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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如何在晋察冀教育干部、重建农村基层组织

2018-11-10 23:3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729| 评论: 0|原作者: 阿蒙|来自: 察网

摘要: 无论征收公粮、带领群众致富、救灾、动员群众参军、打鬼子、防病等等都必须依靠广大的边区基层干部去做工作。中共实行“三三制”很多地主、商人在内的非党人士,纷纷加入村政权工作,但是村长始终牢牢掌握在贫农出身的党员手中。周恩来在国共谈判破裂后,有民主人士对他说,希望中共屈从于蒋介石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从土里钻出来的,还怕压力吗?”决定物体是否稳定不在于其几何中心,而在于其物理中心,正 ...


无论征收公粮、带领群众致富、救灾、动员群众参军、打鬼子、防病等等都必须依靠广大的边区基层干部去做工作。中共实行“三三制”很多地主、商人在内的非党人士,纷纷加入村政权工作,但是村长始终牢牢掌握在贫农出身的党员手中。周恩来在国共谈判破裂后,有民主人士对他说,希望中共屈从于蒋介石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从土里钻出来的,还怕压力吗?”决定物体是否稳定不在于其几何中心,而在于其物理中心,正是中共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才能牢牢的掌握政权,才赢得了未来的中国。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国民党擅长上层建筑,共产党擅长基层组织。”传统的封建社会农村基层权力把握在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士绅手中,他们把持着经济权、司法裁判权、教育权、宗教权、宗族权,为了动员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参加抗日,必须对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加以变革,这又出现了另一种矛盾——农民长期以来远离文化教育,这就需要对新的农村基层权力掌握者加以教育,使党的方针、政策得以贯彻、实施。

决胜国民党的地基:共产党如何在晋察冀教育干部、重建农村基层组织

边区成立前的农村

民国时期华北大地的乡村权力多由土豪劣绅操纵把持,他们“图私自利,流弊所至,不可胜言”。在冀中、冀东地区,土劣势力猖獗。以文安县为例,“地方行政机关,操诸封建残余,高利贷资本家和一般土劣手中”,“民众有人控告他们,他们挟其势力,要挟县长,敷衍了事,若不然便同县勾串一起,敲诈欺压,乡民如到省府,他们有的是公款,运动官府,民众冤气,绝难得伸”,“以致地方情形,窳败到无以复加,每况愈下了”。该县保卫团的“副团总把团丁视为私有势力,常藉之欺压乡民,敛财肥己”,“民众稍有拂逆,动辄率团逮捕痛殴”。此类豪绅的武装组织特别严密,县有县立民团组织,一区或几个村子有村子的私人武装组织。豪绅家庭便是民团局子,随便捕人、押人、枪毙人,“官厅完全靠他们来维持治安”。其中山西军阀阎锡山选举村长最能体现其阶级本质。阎锡山属下的山西村制规定:村长及村副产生的条件为:年龄在30岁以上;诚实、公正、有文化;分别有资产一千圆和伍百圆。此规定其实就已将农民拒之门外了。并且阎锡山的“村制”,虽“名义上宣传是为了地方自治,而主要动机则是社会治安和征收赋税。”士绅把持农村基层权力的结果如彭真说:“国民政府一切政令到县级或区级即往往‘寿终正寝’变成废纸”。

农村基层组织权力的重建

决胜国民党的地基:共产党如何在晋察冀教育干部、重建农村基层组织

1943年阜平城厢妇女给当选为正副村长带光荣花

毛泽东说:“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1)边区的发展急需干部,八路刚到边区那阵子,马夫、炊事员都被抢走,有的当了新部队的营长,有的到了地方当县区级干部。1939年8月10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在会议中提及:“1938年1月,在边委会本身平均一个处的干部不超过5人,有40个县政府的干部很缺乏,科长、科员数量仅有按规定的一半;区公所干部缺额1/3”。毛泽东说:“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2)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回忆,“当时一般群众尚在观望,而大部分游民则因无身家之累,对现社会又少留恋于是首先奋起与少数积极革命分子一同作了开路先锋”。党动员群众通过选举的方式合法重建基层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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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县一区郭家庄选举

以1940年冀中七个县的村选结果为例:冀中定南、安平、深极、饶阳、博野、蠡县、清宛七县村选结果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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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由上表可知以往农村的权力结构发生了转移,边区村政权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从少数人专政的政权转变成了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村政权。晋察冀边区在1938年1月至1939年2月间,进行了普遍的村选、区选。此次村选是在反贪污的旗帜下进行的,通过清算村帐撤换了鱼肉乡民的村长,由村民大会选举了新村长。但这次村选不彻底,新选出的村长,要么“换汤不换药”,要么“抓大头”,要么只是为了应付局面,“选了一些流氓”。选举中除了暴露出参加选举的人数少,也暴露出“村政权之脆弱无力,不足以适应战斗环境担当战斗任务,在(民国)二十七年最末一次粉碎敌人围攻中,暴露的最为明显。”想象与实际相差的太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边区农民政治、文化低的原因;也有“把封建国家的肢体片断的割下来强装在新政权的躯体上是不行的”,边区不顾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教条主义。边区一面对农村基层选举制度加以变革,一面对基层干部加以教育。

由下表可知。

决胜国民党的地基:共产党如何在晋察冀教育干部、重建农村基层组织

资料来源: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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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边区村选人民讨论选举能为人民服务的村干部

中共选举贫民当村长并不是知识越低越好,相反文化水平低有很多的弊端,边区村政权已经打破了以往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担任村干部的传统,文化低只是表象,根本原因在于阶级差异——穷人没有机会受教育。没有文化的人不再受到歧视,只要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样会得到人们的尊敬。高学历的人不参加村政权选举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原地主阶级出身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八路或边区政权,留在村里的都是落后的知识分子。这样说明边区村政权是惠及所有人的,并为不同阶级和文化水准的人在竞争村干部上提供了合法对话的平台。

