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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的两种不同解释

2018-11-16 23:4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3218| 评论: 0|原作者: 大卫·科茨|来自: 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之间的竞争是上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以及遵循这些思想的政策会让中国偏离真正的经济进步的道路,偏离真正的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偏离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之间的竞争是上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以及遵循这些思想的政策会让中国偏离真正的经济进步的道路,偏离真正的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偏离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如果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快速发展将会被扭转,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将会被消除。

大卫·科茨:关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的两种不同解释

大卫·科茨(David Kotz),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苏联与俄罗斯问题专家,常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苏联问题以及中国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现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主席。主要著作有:《自上而下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1997年,与弗雷德·维尔合著)、《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苏联体制的终结与新俄罗斯》(2007年,与弗雷德·维尔合著)、《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21世纪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2010年,与特伦斯·麦克唐纳、麦克·里克合编)、《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衰》(2015)等。

大卫·科茨教授是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批判在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科茨教授也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在受聘于上海财经大学后,每年都会多次来中国授课、讲座或调研,对于全球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为了让国内学界更好地了解科茨教授的理论思想和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国际思想评论》编辑部副主任刘子旭对科茨教授进行了采访。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

▲(采访者简称▲,下同):科茨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此次采访。您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美国广为人知;在中国,特别是在高校教师和学生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您和您的观点。您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今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因为它为分析中国的发展、发现中国继续发展面临的障碍以及找到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第一,它们提出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进步的观念。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及其潜在障碍给出强有力的分析。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中的主导思想都与主导阶级的利益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密不可分。

▲: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不适合于中国。

●:自由主义者及其在经济领域的继承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者,在人类进步、经济增长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联等方面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为中国的继续前进指明道路,而基于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建议如果被采纳,则会终结中国的快速发展。

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

▲:为了帮助我们的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今世界以及中国发展的背景,可否请您先简要地谈一谈“自由主义思想”或自由主义,以及它们和今天经常被提及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关于“人类需求”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对于各种个体“需求”的满足方面。自由主义认为,社会是个体的集合,社会福利是一个社会中所有个体的福利的集合。按照杰米里·边沁和19世纪其他自由主义学者的说法,个体的福利是一种“让需求得到满足的效用”,它主要来自对商品的消费。在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闲暇”也是一种商品,它只是在工作挣钱之外所消耗的那部分时间。自由主义思想家假定,在没有外力束缚的情况下,个体会以最为有效的方式追求“效用最大化”。因此,个体的自由,即不受压迫和束缚的自由,不仅本身值得追求,而且对于想要通过个体自由选择来实现福利最大化的社会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

自由主义思想把国家视为“必然的邪恶”,因为需要它来实行一些必要的功能,如维持秩序、执行契约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等,但是要想完成这些任务,国家必须拥有诸如征税、监押违法者等强制权力。自由主义思想提醒人们,因其所拥有的这些强制权力,国家是个人自由的潜在威胁,这一主张进一步衍生出了“自由市场”的信条,托马斯·杰弗逊的名言或许是这一信条的最好表达:“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

自由主义思想包含了两种人类历史进步观:第一个进步观,指人类历史总是朝着追求更大的个人自由前进,基于自由劳动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被视为进步的终点,包含着最大限度的个体自由。劳动力市场取代了先前的强制性劳动体系,而消费品市场让个体自由选择能够带来最大效用的商品。古典经济学思想描述了第二个进步观,它涉及经济表现。新古典主义思想家主张基于私有制和市场竞争的经济制度不仅包含了个人自由,而且取得了最佳的经济成就。亚当·斯密被认为首先提出了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对整个社会有利的观点,后来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家进一步发展和狭义化了亚当·斯密的主张,引入了数学模型,试图证明这一经济模式在使用现有劳动力和物质资源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时候能够实现“最优”的效率。

