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的学者在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不顾历史事实，指责毛泽东，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正确性及其伟大作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三个观点：一是认定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苏联压力的产物；二是认定毛泽东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三是认定毛泽东在朝鲜停战谈判时机的选择上是重大决策失误。从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进行这场战争是得不偿失。那么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笔者根据几十年研究积累，对此谈谈看法。
一、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是否苏联压力的产物
不可否认，在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上，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确曾提出过建议，并且也有压力的味道，那么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是否苏联压力的产物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我们看看中共中央是在什么情况下作出出兵抗美援朝决策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本来是朝鲜南北双方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内战。然而，6月26日上午（华盛顿时间为25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即主持召开由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共14人参加的高级会议，作出了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派海军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的决定，同时决定加紧向侵略越南的法国军队提供援助等。当天即将有关决定电传给驻东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令其立即执行。随即美国驻日本的海空军部队开始出动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27日，美国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上述决定，并背弃美国参加的有关台湾归属中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声称“台湾未来地位”未定，制造中国的分裂。8月27日，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先后5批13架次侵入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辑安（今集安）、临江、安东（今丹东）等地上空轰炸扫射，杀伤中国居民24人，击坏火车机车和车辆5辆、击坏汽车2辆。此后，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连续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进行轰炸扫射。特别是9月中旬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至9月底，美国侵朝地面部队全线进抵三八线，并准备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攻。这些构成了对中国版图的侵略和直接威胁了中国大陆的安全。虽然中国政府一再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和警告，但美国当局不屑一顾，仍一意孤行。此时，朝鲜人民军主力被隔断在三八线以南，遭受严重损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请求中国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北进的情况下，给朝鲜人民以特别的援助，即直接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帮助朝鲜人民军作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卫中国大陆的安全和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中共中央才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当然，作出这个决策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但这绝不是主要因素。如果说“压力”，则是美国当局将一场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迫使中国人民不得不进行一场战争。因此可以说，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主要是出于中朝两国共同利益的考虑，所以叫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大家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东北的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1]
其次，我们回顾一下中共中央作出出兵决策的过程。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尽管美国立即进行武装干涉，但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战局发展极为顺利。就是在这样形势下，中共中央洞察时局，敏锐地估计到，由于美国武装介入，朝鲜局势有恶化的可能，甚至美国会公然进犯中国大陆。因此，中国不能不有所防范，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有所准备。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周内，即1950年6月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决定调整国防部署，将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方向由东南沿海地区调整为东北边防，将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作战任务由解放台湾调整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2]中央军委于7月7日开始调动部队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等部共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部署在辽东和吉林南部地区，以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出动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作战。东北边防军整训的目的和指导思想，就是准备必要时到朝鲜同美国军队作战。在8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同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也指出：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3]8月13日高岗受中央委托在东北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整训动员大会上的报告中，8月26日周恩来在检查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必要时边防军出动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都讲得十分明确。8月下旬，中央军委又决定抽调第9、第19两个兵团分别置于津浦和陇海两铁路线的机动位置，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
1950年8、9月间，美国空军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土上空轰炸扫射。图为辽宁省安东市（今丹东市）遭轰炸的民房
这些，虽然还不是出兵援朝的决策，但也充分表明，中共中央对于必要时出兵援朝是有考虑和有准备的。
决策出兵援朝，是在1950年9月中旬美军仁川登陆之后，美军全线向三八线进攻的形势下，才提到中共中央的日程上来的。9月27日，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求见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如果帝国主义者果真要发动战争，那么，我们也只有起而抵抗了。……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寻的。”[4]9月29日，美军全线进抵三八线，准备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鉴于此，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5]
这些，虽然也不是出兵援朝的决策，但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在必要时出兵援朝的态度。
9月29日，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发出了由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致斯大林请求出兵援助的信（9月30日，苏联驻朝鲜大使用电报发出）。10月1日夜，金日成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武官柴军武（柴成文）向中国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此后还专派朴一禹到北京于3日向毛泽东面交了由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给毛泽东的求援信，其内容与他们致斯大林的信基本相同。斯大林在接到金日成、朴宪永的求援信后，于10月1日也给毛泽东、周恩来发来一个电报，建议中国至少应派5—6个师的部队以志愿军名义出动到三八线，掩护朝鲜人民军组织后备力量。10月2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报，表明“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作战，决定将在东北的边防军12个师（而不是5—6个师）出动到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组织防御战，同时等待苏联武器装备到达。除上述12个师之外，还正在调动其他24个师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同时分析了志愿军出动后朝鲜战局可能发生的变化及给中国国内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请求苏联援助武器装备的清单。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考证，这个电报没有发出。虽然如此，但同日凌晨2时由毛泽东起草以军委名义给高岗和邓华的电报却发出了。这个电报一方面请高岗接电后即动身来京开会，一方面“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6]这表明毛泽东是准备出兵援朝的。
