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社初期农村干部的迷茫

农村开始搞合作社，特别是推行高级农业合作社以后，各种矛盾都集中地暴露出来。过去一家一户四五口人，耕种十来亩土地，这种小农经济的模式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农民在长期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成立高级社后，小的几十户、大的几百户组成一个生产单位，一个合作社主任要经营大几百亩甚至一两千亩耕地，领导二三百口，多至一两千口的人搞生产，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初级农业合作社从1952年开始试办，到1955年，虽然也取得了一些经验，但那时候土地、牲畜还能入股分红，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不大。1955年起办高级社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土地归了公，牲畜和大农具也作价归了集体，主要凭劳力进行分配，人们对劳动报酬十分重视，说什么“靠土地吃饭瞪了眼，靠劳动吃饭保了险”。这种生产组织和分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干部们对怎样组织生产缺乏经验，从县到区到社，干部都是忙得团团转，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却不是很高。

1955年冬，我和县委一班人下乡到社队搞调查研究，发现基层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思乐村支部书记王邦寿对我说：“过去地主种100多亩地，雇三个长工，要种好还需要一个好领手。这个领手没有三五年扛长工的经历，是考验不出来的。现在一个大队一二百户，就是一个生产队也有30来户，四五十个男女全把劳力，耕种四五百亩土地，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说：“是呀！现在就是需要我们共同想办法，怎么样把社办好。”

王邦寿问：“陈永贵是咋搞的？”

我说：“陈永贵的初级社办得不错。现在办高级社是社会主义了，土地不分红了，什么计划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都提出来了。陈永贵最近怎么样，我还没有见他。”

王邦寿说：“我准备去看看陈永贵，看他是咋搞的。”

我说：“好，你去吧。我过两天也准备去看看陈永贵。”

12月中旬，我同县委办公室的两位同志到大寨。陈永贵听说我要去，就在他家等着。我一进大门，陈永贵、贾进才、贾承让都迎了上来。我在炕沿上坐下，陈永贵等人都坐在小凳子上。没等我开口，陈永贵就说：“现在好多问题都没有理出个头绪来，我正想去找你商量，你来了正好。”

陈永贵和张怀英（中）

陈永贵一开口就说了一堆问题，什么牲畜作价、农具作价、牲畜饲养、财务管理等等。提完了他说：“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拿出一个好主意。前两天王邦寿来，留庄李福中也来找我，商量了半天，也没拿出一个好主意来。县里对这些准备怎么办？”

我说：“县委的常委都下去了，把矛盾都暴露出来，分开轻重缓急，逐步解决。最近准备开常委会。你想问我，可是我先来问你了。”我这么一说，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笑完我接着说：“办法还得咱们共同想。”

陈永贵想了片刻，说：“问题是成堆了。这一堆问题看起来很难，其实也不怕。理顺麻团搓成绳，这一堆问题总有个头，找到头就好办了！”

我说：“对对对！理顺麻团搓成绳。这麻团要理顺，不能拿拳头捣，只能用手一个头一个头抽出来。你好好想想办法，拿些具体意见。”

我们正在商量着，陈永贵的妻子李虎妮说：“饭熟了，先吃饭吧！”

我们边吃边商量。陈永贵说：“我感到计划管理、财务管理这些虽说都是大事，但只要有好人管起来，就好办。从办初级社以来，最难闹的是劳动管理，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接触到这个问题。”

我说：“对，恐怕集体化后千矛盾万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集中在管理上。劳动报酬合理，就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要是不合理，就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我们边吃边谈的时候，和大寨只有一山之隔的井沟大队支部书记赵银川来了，一进门就说：“哎呀，张书记，我到县里找你，听说你到大寨了，我就又往这里赶。”

陈永贵赶快招呼银川坐下吃饭。我问：“你有什么事？”

银川说：“我想看看生产队的划分到底多少户数好。有的人主张二三十，有人主张四五十户。到底多少好？”

我说：“你们那里组织起来的基础差，比不得大寨，不宜太大。”

陈永贵插话说：“二三十户好。”

我说：“对。老陈有经验，有什么问题，你经常来大寨看看，看看大寨是咋搞的。”

银川说：“我已经来过几次了。”

陈永贵说：“你今年的初级社劳动是怎么管理的？”

银川说：“还不是照互助组时候的死分活评。”

陈永贵说：“你不要吹了，你那死分活评实际上是死分不评。我知道你那里还是记的老底分。”

我说：“是啊。全县不少初级社，我发现都还是银川的办法。初级社时期因为有互助组的基础，社员觉悟高，土地还分红，还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高级合作化人人都参加，社员思想觉悟高低不同，土地又不分红，人人都靠劳动，死分活评这个办法灵不灵，还要看一看。”

12月下旬，县委开了常委会，研究了合作社的一系列问题，认为劳动管理还是采用死分活评的办法。

探索“定额管理”

1956年春天，正值播种大忙季节，我到孔氏、南泉村下乡检查生产，发现生产队长每天因为派活，叫人上地，忙得团团转。死分活评在一些队还能评得开，一些队其实是死分不评，每天起来还是记老底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影响。

回到县里，我就找陈永贵，问他的劳动管理情况。陈永贵说：“初级社时期，大寨实行的是死分活评，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评出劳动底分，再看当天劳动的实际情况，结合底分来活评。这办法执行得不是太好，有时候评不开，有时候能活评。不过这种办法当时基本做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因为初级社是在‘老少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时候人心齐，都不愿意让别人说自己劣，都是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都觉得这个办法还不错。现在情况变了，全村的人都入了社，人心七股八叉。常言说‘人心齐，泰山移’，人心不齐，各有各的小算盘，这种办法就不灵了。现在有的人是集体地里养精神，小块儿地里杀冲锋。我看还得上新套套。”

我赞同地说：“是呀！‘定额管理’这个办法你听说过没有？”

陈永贵说：“听说过。”

我说：“就是以一个中等劳力积极劳动一天所能达到的数量和质量作为一个劳动定额，确定每完成一个定额记多少工分。然后按照定额把工包给作业组。活儿干完了，经过检查验收，实行按件记工。这样比‘死分活评’进了一步。”

陈永贵说：“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我说：“你回去试一试。今年咱县已经有几个队进行了试验，凡是干部认真、验收严格的，效果还比较好。”

陈永贵回到大寨，首先在第一生产队推行，社员的积极性比“死分活评”时要高，报酬也比较合理。1956年就在全大队推开。由于从生产队到包工小组都认真试验，都感到这办法可以。但是有两个矛盾突出暴露出来：一个是为了完成定额不注意质量，形成了类似雇佣的关系，你给我多少工分，我给你干多少活。没有工分的活，本来能捎办的事也不干。比如一次一个人耕地，地根放着一块石头，本来往地边搬一搬并不费多大力，可他就是不干，只移到已经耕过的地里。人问他为啥不搬到地边，他说：“石头上又没有号着工分。”

大寨是这样，全县亦然。实行定额管理后，人们都感到社员的积极性倒是提高了，但是生产质量不能保障，特别是年轻人。西大街有个社员锄地，一天完成了两个定额，质量却很差，队长让他返工，他和队长吵了一架。

为解决这个问题，县里开过多次会，跟很多村干部商量过，还找过一些老农征求他们保障营生质量的意见。一个老农说：“这营生质量不能保障不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单干的时候，也有这问题。那时候，一个是懒，一个是没有技术。耕地、锄地别看是庄稼活儿，掌握不了照样不行。特别是年轻人，不好好训练怎么行？”

我问这个老农：“当时单干用什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