最优是很强烈的表述,它的意思是任何其他经济制度都无法取得更好的结果。它还包含一个更强的暗示,即任何其他制度,如社会主义,都必然在效率上处于劣势。新古典经济学还声称私有财产和市场竞争制度在资源的有效配置之外的三个方面取得了最佳结果:(1)个人收入的最优分配,因为每个人的收入都反映了其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的贡献和为此所做的牺牲;(2)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过程;(3)迅速的技术进步。试图证明私有制下的市场竞争实际拥有最佳效率的主要人物在20世纪70年代终于得出结论:这一主张在任何一套合理前提下都无法被证明。关于最优收入分配、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主张从来没有严格证据的支持,如今很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已承认仅有私有财产和市场竞争的经济体系会有严重的问题,而政府和工会这样的非市场机构可以提高经济产出。尽管如此,私有制和市场竞争是理想经济制度的代表这一观念仍然存在于西方大学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中,并且构成了新古典主义思想的根本信条。

在私有制和市场竞争可以带来最佳经济产出的假设前提下,自由主义思想进一步强化他们的主张:历史进步就是朝着资本主义前进的运动。从强制性劳动制度向自由劳动制度的演化不仅代表着朝向个体自由最大化的运动,而且还是向最优经济表现的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内,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激进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压力下,西欧和北美的国家也会通过干预经济、为个人提供更多的经济保障等方式来缩小收入不平等。在这个阶段,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至少部分地吸收了凯恩斯的理论,提出了“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的说法,成为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主导。这一方法背离了先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版本,转而认可市场经济中国家管制的重要作用。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旧自由市场版本又回来了,开始排斥凯恩斯的观点,重提不受管制的市场经济的最优性信条,私有制和市场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前提这一旧的信条再次获得了生命。如今这一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原有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极端版本,不过是换了一套新的词汇来表达。新自由主义主张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要想获得最佳的经济表现,唯一的途径就是国有企业和服务的私有化及市场的自由化。无论问题是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还是外债过高,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出的都是相同的药方:私有化和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在当今世界仍很有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是的,虽然新古典主义传统中的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仍然坚持先前凯恩斯影响下的经济思想,但他们显然已经成为少数。自从1980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最重要的国际机构所给出的分析和政策指导,还有美国政府给其他国家的建议,都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

自由主义思想,包括其在当代的化身——新自由主义思想,并不把自己的观点看作是与特定经济利益群体相关的一套观念,而是看作普遍真理。其认为私有制、市场竞争以及有限的政府干预应当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目标,而负责任的强国应当努力让全世界朝着这个方向变化。按照这一观点,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自认为是分析经济制度和制定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可能的、行之有效的经济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那么,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如何看待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呢?

●:马克思并不是很重视边沁的效用论,认为他的著作是“庸俗经济学”的代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人类需求概念比自由主义更加积极。人类并不是仅仅通过被动的消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通过共同的行动和建立相互关系来实现这一目的。人类除了吃和住等基本需求外,还需要发展自身潜在的能力,通过劳动和创造性工作表现自己的价值,建立家庭和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与自由主义思想不同,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对人类福利至关重要的行为,它使个体得以发展,利用自身的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并在社会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需求的概念建立在不同于自由主义的进步观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进步就是社会生产体系满足人类复杂需求的能力的不断增长。经济产量的增长,更确切地说,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构成了进步的关键。与自由主义相反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或产量的提高本身并非是进步的真正标尺。粗略地说,马克思主义中“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说法应当理解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经济体系以单位时间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的提高。之所以是“粗略地说”是因为这种测量无法反映人类的需求,因为人类需求是多维度的,并且不同维度的人类需求会以不同的速率发生变化。食物、居住、医疗以及有意义的工作不会以同样的速率发生变化,有些会前进,有些甚至会倒退。关于进步的清晰确定的评价要求全部或大部分的维度随时间推移得到改善而没有退步。

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同样认为经济增长是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之后的、以马克思的著作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形成了关于经济增长过程及经济增长障碍的强有力的理论。虽然这一分析的焦点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资本积累的形式出现的经济增长,但马克思主义关于增长及其障碍的分析也可以适用于非资本主义制度,当然,这需要考虑到资本主义和其他制度之间的差别。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解释远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更有说服力。鉴于新古典主义理论是静态平衡的理论,它无法解释经济增长,事实上它忽略了让资本主义成为增长引擎的那些特征。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导致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因为承受竞争压力下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不断地扩张和革新。马克思当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他认为对资本主义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会有一定的贡献,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所达到的程度使得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可能。

尽管也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竞争推动经济的作用,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是更高形式经济体的存在基础。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不再能够满足它的要求,这时候,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相比于私有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进步,并能够克服以前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如对劳动者的剥削、收入不平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等。

▲:在您看来,为何中国以公有制企业和计划经济为基础进行经济建设25年后要开始改革开放呢?

