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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是必要的,成绩也是主要的

2018-11-15 22:4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3583| 评论: 0|原作者: 陈东林|来自: 察网

摘要: 三线建设,是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叶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战略,历时15年左右,国家共投入2052亿资金和近千万人力,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各省腹地,建设起了近2000多个大中型企业、科研和基础设施。其规模堪称建国以来空前的壮举。
从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反映的数据看,三线企业成功或基本成功的占90%以上。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个,属于第一类即布局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占48%;属于第二类即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属于第三类即有的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至今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只占7%。这个数据说明,那些说三线建设主要是浪费,建成的只有30%的判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三线建设,是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叶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战略,历时15年左右,国家共投入2052亿资金和近千万人力,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各省腹地,建设起了近2000多个大中型企业、科研和基础设施。其规模堪称建国以来空前的壮举。

从1964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三线建设战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关于三线建设的评价,国内外仍然有较大分歧。否定三线建设的观点,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是三线建设是把战争估计得过于严重,是毫无必要的战备举动;二是三线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有人认为,我国当时过分地估计了战争的威胁,三线建设决策有严重失误。“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从其指导思想都是“左”的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个计划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这给我国经济造成了极严重的损失。三线建设明显违反经济原则,导致空前规模的资源浪费。三线建设中“只有一半的工厂按设计计划改造完成,其余的只有部分完成(30%)或者根本没有完成(20%)。足有1/3的投资被浪费”[1]。还有人指出,“尽管我国在任何时候也没有打算对他国发动战争,却对别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和‘亡我之心’作出了过高的估计。”“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长期总是从最坏估计出发,势必导致工作重心的错误转移。”还有人指出,三线建设是“基于对形势的不正确判断,让客观迁就主观意志,以政治目标取代经济目标,依据这些扭曲了的信息和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意志来配置资源”。[2]由于“巨大的浪费”,“应属重大的政策失败”,是“无发展的工业化”[3]。

因此,在新的视角下重新评价三线建设,不仅是时隔近半个世纪的反思,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我们的评价更加科学、全面的需要。

一、根据美国新解密的档案审视,三线建设决策是否对战争威胁估计过于严重?

长期以来,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的争论,都拿不出事实证据来说明当时战争爆发威胁是有还是没有,到什么程度。

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满30年,由于美国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一部分终于被曝光解密,证实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不仅仅是设想而是变成了具体实施方案[4]。这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美国间谍卫星和U—2高空侦察机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和包头核工厂。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不久,美国总统肯尼迪派哈里曼出使苏联,向赫鲁晓夫试探“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但赫没有同意。1963年9月,蒋经国访问美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会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核设施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一个以多批次常规武器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的应急计划。

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又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绝密报告。当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

这份最为重要的报告至今没有解密,但从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官员拉斯詹斯1964年12月14日的一份绝密评论报告中可以得知基本内容:

该报告考虑了四种摧毁办法,现总结如下:1.公开的非核性质的空中打击(假定单靠美国执行)。为把中国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摧毁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打击水平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2.报告还谈及一点,美国试图使自己摆脱干系的任何特别努力都很容易被人发现。3.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由于缺乏这类条件,这一点已被否定。4.空投破坏小组。结论是一支100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在约翰逊提交报告时,这种可能性据称已得到严肃认真的分析。[5]

三线建设是必要的,成绩也是主要的

1965年邓小平视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1965年12月1日,邓小平到达渡口市(今四川攀枝花市)后,视察兰尖铁矿、弄弄坪厂址。代表党中央,批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方案。图为邓小平在观看攀枝花钢铁公司厂区规划模型

1964年9月15日,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举行了聚会,他们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10月,美国给台北拍了一份电报声称,轰炸罗布泊中共核基地的计划将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行动。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应该说,不能把美国的这些计划就视为即将执行。但是,在美国和中国在越南战争中已经军事对抗的情况下,距离美国认为可以发动袭击的“军事敌对”条件,也只差一步之遥了。

那么,中国领导人当时是否了解到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如果不了解,三线建设决策未必就是有的放矢。

笔者看到的档案证明,在原子弹将要研制成功时,中国方面已经了解到,美国正在策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1964年9月16、17日,也就是美国最后讨论对中国核基地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由军委和国务院负责人组成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有人提出在1970年待三线地区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核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原定10月爆炸。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附上罗瑞卿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6]。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

半年后的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讲话,证实知道美国的袭击计划。他说:“我们的原子弹爆炸前夜,麦克纳马拉就改了口气,他说,中国的原子基地是可以轰炸掉的,可是五年以后又出来了。这个估计完全正确。这是第一句话。他说的第二句话是,我们虽然能够把中国的原子工业基地消灭,但不能消灭他们科学家头脑里的核知识。”[7]

1969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下掀起的。

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边防军全歼入侵敌人,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这时,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进行了研究。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还有一个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两颗原子弹难以消灭其抵抗,反而会使苏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1978年叛逃美国的苏联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回忆说:“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最后,“政治局的激动情绪冷静下来,并且加强了勃列日涅夫的中间派立场,即不进攻中国,但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8]

2004年,专门研究这一事件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乌索夫对笔者说,他认为苏联当时并没有真正核打击中国的计划,只是想逼迫中国回到谈判桌前来。核打击的消息是苏联有意散布出去的。但无论如何,这种赤裸裸的核威胁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

1969年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已经向东欧国家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9]。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战备命令,要求全国军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9月16日,有苏联高层背景的西方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庆口号,毛泽东亲自增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北京和各大城市都开始紧急疏散人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疏散到南方。9月23日和29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试验,表示了坚决抵抗的姿态。在严峻的战争威胁面前,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并非无的放矢。但是,这两次还都属于威胁,并非马上要发动战争,那么毛泽东和中央当时是不是反应过分?

档案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也是有战争打和打不起来两种考虑的。问题不在于哪种可能性大,而在于忽略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在拿国家命运赌博。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使得出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的分析,也不能不考虑对方违背理性的行动。进行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基地是最明智的选择。

最后,还应当考虑到近代历史对中国人的巨大心理压力。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几乎不到15年就要遭遇一次;加上二战后最大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又都发生在中国的友邻,把中国卷入。作为一个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没有后方基地的落后大国,作为指挥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领导人,没有强烈的备战观念、即使是过度的估计倒是不可理解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说三线建设决策是对战争威胁估计过于严重,更不能轻率地说是无的放矢。因为,有准备而战争没有爆发,至多是造成一些浪费;没有准备而遇到战争,则要面临遭受沉重打击甚至灭亡的巨大代价。两者的损益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为国家安全付出的代价也是必需的,好比一个人买了保险,而意外事故没有发生,不能因此就说买保险是浪费。

20世纪90年代初期,特别是海湾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高科技优势对伊拉克、南联盟等国家进行空中精确打击取得的入侵战争胜利,使中国领导人重新关注战备后方的建设。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视察四川等三线建设企业时讲话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1993年他又题词:“让三线建设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不仅从历史上肯定了三线建设,而且强调了新时期发扬三线精神的重要性。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讲话,也充分肯定了三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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