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1949年建国之初，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都比较薄弱。这一阶段双方斗争的 焦点集中于争夺第三方力量——农民阶级。谁在这一阶段争取到了农民阶级的广泛支持， 谁就在接下来的斗争中能获得优势。与此同时，双方在公私合营和税制方面也进行了激烈 的斗争。 苏联无产阶级给予了中国工人无私的、强大的援助。这直接让原本力量并不足够强大 的中国无产阶级有能力推动一化三改造的实施。但是，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苏联的斗争情 况迅速滑向对无产阶级不利的状态。国内的走资派抓住这一机会发动攻击，解决了以高岗 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干部，控制住了中央的经济大权，直接为此后的一系列事情埋下了 基础。 在这一阶段，基层群众首先发展出新的生产关系，中央的先锋队不断制定政策为基层 群众的斗争保驾护航。但由于高饶事件的发生，在后期，中央的先锋队对基层无产阶级与 贫下中农群众的保护和引导力度有巨大下降。中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处于下风，暂时落败 ，但依然完成了一化三改造的任务。 注释： [1]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人口普查统计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分统计。1949年中国共产党 党员详细成分数据见附图1-1。 [2]1949年，刘少奇在和天津民族资产阶级的谈话中和宋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 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 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 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1950年1月，安子文讲到党员雇工问题时说 ：“党员生产发展了，要雇人应允许。”又说：“不允许剥削与允许剥削不矛盾。不允许 剥削，抽象原则是对了，但今天实际情况需要允许。今天剥削比不剥削好。”“应允许所有 的人（包括党员在内）都有单干雇工的自由。”“现在应该让农民尽量发展为富农。”这实 际上是鼓励中国发展富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3]“三反、五反”运动：“三反”运动始于1951年末的 东北地区 ，其主要目标为 中国 共产党 党员，前 中国国民党 党员及无党派官员。内容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五反”运动始于1952年1月，其主要目标为国内的资产阶级。内容是：反行贿、反偷税 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运动的 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极大打 击了资产阶级的势力，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 条件。 [4]山西省平顺县郭玉恩合作社试办的第一年，全社生产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秋后每亩 粮食产量达454斤，比互助组时的1950年每亩增加了112斤，增产32.7%，比同村单干户平均 产量多产出44%。农业生产率也有了提高，1950年互助组每亩地用工十八个，而1951年合作 社则用14个工，每亩所用劳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2.2%。合作社副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副 业收入折合粗粮10250斤，比1950年两个互助组副业生产折合2100斤粮增加了388%，并腾出 八个劳力从事副业生产。设立出互助组原有财产外，又增加了三头牛、两部铁轮车、45只 羊和部分农具。社外的群众纷纷要求入社，到1952年时，合作社已吸收46户，177人。（《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199～P217）山东省莒县吕鸿宾合作社 在1951年组建时仅有三户17人，1952年夏收时，该社获得小麦亩产317斤的好收成，受到华 东军政委员会的奖励。许多农民受此吸引而入社，到当年秋天，吕鸿宾合作社成员由初建 时的三户猛增至五十九户。（《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 下册》，P664～P690）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基层的先锋队首先做出样板示范，再以实际利益鼓动，随即群 众踊跃加入。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能够迅速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5]辽东省辽阳县胡景禄生产合作社就是为了取得政府贷款而组建的，结果因为生产计 划安排不周，造成收支入不敷出，债主每日讨债，社员为此懊悔不已。辽东省委将这种情 况定为组织动机不纯，结果事与愿违，“为了政府贷款而组织的（没等组织好，就向政府 及银行备了案）因未得到贷款而松懈下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 编 上册》，P555～P556） [6]江苏省句容县延福乡富农陈凯富，“以经济引诱的方法”加入仕维海互助组，他把 农具、耕畜借给公用，不计代价，甚至自己给供销合作社推车拉粮，每次将推车所得工资 一万元中抽四千（注：为人民币旧币，每一万元旧币相当于一元第二版新币）给互助组做 公积金用。（《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P171）陕西省蒲城坡上头村富农李春有 和两户雇农组织了互助组，他说：“我的车辆牲口强，人力缺，100多亩地，往年雇一个人 ，连吃带拿，得八石多麦。在互助组里，只出三石麦子就行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下册》，P615） [7]耿长锁在演讲中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优点太多了，说也说不 完。”