●:我认为,原因是在此之前,中国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试图建设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公有制企业和计划经济还不是组织经济的最佳方式。引入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竞争)并最终允许私人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它可以加快生产力的发展,但最终的目的并没有改变,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实现以公有制和以计划为基础的经济体制。

四、关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的两种解释

▲:这自然引出了下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如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呢?

●:1978年以来,中国比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任何一个的经济增长都要快。在改革开放之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的“非正统”政策不会带来良好的经济结果,因为在中国并没有很快地发生自由化和私有化,因此他们预言结果一定会是停滞。当数据显示停滞一直没有出现,而相反却出现了快速的增长时,许多西方专家坚持认为一定是数据有误。到了2000年后,凡是访问过中国的人都无法否认中国长久以来的快速发展这一事实,这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解释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提出中国的快速增长是因为它采取了市场和私有企业方向的结构变化政策,而国有企业和国家积极干预的继续存在要么被故意淡化要么被视为拖累了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对于1978年以来中国飞速发展的根源提出了令人信服得多的解释,在它的启发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的四个来源。第一,马克思正确判断了私有财产和市场竞争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技术进步。中国的经验表明,市场竞争对于国有和私营企业都有激发作用。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必须在市场环境中运作,它们在劳动生产力方面创下了快速增长的记录,国有部门不但没有拖累中国的快速发展,反而成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二,到了1978年,中国经过了之前大约25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前的阶段,重要工业基础得以建立(其中包括具有产业技能的工人),并成为1978年之后继续发展的基础——中国的工业产值在1949—1978年间增长了16倍。1978年,与那些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之前的25年中所拥有的相对公平的工资分配、普遍的医疗保险以及免费教育保证了中国人口具有相对更高的健康和教育水平;1949年之后女性社会角色的进步改变了人口的劳动力构成;这一阶段还完成了国家和执政的共产党的建设,使之有能力管理和引导经济发展。所有这些发展基础,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1978年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可能积累起来的。

第三,中国进入全球市场的时候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在1978年,中国有着庞大的劳动人口,他们拥有相对较高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工资在全球却处于低水平,这使得中国能够为全球市场提供价格低廉的制造业产品。此外,中国潜在的国内市场为中国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促进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四,国家在1978年后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领导层打造了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经济转型以一种渐进的、分阶段的方式进行,而非采取国外分析家催促下的急速转变。只要比较中国的经济表现和其他遵循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就可以看出中国道路的智慧,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带来了4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以下是其中的一些重要政策。

——国家对交通、动力、通信等部门的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为快速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对金融领域的国家管控,包括国有银行的存在,有助于把信贷引至促进发展的领域当中,同时避免了主要西方国家中因为缺乏金融管制而导致的不稳定。

——中国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管理方式也有利于发展,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流动,而管理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也有助于中国的发展,例如要求把技术转让作为投资的条件。

——国家对教育和科研的大量投资。

——城市发展规划避免了棚户区在城市中的无节制膨胀及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在经济关键部门中保留了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这使得中国可以在关键部门中拥有强大的公司,以便有效地服务国内经济并和大型外国公司展开竞争。

——对总需求的增长进行有效的国家管控,以便获得持续快速的产量增长。与新自由主义观点相反,供给并不自动产生需求,而总需求对于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的经济增长都是很重要的。当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通过迅速地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扭转了危机爆发时导致的经济下滑趋势。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二者的结合是一条有益的经验吗?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的快速增长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市场和私人企业与计划经济和公有企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的优势。即使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这样的结合也被证明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为有效的方式,这一点从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看出来,其中突出的例子是日本和韩国。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经济增长之快超过以往或后来任何一个时期,而这一时期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混合型的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分析总是忽略这一段历史,而当其不得不面对这段历史时,则会感到无比困惑。对于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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