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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志红:20世纪40年代官僚资本批判思想勘析——以王亚南先生的研究为主线 ... ...

2018-11-18 01:0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3211| 评论: 0|原作者: 聂志红|来自: 理论月刊

摘要: 四大家族依靠美国支持,成为美国商人在中国市场的总代办,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相当一部分,被转移至美国寄存起来。“四大家族最有钱,在洛杉矶买了几个Blcoks的房地产。”官僚资本全面买办化,导致产业全面对外依赖。虽然,国民党中不乏一些有诚意建设中国的官僚,但同样难以否认他们为维护其统治而走向买办的蓄意,而这种蓄意总被置于首位,结果使中国处于一种形式独立、事实殖民地处境。“官僚买办资本、封建势力与洋大人勾结在一起 ...
四大家族依靠美国支持,成为美国商人在中国市场的总代办,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相当一部分,被转移至美国寄存起来。“四大家族最有钱,在洛杉矶买了几个Blcoks的房地产。”官僚资本全面买办化,导致产业全面对外依赖。虽然,国民党中不乏一些有诚意建设中国的官僚,但同样难以否认他们为维护其统治而走向买办的蓄意,而这种蓄意总被置于首位,结果使中国处于一种形式独立、事实殖民地处境。“官僚买办资本、封建势力与洋大人勾结在一起,摧毁国内一切中小私营企业的生产,是走向工业美国、农业中国的殖民地旧路。”

聂志红:20世纪40年代官僚资本批判思想勘析——以王亚南先生的研究为主线

20世纪40年代,随着国民党政府战时统制经济体制的加强,官僚资本迅速扩张,而战后对日伪资产的接收,又使官僚资本急剧膨胀,由此在社会上引发一场对官僚资本批判的高潮,形成一座丰富的思想宝库,其中以王亚南的研究最为系统和独到。改革开放以来,杜恂诚、郑会欣等一些学者,对官僚资本批判思想进行挖掘整理,又辅以个案实证,在关于官僚资本概念、影响及历史等方面,产生很多新的观点。继续研究20世纪40年代的官僚资本批判思想,对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经济现象,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的规律,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王亚南的研究为主线,探讨官僚资本的本质、运行特征及过渡性三个问题,以期深化对官僚资本问题的认识。

一、 官僚资本的实质

“官僚资本”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1],此后逐渐被接受而加以研究。官僚资本最初意指官僚凭借权力获取的私产,如马寅初在1927年批判“官吏资本主义”时指出,“必致钱入官吏的腰包”[1];又如吴景超在《官僚资本与中国政治》(1942)中,以官僚谋取私利的不同方式,把官僚资本分为六类。官僚资本含义变化出现在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官僚大发“劫收”财,民心尽失;国民党独裁政权挑起内战,共产党进行全方位反击。在舆论战线上,批判官僚资本成为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在1945年的《两个中国之命运》中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2]毛泽东从政治斗争的高度提升了官僚资本的指向性,扩展了官僚资本涵盖的范围。随后,陈伯达在1946年的《中国的四大家族》将“国营”与“官营”视作一体,将当时的国家垄断资本归为官僚资本,将与四大家族相关的全部资产列为官僚资本。1949年的《共同纲领》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国家所有”,官僚资本自此泛指依据国民党独裁政权取得的一切形式的资产,包括所有国营事业、四大家族私营企业,也包括国民党党营事业,以及其他被认为属于反动分子的私营企业[2]。官僚资本概念的演化与定格,适应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成为一个政治色彩非常浓重的词汇,然而,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其内涵及外延仍需进一步明确。

1949年后,对官僚资本的批判渐趋沉寂,直到改革开放,这一专题研究又活跃起来。杜恂诚在80年代初连续发文,再次将官僚资本问题纳入学界视野。他率先对官僚资本的泛指含义提出质疑,认为从政治通俗意义理解,官僚资本应特指国民党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官僚资本实质为国家资本,提出了“解放前中国官僚资本的基本特征应是国家资本”[3]的见解。丁日初等主张将官僚资本拆分为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应停用政治色彩浓厚的官僚资本范畴[3]。他们的观点引起学界注意,但目前对官僚资本的内涵理解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

