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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志红:20世纪40年代官僚资本批判思想勘析——以王亚南先生的研究为主线 ... ...

2018-11-18 01:0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0884| 评论: 0|原作者: 聂志红|来自: 理论月刊

摘要: 四大家族依靠美国支持,成为美国商人在中国市场的总代办,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相当一部分,被转移至美国寄存起来。“四大家族最有钱,在洛杉矶买了几个Blcoks的房地产。”官僚资本全面买办化,导致产业全面对外依赖。虽然,国民党中不乏一些有诚意建设中国的官僚,但同样难以否认他们为维护其统治而走向买办的蓄意,而这种蓄意总被置于首位,结果使中国处于一种形式独立、事实殖民地处境。“官僚买办资本、封建势力与洋大人勾结在一起 ...

三、官僚资本的历史过渡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路径,揭示了基本矛盾运动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规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秉承唯物史观,对官僚资本的性质、历史及前途做出论证,全面回答了官僚资本的历史过渡性问题。王亚南说,“被看作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 …… 是为任何社会特定阶段——由封建制到资本制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6]14官僚资本也即官僚政治并非偶然生成或一成不变,研究官僚资本的历史过渡性,也是考察官僚政治的历史过渡性。

官僚资本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等级特权、道德说教是封建主义的三大特征,一切制度构建围绕着专制政治展开。官僚资本依附于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依存于专制政治;专制政治不存在,作为依存物的官僚政治,以及作为次级依附物的官僚资本也就无法独自存在。在君主专制下,君主把国家大权集于一身,他的命令就是法律,君主的好恶,决定着官僚的命运,君主对官僚的第一要求是“忠”,而非“廉”;对下级官僚而言,上级官僚相当于“君主”,从上到下形成层层“效忠”控制机制。在君主专制下,官僚不对民众负责,只对君主或上级官僚负责,王亚南说,“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把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相伴而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6]10专制政治自秦代开始,两千年来虽几经王朝更迭,但专制政治始终未变,官僚政治不绝地被再生产出来,呈现出“延续性”特征。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秩序,建立在对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以及关系国计民生部门)的全面控制上,并垄断着社会的基本精神生产手段,儒家学说被作为专制统治手段,官僚政治动员组织了社会一切文化因素与之相协调,呈现出“包容性”特征。在官僚政治下,弹性租税体制与科举制配合,仕宦阶层的“学而优则仕”观念,农村的纲常伦理教义,把民众的一切行为、思想囚禁于官僚政治设定的牢笼中,呈现出“贯彻性”特征。自洋务运动以来直至国民党专政,官僚政治只是发生形式改变,官僚政治形态从未被否定,皇帝的形式被革除,由几大特权官僚家族支持的首脑成为事实上的最高特权者,现代官僚政治只是传统官僚政治各种特质的强化。王亚南揭示了国民党统治的官僚政治本性,他说,“政府的统治机构、管制技术也不得不相应扩大,并相应巧妙的深入到每一社会文化角落,而成为中国历来专制官僚政体中最庞大、最包容、最险恶的形态了。”[6]188 正是这个形态,彻底激发了官僚们发财致富的欲望,提供了大发国难财的历史机遇,官僚资本才得以史无前例地膨胀起来。官僚资本的封建主义性质,由现代官僚政治的封建性质决定。由唯物史观,封建社会是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自秦代以来的官僚政治,从而近代以来的官僚资本,因其是封建主义的,也就具有了历史的过渡性,只是过渡时间长短的问题。

官僚资本过渡的实质是进行民主革命,终结官僚政治。由封建的官僚政治过渡到新的民主政治,建立适合产业资本发展的生产关系。在新式生产关系下,王亚南描述道,“新兴产业资本家要求的社会秩序法律秩序,以及表现在那些秩序中的法治精神,就将限制着官僚资本,尤其会妨碍从政者假借政权,假借政治力量来成就其私人利益的官僚资本活动。”[5]406可见,新式生产关系或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特征是法治精神,只要法治精神树立,就能消除官僚资本。王亚南从世界范围考察了官僚政治的过渡性,对英、法、德等国的专制政体向民主政治过渡情形进行了系统总结,发现一个规律,即“某一个国家的传统封建关系愈强固,它的自由经济发展愈困难,它在此过渡阶段的官僚主义政治,就愈加要混合着专制主义、封建主义,而表现得更持续、更露骨。”[6]23这条规律总结得非常到位,不但揭示出官僚资本过渡所遵循的一般法则,而且对中国官僚资本过渡具有强烈的警鉴意义。从这条规律可以看到,中国官僚资本过渡具有三个特点:其一,艰巨性。中国官僚政治异常强固,以世所罕见的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三大作用机制,将中国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牢牢地束缚于专制统治的樊笼内,处处渗透着专制诡力,适应着官僚政治的规范与要求。中国官僚政治很难像近代西欧各国那样实现向民主政治顺利转化,反而出现加强的趋势。其二,艰苦性。中国官僚政治异常有力,它成为销毁一切可能成为反对力量的熔炉。在这个熔炉中,农民被束缚于宗法伦理,读书人热衷于“货与帝王家”,官僚们追逐升官发财,野心家思谋篡权夺位,商工市民的力量被同化消解,从内部很难孕育出新的社会机能,造成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要打破这种状态,只有期待外力诱导与推动。但是,帝国主义入侵虽然打破了停滞局面,但却催生与助长了官僚资本势力崛起,决定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不但要反封建主义,也要反帝国主义。其三,艰险性。中国官僚政治异常狡诈,以形式与实质的分离寄宿于现代社会。辛亥革命只是在形式上推翻了满清专制统治,但它没能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新官僚们在形式民主下继续凭借权力牟取私利,公开为官僚资本烙上“国营”招牌,颇具迷惑性。只要官僚政治实质未变,即使起始纯正的国家资本,也会转化为官僚资本。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假民主真独裁本质,王亚南抨击道,“谁能担保不出现一个假民主的官僚政治形态或准官僚的民主政治形态呢?”[6]196