问题在于，同是10月2日，毛泽东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发出了另外一个电报，对斯大林10月1日的来电作了答复。这个电报是罗申于10月3日发往莫斯科的。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提出：“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暂不出兵的理由是：“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和中国公开对抗，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在这个电报中，毛泽东还告知斯大林：“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到您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形势。”罗申在转述这个电报时，作了评述，认为“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的最初立场”，即不准备出兵援朝。[7]
如何认识这个电报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仅仅孤立地看这个电报，似可得出中国不准备出兵援朝的结论。即把这个电报看成是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一种政策考虑，决定不准备出兵援朝。从已解密的俄罗斯关于朝鲜战争的国家档案中，可以看出，至少罗申和斯大林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将这个电报同中共中央决策出兵的全过程联系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个电报只是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出于策略上的一种考虑，一方面，是强调中国出兵的困难，特别是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极差，以引起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的重视，从而为中国出兵援朝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掩护。另一方面，也有探测一旦战争将苏联拖进去时苏联将采取什么态度的意思。将毛泽东10月2日起草给斯大林但未发出的电报与罗申转发的电报比较一下，也可以看出上述意思。毛泽东在通过罗申转发的电报中本身就表明：只是考虑“暂不出兵”，要“准备力量”，“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并且“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中共中央还要开会讨论。此外，一系列情况表明，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领导人，至少毛泽东一直是在考虑出兵援朝的。
就在毛泽东请罗申转发上述电报时，中国领导人从各方面的消息获知，美国决定其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北进。于是，10月3日凌晨，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他和印度政府转告美国当局：“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8]这表明中国并非不准备出兵援朝。接着10月4日、5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出兵援朝问题。虽然没有见到这两次会议的记录，但从参加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一些领导人的回忆中可以得知，会议上许多人对出兵援朝表示担忧，按彭德怀的说法，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1.国内长期战争创伤尚未治愈；2.占全国人口和土地面积2/3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尚未开始；3.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完全肃清；4.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落后，训练也不充分；5.部分军民存有厌战情绪。总之一切准备不够，因此，有一种意见主张暂不出兵。另一种意见是积极主张出兵，因为，我们准备不够，美国准备也不够，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对我们就是一个直接的威胁，我国的国防、边防和经济建设都将处于不利地位。朝鲜在危急的情况下请求援助，我们不能置之不理。[9]中央政治局经过充分讨论之后，毅然作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决策。决策作出后，10月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了志愿军出动作战的具体问题。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10]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向金日成作了通报。
1951年10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致开会辞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通过罗申转发的电报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也开会对毛泽东的电报进行研究。会后，以斯大林名义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1.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2.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3.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作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4.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的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明天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他现在就打，而不是要过几年以后。[11]】
斯大林这个电报确有对毛泽东施加压力的味道。这个电报的内容是10月8日斯大林在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转述的，从俄罗斯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档案中，看不出这个电报发给毛泽东的具体时间。据国内有关学者考证，这个电报最早是莫斯科时间10月5日晚发给毛泽东的。而莫斯科时间比北京时间晚4个小时，如此，则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报应在北京时间10月5日深夜或10月6日上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出兵援朝的决策。因此，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与斯大林这个电报没有任何关系，也就谈不上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援朝是苏联压力的产物。
从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援朝的全过程看，即便斯大林这个电报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5日作出出兵援朝决策之前到达，也不能得出中国出兵援朝是斯大林压力的产物。
在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援朝的决策之后，也就是接到斯大林的上述电报之后，10月8日，毛泽东派周恩来和林彪秘密出访苏联。根据一些回忆材料，周恩来是带着出兵和不出兵两种意见同斯大林会谈的。周恩来着重强调了中国出兵的困难，意在获取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作战和提供武器装备援助。给斯大林的印象是，中国不准备出兵。在中国组建东北边防军时，斯大林曾许诺，在边防军以志愿军名义出动到朝鲜作战时，苏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12]。然而，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却说，他们的空军未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周恩来后来在谈到这次会谈时说：美国军队“逼近了鸭绿江，我们就下决心，去与斯（大林）讨论。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这是斯（大林）说的。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然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13]会谈结束后，11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了会谈的情况。中共中央没有料到的是苏联拒绝兑现已作过的许诺，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空军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后，将在完全没有空中掩护和支援的状态下作战。
接到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发来的电报后，13日，毛泽东与政治局同志对出兵问题又进行了一次研究讨论。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周总理、林彪赴苏联，苏联答应出枪、炮、弹，但不出动飞机。毛主席这时就以此为由又问我，可不可以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我说：‘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最后是毛主席讲：‘即令打不过也好，他（指美国。本文作者注）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14]
政治局讨论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空军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毛泽东将讨论结果于当日22时电告周恩来，指出：“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5]这说明，中共中央并非将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作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先决条件。在苏联空军不能出动掩护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仍然决策出兵抗美援朝。随后，苏联方面又告诉周恩来，两个月至两个半月后，苏联空军也不能出动到朝鲜境内支援志愿军作战，只能在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驻防，帮助中国进行防空。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然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作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开始向朝鲜境内出动。
回顾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策过程，不难看出，尽管斯大林提出过建议，并且确有压力的味道，但这里完全看不出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策是苏联压力的产物。相反，倒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的决策。
第三，通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做事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不为国外他人和政党所左右。此外，就毛泽东个人性格而言，他也不是任人摆布和左右的人。因此，无论在事实上和道理上，认为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策是苏联压力的产物，都是说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