要明了上述问题,必须深挖官僚资本的历史根源及本质属性。在40年代的批判高潮中,马克思主义学者全部支持“官僚资本产生于官僚政治”这一判断,从而把矛头一致对准官僚政治。郑振铎在批判官僚资本时说,“官僚政治使中国永远走不上现代国家的大道上去。”[4]5陶大镛指出,“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与中国的官僚政治分不开来的。”[4]7政治与经济从来密不可分,要弄清作为政治产物或政治表现物的经济现象,须回归其政治根源加以研究。对官僚资本的本质,王亚南直截了当地予以挑明,“所谓官僚资本,是官僚们借着政治势力而做的经济活动。”[5]405就是说,政治势力是官僚资本的核心,官僚资本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政治现象,是特定社会政治关系的体现物,他说,“资本而捺上官僚的烙印,是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5]385所以,研究官僚资本,必须首先弄清楚官僚政治,即官僚政治到底是什么?官僚资本如何从官僚政治体系内产生?基于此,王亚南跨越传统政治经济学边界,对中国官僚政治做了专门研究,形成他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6]2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成果。王亚南这样定义了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6]197在官僚政治下,民众的政治权力被世袭的官僚阶层僭越,他们把一切政治措施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凡有经济利益的地方,就会有政治势力插手,就属于官僚政治活动的范围。中国古代就有官营事业,垄断盐铁酒、手工业等,官员、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四位一体,官员凭借权力占有大量财富。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僚资本”,却是在鸦片战争后,伴随着洋务企业的兴起而萌发形成。究其原因:1、身份界限差别。鸦片战争之前,受制于学而优则仕、重农抑商的传统教条,官与商身份可以清楚划分,官员看不起商人,商人不能轻易做官;鸦片战争后,传统教条崩溃,率先接触资本主义功利意识的官僚迅速觉醒,以前不肯不敢或者暗地里做的牟利活动,现在可以自觉地公开地大展鸿图了,官员与商人的身份界限渐次消融。2、财富积累用途不同。鸦片战争前,官僚所获财富基本用于奢侈消费和买田置地,很少用来扩大其他生产性事业,衡量官僚地位和财富的指标是土地面积的大小;鸦片战争后,官僚所积累财富大部分从过去投资土地,扩展到投资经营各项盈利性事业,活动范围大大超越之前,拥有产业大小或者以货币计量的资本多少成为评判官僚地位和财富的新指标。3、财富积累层次不同。鸦片战争之前,官僚牟利基本属于个人意志借用政治权力进行的分散活动,王朝政权服从于君主意志,君主运用权谋之术就可以收放官僚的牟利活动;鸦片战争之后,官僚把资本增值的本能要求注入政治体系,使政治权力蜕化为资本,政权机构成为官僚集体从事营利活动的场所,国家政策成为官僚谋取私利的常规工具。官僚资本的出现,意味着旧官僚政治演变到新官僚政治,王亚南看到,“旧官僚政治完全建立于传统的封建土地经济上,……所以不免有些土气;新官僚政治,……更直接靠近买办、金融,……所以不免有些洋气。”[6]183 相比于旧官僚政治,新官僚政治更具开放性,带有现代性的外表。洋务运动中成型的官僚资本,北洋军阀时期进一步扩展,国民党统治时期迅速壮大,并在抗战胜利后达到全盛,经过政治与经济反复作用,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造就出一个规模异常庞大的官僚经济形态。

在把握官僚资本实质及演变基础上,王亚南说,“所谓官僚资本,应是在特殊社会条件下,为官僚所拥有所运用所控制的诸种资本之有机结合的总称。”[5]384这个定义指出了官僚资本表现为三种形态,即“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形态,一是官僚支配资本形态,一是官僚使用资本形态。”[5]382第一种为基本态,是官僚资本积累的目的与落脚点;第二种、第三种为基础态,是官僚资本积累的条件与来源。第二种与第三种必不可少,没有它们,第一种就难以产生,或者即使产生也难以持续。由此而视,自洋务运动以来的官僚资本,无论官员、商人、公家三方采取何种资本结合方式(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各种参控股),无论由官僚直接出面还是由其裙带出面,只要以官僚作为联系枢纽,只要以政治权力作为资本增值的依据,都只不过是官僚扩展资本活动的途径,它们都是基本态与基础态的派生形式而已。王亚南对官僚资本的定义与分类直击本质,深刻而全面。对照前述对官僚资本的不同理解,可以明确,杜恂诚主张把官僚资本理解为国家资本,丁日初主张把官僚资本拆分为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这两种认识都是有失偏颇的,官僚资本作为政治经济学范畴,必须从其政治学根源才能得到正确解析,不可流于表象层面。进而,1949年之前的官僚资本泛指依据国民党独裁政权取得的一切形式资产,也有所不妥,因为,只要处于新官僚政治之下,官僚资本就会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就会主导中国经济。承认王亚南的定义,洋务运动、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资本才会被纳入其中,官僚资本的历史延续性也得到注解。

马克思指出资本本性在于增值,其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体现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王亚南把马克思对资本定义的方法论运用到中国,发现在中国特殊的官僚政治条件下,官僚权力被运用于资本积累,扩大的权力等同于扩大的资本增值,政治权力直接资本化,这是一种超经济积累方式,它反映出官僚集体对所有民众的剥削关系。官僚资本概念的衍生与阐释,是中国先进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问题的一大发明。