文化低的后果:1939年《晋察冀边区政权工作检讨报告》总结:“对于我们的政策法令指示,县长科长秘书以上的干部与区长有一般的了解,科员、助理员、办事员一般的还了解很差。村区政权一般还只是停留在接受命令执行的阶段,对政策法令指示了解的部分还很少。”(3)有一部分干部对于减租减息的政策缺乏深刻的认识,很多干部只知道“二五减租”的口号,并不了解怎样贯彻。村干部一般知道“减租25%”这么个概念,并不能领会地租最高只能达到37.5%这个限度的意义。地主因此钻了空子,许多佃农被欺骗。因为文化低造成对党的方针政策不理解,不能有效的执行。农民受自身文化、小农意识等影响,加入中共政权只是身体入党,思想还与“列宁党”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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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平峡裕选举区代表时妇女上台竞选

由于边区村干部受旧同乡村办事员工作作风的影响,“对民主抗日村政权没有明确的认识,认为当了村干部即是作了八路军的官,居在民众之上,独断专行,不听取群众意见,不会运用民主,甚至形成强迫命令打骂作风,上打下压脱离群众”。平山县边区唐家沟村长,“生活腐化,男女关系不正常,(工作)强迫命令,老百姓呼之为土皇帝,行为腐化,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村中事情一手包办,对上支应,对下压迫,在村领导全体干部赌钱,老百姓谁也不敢报告一声。他曾说:‘谁报告了我们,小心你们的狗腿’。”在1942年村选时被县政府撤职,群众要求从严惩办;有的搞封建式感情团伙,如行唐某区区干部间“拜把子”,互相称大哥、贤弟;官僚作风严重。如平山洪子店区曹家庄支部内部不团结,一年多不处理。米峪人口失踪案几年处理不清。行唐西彩庄支部经过4次整理,上级指示、决议发到党小组不闻不问;政治觉悟低、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井陉一区武委会主任赵树林在反“扫荡”时悲观失望,不设法领导群众进行对敌斗争,他自己跑回家,强调困难,说工作不能坚持。平山、平定等县的区工会主任、农会主任等在反“扫荡”开始即跑回家不做工作,反“扫荡”结束才回区机关,甚至平定几个干部竟然吓的跑到了北平、石家庄躲起来;还出现过很多过左的现象,比如某些干部认为斗争就是杀人,把一些地主吓得跑到北京、天津躲起来;群众针对基层干部出现的种种问题说:“共产党好,八路军好,可我们村xx真不像共产党。”严重影响了中共在人民群众间的威信,不利于团结各阶级人民抗战,必须对基层党员干部加以教育才能解决。

干部教育初起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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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霸县村干部训练班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决议案》中就规定:“扩大干部教育,广泛地设立各种干部训练班、短期学校等,造就干部人才。”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强调“干部决定一切,不加紧培养青年干部,则抗战纵然能胜,建国亦难期成。为此特号召各专员公署各县政府用最大的决心培养大批的村区干部。”中共的干部教育不仅仅局限于抗战胜利,目光是极为长远的。1938年1月,在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上规定,教育处下设教育科,负责干部教育工作,各专区、县、区和村的党委和党的宣传部门,都设有教育科或国民教育科,对党的各级各类干部进行教育、检查和督导等。

边区各群众团体联合举办的“边区群众干部训练班”开学,第一期共有学员123入;农会31名,工会22名,青救会25名,妇救会20名,牺盟会25名。(4)冀中区于1938年和1939年两年间举办的干部训练班有数字可统计的,共训练小学教师6354人,内女教师占10%;县区级行政干部444人。内有女23人:税务干部135人;合作社干部1094人,内有女6人。(5)各县区都有计划地训练村级干部,并办理自卫队、合作社、村委员会主任等专门训练班。冀中各县基本是“普遍实行训练村干部一次”。有的村还自己组织干部学习,如唐县中远城村把全村干部组织起来,建立学委会,村长担任主任,小学教员任教员,下面分组,建立宣讲班。例如望都县到1940年秋共训练各种干部1043人。(6)五台县政府在1939年2月到1940年8月相继在耿镇、西奔石村,举办过四期师资训练班,每期2个月,共训练500余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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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民主讨论村选举

贫农出身的干部由于长期排除在受教育之外有机会学习“要求进步的心特别迫切,肯下苦功夫,所以进步很快”。比如冬学教育两年后,晋东北这个封建残余比较浓厚的地区,绝大多数群众都脱离了过去目不识丁的状态,一般的群众通过学习“能够开路条,写简单的信,记账,特别是村级干部和区干部,⋯⋯进步更快,他们都已经能作简单的工作报告了。”

此外,还有军事课,讲游击战术、夜间战术、侦察联络、防空防毒等常识。时间长短因训练对象与目标的不同而不同,并据此增减各种课程的教学比重。教学方法,根据学以致用的原则,教学并重,教员与学员完全打成一片。教员深入到学员中,帮助启发、质疑、研究、讨论、开展自由辩论。在生活指导上,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学生自由选举成立学生自治会或俱乐部,自己管自己,但必须自觉的严格的遵守集体的军事化的生活纪律,养成吃苦耐劳、友爱互助的习惯,适应敌后战斗环境。

参加训练的绝大多数是工农青年知识分子,进步很快,毕业分配工作后,多能负责并积极地为人民服务,坚决顽强地和敌伪斗争,他们成为创造与建设根据地的坚持敌后抗战的一支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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