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何以席卷中国农村？

近年来，农村地下教会的蔓延和发展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讨论。正如本文所指出的，一方面，人们是出于一时之需而信教，如疾病、贫穷，另一方面，精神寂寞和生活不确定性带来的信教则更为广泛。

 

尽管知是非、辨正邪的村民不少，但宗教管理的缺位、基层组织本身的治理涣散，某种程度上也为正邪难分的农村教会发展留下了较大空间，其未来影响尚待观察。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出于实用和迷信而信教

在苏北D村调查家庭教会，完全是个偶然。

进村的第三天下午，被访者因有急事，突然结束离开。4个人闲来无事，就随机找村民聊天，一个叫潘梅的妇女在家门口没说几句，便讲起了信教经历。

潘梅以前患有鼻窦炎，每当病情发作便会头疼，有时甚至全身不舒服。潘梅先后去了县市多家大医院，反复治疗也无效果。一嫂子知晓此事，便向她传扬信教好处。既然患难的人都进了教会且看起来不错，天天吃药打针无论花多少钱也不见效，信一下不要钱的耶稣为什么不可以呢。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潘梅进了教会，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她感觉身体好了些，混沌的心理产生了对宗教的好感。2005年，潘梅家计紧张，她就托人在南京找了家工厂，收拾妥当后准备第二天出发。没想到出门那天，家里养的8只鸭子突然趴下，任凭怎么驱赶都站不起来。这些鸭子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为何她只是决定暂不信教就出了事。她突然间感觉到对神不忠的莫名恐惧。

那天刚好是周三，教会照例要做祷告，她赶紧到教会祷告并忏悔，希望神不要怪罪她的鸭子。等她祷告回来，家里鸭子竟然正常，她认为神在对她警示，自己不该出去打工，于是就留下来，更热烈地信教，现在她已是MZ教会的负责人。

D村还有很多或者因病因贫和天灾人祸信教，或者是因祈求家人平安而信教的故事。当然也有特殊原因，如MZ组有个妇女，第一胎生了女儿，她极其想要生个儿子，邻居就劝她到教会祷告，没想到后来果然生个儿子，她觉得这个儿子是神的恩赐，专门定制一面锦旗送到教会，不仅逢人就夸儿子的“天命”，而且也进了教会，且带上4岁的女儿。

信教的故事林林总总，信教的主体却是妇女和老人，据知情人透露，MZ组有70%~80%的人都信教，上了年纪的人，70%~80%的人都去教会。说是教会，D村除一家稍微正规外，其他3个较大的都是家庭教会，还有很多小型家庭教会。现在D村不少妇女老人都养成进教会的习惯，家人（包括自己）身体不好的，家庭矛盾不休的，现实生活受挫的，都会到教会洗涤内心，念念经、做做祷告。

受村庄信教氛围的影响，教会扩张速度很快，现在20~30岁的人也会信教，他们平时去南方打工，一到节假日回来，都会去教会祷告。家家信教的后果是，有些小孩很早就受教义濡染，心智成熟后就成为笃信的教徒，村民也极易将生活本身迷信化，对奇迹或变故进行神化解释。

有个30多岁的教徒“做见证”时说，她年轻时曾一度困惑和迷茫。乡村路灯为了节约，平时都不开。有天晚上她走夜路，突然路灯全部亮了，顿时眼前一片光明，她坚信是神的指示，带她走出光明，勇往直前。

该教徒的“见证”很神奇。从生活常识来说，她应该是受到挫折，然后经过自我反思和沉淀，逐渐强大并拥抱现实的。她却用一次奇迹来说明收获的心灵平静，让那些正在痛苦中的年轻人看到了信教的好处。正是各种“做见证”及相互交流，让那些人相信神的存在是真实的，只有神能保佑实现愿望、治愈创伤。