二、 官僚资本的运转特征

自鸦片战争开始萌发的官僚资本,至抗战胜利前后进入全盛时期。官僚资本以无所不在、无所不入的强势,立体、细微地深入到经济生活各个环节,主导了国民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经典,它“向着每个中国人,甚至每个官僚自己,发出‘遵从我,否则就是灾祸’的威吓性的顽执令。”[6]186周恩来指出,官僚资本“因为它是封建性和投机性的资本,只靠权威和掠夺的方式来发财。”[4]56这个认识高度概括了官僚资本的基本特征,为官僚资本批判指明了方向。官僚资本的生成机制、获利机制及维持机制三个方面,集中反映了官僚资本的运转特征。

1、外力催生与借力加强。一般而言,落后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赶超战略时,为迅速集中资本,会采取国营或行政扶持私人资本的方式,开启工业化之途。但必须注意,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根源在于僵化的官僚政治体制,无力与西方民主政治文明对抗。外乱是内祸的投射,“落后必然挨打”指的是落后的官僚政治必然招致外部先进文明的入侵或觊觎。当外部冲击到来时,如官僚政治未能先行或同步革除,官僚们在“自强”的口号下,以国家财政或行政力量集聚社会财力,主导进行的各种经济活动,无一不成为官僚获利的工具,“国营”只是幌子。官僚体制对外部冲击具有某种天生的亲和性,一旦外部冲击引发国内进入非常状态,官僚们就异常兴奋起来,因为他们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堂而皇之地集聚资财了,正常状态下长久被压抑的以权牟利的欲望被充分释放,政权机构成为资本经营的场所,官僚们则成为操纵政权、无利不往的资本家。一旦走上由官僚资本主导的工业化之路,官僚们就再也不想脱离,他们会敏锐地意识到:借着“国营”之名,在“抵抗侵略”的招牌下的营利活动,非但不会遭受民众抵制,反而会得到民众响应,更有利于他们扩展势力;他们会认识到,官僚资本是高超的统治工具,它不但可以利用工业技术抵御外来冲击,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麻痹迷惑民众,使之处于被奴役地位而不自知;他们会发现:以政治权力攫取社会财富,并投资于新式工商业,所带来的经营收益与资本利得远远大于原先主要依靠土地占有获取的收益。于是,官僚们从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扩展到对工业社会各式营利事业及资本所有权的控制。鸦片战争后掀起的洋务运动,旧式官僚实现向新式官僚转化,官僚资本主导中国工业化进程开始。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都主张保留由陈腐儒家学说支撑的官僚政治,拒绝民主政治,要在官僚政治主导下,利用西方工业技术,继续维持旧式统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发明被此后的官僚奉为经典,成为接纳和消融外来冲击的黑洞,西方文明精髓没能在中国立足,反而被民众抗拒和排斥。民众基于“义愤”而维护所谓的“中学”,其实是披着传统外衣的最落后最反动的官僚政治,官僚政治的命运得以延续,官僚资本得以巩固。20世纪30年代,官僚政治统驭下的国民党政权不可避免地招致日帝的冲击,随着战时政府权力加强,官僚资本又一次获得了扩张的好机遇。王亚南揭露了战时官僚资本膨胀的真相,“他们利用战时经济,逐渐使国家变成社会主要的消费者、生产者,乃至于流通运输者的机会,在战争过程中,已经把全国尽可能‘取之尽锱铢’而聚敛起来的资产囊括为他们的私有物了。”[6]190外力冲击成为官僚资本的催化剂;还可以推论,当非常状态消除时,为给名义上的“国营”寻找继续扩张的借口,官僚们还会想方设法地制造新的外部压力假象。