国民党有识之士对官僚资本危害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1940年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通过《严防官僚资本主义之发展以免影响民生主义之推行案》,指出抗战以来官僚资本畸形膨胀,对民众生活及抗战局势造成消极影响,列出具体的防治办法,如“严禁官吏经营商业,最低限制亦不许经营与职务有关商业”、“统制机关人员及家庭,绝对不许经营与所统制有关事业,违者严惩”、“登记官僚财产”[10]等多项措施。此推行案下发各省,但毫无成效。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产生的《党务革新方案》,要求“必须坚决反对党政军内之官僚主义及与此互为因缘之官僚资本;党内须同时展开肃正运动,其对象首为有重大贪污事实……”[7],虽然内部有中肯批评与建议,但国民党当局忙于内战,无暇顾及,况且,国民党政权的封建专制性质,决定了宣传与实行是两回事,承诺口号是一套,实践行动又是另一套。王亚南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独裁本质,他说,“实行才是最有力的宣传”[6]181,如其不能,就只能再生产出大量专讲形式、专讲官话、专谋私利的官僚阶级。革除官僚资本,实质是根除官僚政治;根除官僚政治,就要铲除官僚政治存活的社会条件。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存活需有三项前提条件:其一,民众基本生活资料被专制权力牢牢掌控;其二,民众精神观念被封建道德教条支配;其三,民众与世界先进文化的接触被隔绝。要铲除这三个条件,就需启蒙发动民众,掀起民主革命,因为,技术上的官僚作风与体制上的官僚政治不同,前者可以自我克服,后者只能打破体制,由民众主导政治革新。解放民众思想,让民众真正认识到“他们自身的悲惨命运与不幸地位,是官僚阶层僭有他们的政治权力,并利用那种政治权力造成的。”[6]198国民党官僚政治终结,只能经由民主革命实现。

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有着深刻认识,1947年的新华日报社论指出,“中国将要走什么路? 在政治上是真民主对不民主和假民主的斗争,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自由的国民经济对官僚资本和外国独占资本所垄断的半殖民地经济的斗争。”[5]61肯定了终结官僚资本,必须终结官僚政治的路径。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国家所有”,宣告了中国进入民主政治新时代,也宣告了官僚资本批判任务的终结。

四、总结

20世纪50年代,保罗·巴兰从经济剩余概念出发,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光引向不发达国家,正式开创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官僚资本概念出发,深入剖析凭借权力剥夺经济剩余的现象,得出官僚资本窒息中国经济进步的结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立的官僚资本批判思想,比巴兰更早涉足不发达问题研究,而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王亚南深入研究了官僚资本的历史与现实,发现官僚资本本质上属于一种政治现象,是新官僚政治的体现物;官僚资本分为三种形态,共同特征是以政治权力作为资本增值的依据。官僚资本概念的阐释,理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角。官僚资本借外力而生、凭垄断而剥夺社会剩余、靠买办而维持,运转结果是形成异己力量并转过来反对其自身。官僚资本运转机制分析,揭示了官僚资本异化的路径。官僚资本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过渡的实质是进行民主革命,终结官僚政治;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特征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官僚资本的天敌;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条件,决定了官僚资本过渡具有复杂持久性。对官僚资本过渡性的论述,贯彻着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标志着官僚资本批判思想体系建设最终完成。官僚资本批判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马寅初.马克斯主义与中国之劳农[A].马寅初演讲集:第4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143.

[2] 毛泽东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46.

[3] 杜恂诚.官僚资本与旧中国社会性质[J].社会科学,1982(11).

[4] 方冶平等.论官僚资本[M].广州:综合出版社,1947.

[5]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

[6]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7]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1.

[8] 马寅初.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N].商务日报,1947-03-04.

[9] 马寅初.痛斥官僚资本与洋商勾结[N],新华日报,1946-10-01.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41-43.

注释:

[1] 一般认为:屈维它(瞿秋白化名)1923年发表在《前锋》杂志文章《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首次使用“官僚资本”一词,出自: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

[2] 参见:武力.“官僚资本”概念及没收过程中的界定问题[J]. 中共党史研究.1991(2).

[3] 参见:丁日初 沈祖炜.论晚清的国家资本[J].历史研究.1983(6);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J].民国档案.1986(4).

[4] 丁日初 沈祖炜等基本持此观点,相关文献见脚注3.

[5] 参见:刘方健 陈拓.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认识近代中国官僚资本[J].民国研究.2012(21).定义了增量寻租与存量寻租,认为抗战前属于增量寻租,抗战后属于存量寻租。

[6] 参见:聂好春.买办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1980-1927[M].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287-292;(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258-274。二人均给予“买办”高度评价。

[7] 转引自汪朝光.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与国民党执政的危机[A].1945-1949 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92-93.

察网摘自《理论月刊》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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