（《河北日报》，1952年9月18日）李顺达也说：“社会主义以前光听说好，社会主 义究竟个什么样子不了解，现在可完全明白了。”（《山西日报》，1952年9月27日） [8]该村所有的磨粉家具和大车都被合作社控制起来，村干还威胁群众说，不入社就不 能再用这些家具，以强迫农民入社。（《人民日报》，1953年3月24日） [9]随后村支书问群众：“还有入社的吗？”当即就有十多人举手。后来有群众反映道 ：“看那架势不入不行，咱怕斗争坦白。” [10]河北博野县二区有村庄在唱戏时，让组织起来的农民坐在前面，单干农户坐后边 ；三区的某村干在单干户前声称：“十天以内组织起来，如果组织不起来，每人背十斤米 到县受训。”阜平县上堡村干部在房上高喊：“单干耻辱，入社光荣！”该村还规定，后 入社的是候补社员，要完成社内分配任务。而且也没有发言权。（《中国农报 》，1953（8）） [11]1953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信，严厉批评并 反对此事，并说：“此事我看报始知。”毛泽东又尖锐地提出，新税制改革的方案是有利 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高岗和饶漱石随即在中央会议上对走资派提出批评。 [12]孟泰不顾刮风下雪，跑遍厂区，并动员本组十几个伙伴，战冰雪，斗严寒，搜集 废旧材料和零备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搜集了千种材料，上万种零备件，堆满了整整一 间屋子，这间屋子就是后来誉满全国的“孟泰仓库”。1950年8月，鞍钢4号高炉的炉皮烧 穿，发生了铁水遇冷却水爆炸事故，孟泰闻声冲上炉台，冒着生命危险摸到水阀门前，关 闭了阀门，排除了险情，制止了恶性事故的继续发生，保证了高炉的安全生产。这年初冬 的一个晚上，高炉水门被堵，孟泰踹碎水道表面冰层，跳入其中，俯身抠除堵塞的杂物， 使高炉循环水线恢复畅通。工友们把孟泰从冰水中拉上来时，他已冻得浑身颤抖，嘴唇发 紫。经历十几次抢险之后，铁厂工人敬佩地称呼孟泰为"老英雄"。 从1950年春招工到1953年秋，王进喜一直在老君庙钻探大队当钻工，他勤快、能吃苦 ，各种杂活抢着干。他说，党把我们当主人，主人不能像长工那样磨磨蹭蹭、被动地干活 。1956年，王进喜担任了贝乌5队队长，带领贝乌5队在石油工业部组织的以“优质快速钻 井”为中心的劳动竞赛中，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祁连山上立标杆”的口号，创出了 月进尺5009.3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10月，王进喜到新疆克拉玛依参加石油工业部召开 的现场会。贝乌5队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王进喜被誉为“钻井闯将”。 [13]高岗自杀事件目前依然存疑。根据走资派在今天公布的一些资料，我们有理由认 为高岗有较大概率是被走资派暗杀或鼓动自杀的。走资派买通负责看守高岗的警卫，将大 批报道了无产阶级计划经济官员被撤职羁押的报纸交给高岗，极大的打击了高岗的信心 。1964年，毛泽东曾经直言：“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 [14]这场运动采取了以往“运动”的常见方式，先是政治动员，部署。然后是召开大 会，积极分子们纷纷上台表态，最后批评落后，大会在口号声中落幕。然后是敲锣打鼓， 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完成。 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先以先锋队进行宣传动员，再以积极分子做示范，最后批评、打 击落后分子和敌人。先锋队和群众在这里是团结在一起对敌斗争。 [15]四马分肥实行定息之后，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 资产，实际上则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 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了整整七年不变。到了1963 年，又决定延长三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 [16]根据《人民日报》1956年1月18日社论《在公私合营的高潮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 》一文，在1955年11月，天津市有私营工厂7，949家，共有工人职员84，924人，其中仅仅 873个厂共有党员2，673人，而7个区的车具、橡胶、制革等6个行业中的党员就占私营工厂 党员总数26％强。私营商店9，060家，共有工人职员32，222人，其中党员344人，分布在 163家商店，而7个区的百货、糕点等5个行业中的党员就占私营商业中党员总数的34％强。 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这种情况显然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很不相称。 [17]公私合营，再加上利用粮食统购统销等政策对国营工业企业建设的强力支持，到 1955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59％上升到63％，合作社工业 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4％上升到5％，公私合营工业 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12％上升到 16％；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则由1954年的25％下降为16％。全国私营工业有3000余户转为 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全国共有18万户私营商店转为公 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在纯商 业机构的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公私合营商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 74％上升到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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