教会的发展与纷争

D村是普通的农业型村庄，村民主要靠打工和种田来谋生。对于在村的老弱妇孺来说，公共文化生活的缺乏实在是件要命的事。

有老人反映说，在家里待久了，不仅浑身疼痛，还会憋屈和烦闷。但去村里走走，又为无人可聊天、无地可坐下而失落，还是要无奈地回家。D村的红白喜事上也会有歌舞和小曲，但那些露肩膀、露肚脐，甚至有淫歌艳舞露天表演，尚有羞耻感的妇女老人不屑观看。

如果说因病因贫信教只是一时之需的话，因精神寂寞和生活不确定性带来的信教则更为广泛。要满足村民的精神生活需求，不仅需要物质配备，还需要理念引导。D村的一些教会为了吸引信众，发展自己，上演了各种教会分裂的故事。

D村最早信教的人叫刘祥，他今年71岁，信教40多年。开始信教是因为妻子失去理智，说哭就哭，说笑就笑，有时说见到了鬼。刘在亲戚的介绍下，偷偷陪妻子信教，不久，刘自己也信教了，开始他们还偶有聚会。

D村所在的S县于1950年成立“三自”教会，在各乡镇片区有负责人，50人以下不设教堂，只设立祈祷组联系点。凭借执着的信念、灵活的策略及秘密的机制，刘祥度过了艰难时期。1988年国家恢复宗教信仰自由，S县的地下教会打着“三自”的名义暗地里传播。S县统计的全县信徒有10万人，其实还有很多教会没有上报。我们在D村调查的4个教会只是规模较大，还有一些分散流动的聚会点，只有刘祥的教会经过上级认可。

刘祥1988年到邻村学习，那里有个20多人的教会，因为对负责人的脾气、做事看不惯，另外，刘觉得负责人讲授的不合真理（其实是刘与负责人争夺领导权失败）。一个月后他就回家，随后在ZX组找到另一个教会。教会发展到30多人时，“奉献”开始增多，遂设立会计、保管员，当时经常有撬“奉献”箱偷钱的情况，没过多久该教会宣告解散。刘说，“教会要有好名声，要有好行为，私自克扣发展不久”，他又回家呆了几个月。本村有教徒鼓动办教会，刘就在家里搞教徒聚会，第一个安息日时有十多人。几个月后，邻村的村长批块地给刘祥，主要是他的家属信教，请求村长支持教会活动。刘祥就鼓励信徒“奉献”和家属捐赠，很快集资上来7000多元并盖起3间房屋。

因为有正规场所，又有村长支持，刘祥的教会发展很快。刘祥为了扩大影响，积极支持村庄公共事务，还帮忙村里做宣传。在农业税时代，村里下达任务，刘要求信徒带头交，赢得村干部赞誉。不久，他又找到村里，要了些土地用于扩建，给地的是个小组长，他说，基督教教人向善，拥护地方治理，信教是件好事。新建成的教堂花去3万元，可容纳100多人，信徒们“奉献”几千元。剩下的钱除开找人捐款，刘祥先垫一些并四处借钱，当然，剩余的费用也是从后来的“奉献”中补偿。

从刘祥的信教经历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刘信的并不是“三自”教会，否则，他在大集体时期可进入正规教堂，按照国家对宗教的定义，除了“三自”教会，其他教会不合政策要求，其发展也是受排斥的。改革开放后家庭教会崛起，刘祥的信教活动从地下转为地上，并于1993年得到宗教部门的批准，主要是他所从事传教活动正常，且规模比较大。

刘祥也按照“三自”教会的组织模式设立堂委、传道员、领唱员等。他的教会后来也出现分裂，主要是教会内部争夺权力，然后一批人出走，成立新的教会，前后有两批人自立门户，总共带走100多人。分裂的教会相互不来往，刘祥说，“忠诚的信徒，拉也拉不走，就算出去了也会再回来，不会去别的教会，要是去了其他的教会，神不会保佑他的”。MZ组有个从刘祥那分离出的教会，通过堂委的不懈努力，很快聚集起来30多人，负责人用大家“奉献”的钱买个老房子。不过，也是同样的问题，堂委之间有矛盾，又有分赃不均的问题，该教会再次出现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