽东起草的有关大生产运动的党内指示中就提到过烧炭。

烧炭虽然是一件平凡小事,却是在厉行一项与党的生存和发展、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所以,作为革命队伍的一个同志,张思德从事的烧炭工作的出发点革命队伍实现自给自足,不给人民群众增加负担,这无疑是实践“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一个具体环节。

“解放人民”是一个人民自由的最高的政治哲学理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面临的主要矛盾的要求下,这个最高的政治哲学理想却是从革命队伍要“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经济逻辑的展开。这要求革命队伍组织和领导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进行生产,给予人民物质福利,要求革命队伍自给自足、减轻人民负担。张思德是实践“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革命队伍的一员,他的行为同时体现“解放人民”与“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两个不同层次的革命理想。

(二)向死而生:为人民(利益)牺牲的意义

张思德这样的普通革命同志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实践行动是日常化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战斗和牺牲,但是,一旦将为人民利益的服务逻辑上升到“彻底”,就意味着一种服务的政治伦理的出现,这种服务伦理既可以在日常生活实践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工作,甚至能让服务主体克服自身的特殊性和特殊利益,为人民利益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人民服务》第一段后半部分谈到了张思德的牺牲及其意义: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毛泽东的这句话或许可以称为生与死的辩证法。“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无神论面对死亡的态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批判了“灵魂不灭”的死亡观,他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本质,“生就意味着死”,于是死亡就是“有机体的解体,除了构成有机体实体的各种化学成分,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来”。承认人的“必朽”,也意味着承认人在身体意义上有限性,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然而,正是因为在死亡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决定死亡是否有意义的根本不在于死之后会怎样,而在于人如何生活,如何看待和面对死亡。因为人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动物),而且更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从更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而言,正是人的必死决定了人的自由,个体性与历史性的位置。如果人不是有限的或者终有一死的,如果存在永恒的生命和上帝,那么人的自由,个体性和历史性就不可能存在。如果任何一个存在,特别是个体的人的存在,能够在“人死后”永恒的延续,而他/她有不能实现存在的某些可能性,那么这些可能性对他来说或相对他而言就是不可能性。换言之,在这样的不可能性中,人的存在完全是外在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决定的,因而他/她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在黑格尔看来,因为自由不是别的,自由是一种“否定”,是人对自己的“本性”,也就是所有与不可能性不相容的东西的实际否定。科耶夫这样总结了黑格尔的死亡哲学:“仅仅因为人在潜能中是无限的,在现实中由于死亡而始终是有限的,所以人是一个自由的个体,有一部历史,能自由地为自己创造一个在历史中位置,而不像动物和事物那样,仅限于被动地在给定的世界中占据一个由世界的结构决定自然位置”。

拒绝彼岸世界(上帝)的永生诱惑,在一个必死的世界直面死亡,意味着人能够接受死亡的普遍性,拒绝做一个贪生怕死的奴隶(人的自我保存的动物性欲望),为了被他人“承认”的欲望敢于冒生命危险进行斗争。在这一意义上,动物的消亡,就是人的产生。因此,尽管人总是要死的,然而毛泽东强调,死亡并非只是活人化为尘土,不同的死亡产生不同的社会意义。这使得人为什么而死,为什么而活的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在社会意义上,死亡的意义问题意味着死亡不是个人的孤立行为,而是镶嵌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个社会事件。因此,死亡的意义问题在根本上是(个体)死亡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正如科耶夫所言,尽管人在他/她的死亡中“消失”了,然而“只要这种死亡作为意识到生命危险的意志和为了承认而延续,人就继续作为人在定在中而存在,也就是说,超越给定的存在,超越自然。”

毛泽东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阐述死亡观的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有意义的死,比泰山还重;没有意义的死,比鸿毛还轻。司马迁的《史记》,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如何死亡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全书人物传记共112 篇,以被杀、自杀的人物标题的37 篇,以其他形式的悲剧人物标题的约20篇,作品中主要人物被杀、自杀、或带有悲剧色彩的将近70 篇。那么,司马迁是怎么看待个体死亡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呢?

在司马迁看来,什么样的死“重于泰山”呢?刺秦的荆轲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刺客列传》);陈胜吴广反抗暴秦是“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陈涉世家》);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投江而死的屈原是“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游侠见义勇为是“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游侠列传》);门客公孙杵臼为保护“赵氏孤儿”而慨然请死:“吾为其易者,请先死”(《赵世家》);燕国入侵时齐国布衣王蠋高呼“忠臣不事二主”而“自奋绝脰而死”,激起齐亡大夫说“义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禄者乎”(《田单列传》);田横五百壮士自杀是“田横兄弟能得士”。由此可见,敢于反抗强权、见义勇为、重守信诺、忠君报国、洁身自好、捍卫人格的死,是“重于泰山”的死。

那么,司马迁认为怎样的死亡是“轻如鸿毛”呢?他批判谄媚上意、“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的酷吏王温舒被“诛五族”是罪有应得(《酷吏列传》);他鄙夷骄奢淫逸,庸碌而死,“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这是对流亡时期“爱齐女”的晋国公子重耳的批评(《晋世家》);他反对意气用事的死,认为“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也?”(《报任少卿书》)。由此可见,谄媚上意、滥杀滥刑、骄奢淫欲、意气用事而死,是“轻如鸿毛”的死。

马泽东赞同司马迁对于死的意义的两个区分,但在具体标准上,他创造性地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运用“人民利益”作为区分死亡意义的根本标准。前文分析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人民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势力和投靠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其中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替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卖命,替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敌人去死,则轻如鸿毛。因为为侵略者和压迫人民的人而死,是站在人民利益的对立面,对人民而言,这种死毫无意义,而且极为可耻。

反之,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则重如泰山。尽管张思德不是死于战场,而是死于烧炭的窑洞,但是烧炭的工作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张思德为人民利益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为人民服务而死,对于人民而言,其意义重如泰山,值得纪念。

此外,毛泽东在提到张思德的时候用了“同志”这一称呼,强调的张思德的共产党员身份。尽管张思德死前只是中央警卫局一名普通战士,不是什么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但是张思德通过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一个共产党与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彻底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当为人民利益工作”这一经济逻辑加上“彻底”这个强调程度的形容词之后,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的为人民利益工作就不仅仅是一个革命的政策略或者收买人民的利益计算行为,而成为了一个经济计算之上的政治责任问题,因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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