2、经济垄断与政治垄断协同深化。旧官僚政治遇外力冲击催化,结合生出的官僚资本,开始是在市场要素发育不健全、民营资本举步维艰的窘境下,借助于官僚的声望和渠道信息,特别是国家政权的背书优势,筹集到初始资本,从无到有建立起新式工商企业。从形式上看,正是官僚资本启动了近代工业化进程,一些学者据此肯定其积极作用,甚至认为前期官僚资本具有进步意义[4]。虽然,官僚资本活动从西方引入工业技术、企业组织及现代市场体系,造就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没有革除官僚政治的“师夷长技”,仅仅是官僚政治继续维护其统治的副产品,它增强了官僚政治的顽固性,为其提供了新的寄生胎盘,为中国通往现代民主政治、全新工业文明制造出更大障碍。随着外力冲击减弱,官僚资本规模日益强大,新官僚政治地位得以巩固,官僚的机会主义倾向随之抬头。官僚政治本身是专制统治的产物,具有权力完全垄断的天性,官僚资本自然沿循官僚政治的要求,寻求最大化的垄断收益。在受外力冲击的非常时期,官僚资本可以任意圈定垄断范围;当外力冲击退却时,官僚资本延续路径惯性,以政治权力划定产业范围,禁止民间资本涉足;以防止外资垄断国计民生为名,由官僚资本掌控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实现官僚资本超常规积累。有学者认为官僚资本要经历从增量寻租阶段发展到存量寻租阶段[5],是比较贴切的。在存量寻租阶段,一方面,表现为官僚资本的基础态向基本态的单向转化,许多国营事业、私营企业被合并收购,由官僚支配、使用的资本形态转变为官僚所有的形态;另一方面,表现为官僚资本对商贸、地产、金融尤为热衷,这些行业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超额利润,还不易引起民众察觉。大量的官僚资本积聚于投机性事业,导致生产性事业资金短缺,技术进步缓慢,民营资本难以抬头。王亚南说,“凡独占经营所获得的利益依一般经济原理评判起来,都是由于其他未享有同等优待的同类事业的损失。”[5]398官僚资本垄断利润来源于全社会民众的劳动,并非所谓国营企业“经营有方”,官僚资本寄生于全社会民众劳动基础之上的特征已然明了。为维护经济上的垄断,官僚资本必然寻求政治上的完全垄断,然而,纯粹的完全垄断不可得,因为要保持民主政治的外形,不同政治势力之间不得不勾结妥协,采取轮流坐庄模式,共同维护官僚政治的实质统治。国民党四大家族不但掌控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在政治上勾结联合,长期把持军政财税大权,聚敛了巨额财富。对此,陈伯达尖锐批判道,“十九年来四大家族用‘官’‘商’形式,在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地产、新闻、出版事业等等各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根据粗略计算,至少当在两百万万美元左右。”[7]当然,不同政治势力之间仍有斗争,权力斗争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到底由哪个家族支配更有利益的“国营”事业。

3、经济与政治全面买办化。“买办”原指受雇于外商协助其在中国从事经营活动的中介或经理,也指与外商直接交易的独立商人。随着外商投资在中国扩大,买办阶层获利颇丰,很多人上升为商界精英。当代有学者认为,买办“作为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人,对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全面的文化移植起了战略性的重要作用”[6]。然而自晚清以来,国人对列强侵略愤恨而无奈,对帮外商做事的买办阶层遂加以排斥;一些买办依附于外国势力,欺压国内商人,甚至做损害中国利益的事,在国人高涨的仇外情绪下,“买办”遂演变为对外出卖本国利益的代称,成为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词语。外国势力侵入后,有意识地扶植与保留了旧式官僚政治,作为不平等条约的执行体制,所以,官僚政治本身就是外国利益在华最大化安排的产物,官僚资本一开始就服从于外国势力,刻上了买办的烙印。王亚南说,“在不曾完全殖民地化的国家,它就必须通过这种国家的政治支配者,给那些支配者以某些经济利得,才行得通的,结局,各种各色的借款成立了,各种现代型的经营出现了。”[5]401在官僚资本中参入外国要素,相当于取得了外国势力支持,就更加巩固了官僚资本背后的政治势力。在官僚资本的成长中,官僚们很快发现,必须与国际上的同类专制国家达成政治同盟,才能更有利地维护官僚政治,于是官僚们就会向专制强国出让政治利益,以达成其战略目的。官僚们还会发现,官僚资本要持续增值,就必须引入经济强国的资本,且官僚资本要持久保存,就必须安置于具备安全性的特殊国家,为达成这一目的,于是经常向经济强国让渡本国经济利益,接受特殊国家的讹诈索求。北洋军阀受外国势力扶植,对外大规模出让政治经济利益,对内为列强圈定并看管势力范围。四大家族依靠美国支持,成为美国商人在中国市场的总代办,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相当一部分,被转移至美国寄存起来。马寅初说,“四大家族最有钱,在洛杉矶买了几个Blcoks的房地产。”[8]官僚资本全面买办化,导致产业全面对外依赖。虽然,国民党中不乏一些有诚意建设中国的官僚,但同样难以否认他们为维护其统治而走向买办的蓄意,而这种蓄意总被置于首位,结果使中国处于一种形式独立、事实殖民地处境。马寅初抨击道,“官僚买办资本、封建势力与洋大人勾结在一起,摧毁国内一切中小私营企业的生产,是走向工业美国、农业中国的殖民地旧路。”[9]

马克思通过梳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得出了资本异化危机的结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沿循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深入解剖官僚资本的再生产机制,发现其借外力而生、凭垄断而剥夺社会剩余、靠买办而维持,缺乏持久的产业基础,窒息社会生产活力,官僚资本运转的最终结果是形成异己力量并转过来反对其自身,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官僚资本异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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