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预期将有隆重的纪念活动。舆论场上也有各种声音，热烈探讨应当如何纪念改革开放。纪念的前提，首先是客观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要是连这都说不清楚，又谈何纪念？
然而，舆论场上确实存在一些声音，打着“纪念改革开放”的幌子贩卖自己葫芦里的假药。这些声音不但没有认识到改革开放的真正价值，反而试图将改革开放庸俗化。如果听任这些错误思想的传播，必然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纪念改革开放，就必须避免将其庸俗化。本文在此重点探讨几种常见的错误思想。
为了论证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将新中国前30年描绘得暗无天日
真正经历过那个历史时期、有较多社会阅历的老党员，普遍对这种论调嗤之以鼻。新中国的前30年其实处于高速经济增长之中——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1963-1978这16年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8.4%。世界银行不存在任何为“制造政绩”而进行数据造假的动机，上述统计数字应当比较客观。由此可见，某些人渲染的“改革开放之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说法是荒谬的、不负责任的。
改革开放之前，城乡居民收入偏低是客观事实，然而这有其历史背景。国民收入相当一部分会被国家用于投入再生产，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积累”；余下的部分才能用于居民直接个人消费。新中国前30年面临的国家安全状况非常严峻，面临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不是我们想要闭关锁国，而是别人要从外部封锁我们。在缺乏外部资本输入的情况下，国家长期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从内部积累工业化资金，成为当时历史环境下的必然选择。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现代工业化的底子，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劳动者靠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改革开放初期，恰逢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安全状况出现了很大改善——中国不仅消除了与美苏爆发大型战争的可能性，还得以从日本等国获得数额可观的外部资本输入。以贷款为主要形式的日本对华援助，在198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中国国内投资总额的23%-24%。1980年代的主要的建设项目都有日元贷款的参与，促进了铁路、机场、港口、道路、通讯设施的修建[1]。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也就不需要设定先前那么高的积累率了。即使劳动生产率短期内没有极大提升，单是降低经济计划中的积累比例，就足以造就城市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的前10年间，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
前30年的经济建设，不仅为中国打造了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还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以及人民政权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从物质到精神的良好基础。客观地说，改革开放是在前人成就之上，取得的又一轮巨大进步。改革开放之前，前辈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是对的；改革开放之后充分利用时代机遇，重点改善人民生活也是对的。倘若超越时代背景去评价一个时代的具体政策，那显然有失公正。这就好比，一个家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把家业做大，如果孙子仅仅因为今天得以吃肉喝酒，就嘲笑爷爷昔日的省吃俭用是“犯傻”，是不是应该挨大耳光？
2013年1月5日，习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两个不能否定”，既蕴含着习总书记深刻的政治智慧，也拥有最大的民意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在提及社会建设成就的时候，应当采取对新中国70年历史“一以贯之”的态度，而不宜片面强调“改革开放以来”。
简单粗暴地将“改革”当作证明政策合理的一块招牌
某些领导干部将一些明显欠考虑、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强行挂上“改革”的招牌推而广之。而且挂上“改革”招牌之后，就不允许群众批评，甚至不容忍群众质疑；谁不赞同这些政策，谁就是在“阻挠改革”、谁就需要“解放思想”。上述行径严重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昔日邓小平同志南巡之时，举国上下欢欣鼓舞、满怀期待，热烈场景让人难以忘怀。当时群众普遍真诚地相信，只要国家发展起来，个人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好。这种充足的信心源自政府强大的公信力——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政策是普惠性的，各个群体都从中显著受益，差别仅在于受益的程度不同。
今天的社会氛围则大不相同——普通群众一听到“改革”，本能的反应是“心悸”，首先担心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受到触动。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群众之所以有这样的本能反应，是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新的社会矛盾。改革开放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长足发展，这毋庸置疑；但是局部上确实存在某些错误的政策，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积累了大量民怨，医疗改革，造成公立医院的差额拨款比例普遍很低，仅相当于年运营成本的15-20%。“强迫医院搞创收”的做法，不仅给群众造成严重经济负担，更使医患关系恶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教育改革，在“减负”和“素质教育”的口号下，使得公立基础教育体系不适当地减少了本应承担的责任，引爆了课外辅导培训的“军备竞赛”，使得广大家庭不堪重负、苦不堪言。住房改革，导致年轻人普遍沦为“房奴”——从一线到三线城市，一家三代人凑钱买房成为常态。而立之年的青年不但无力奉养父母，甚至还要向父母借钱买房，谈何“尽孝”？
上述政策造成这样的现象：尽管中国家庭的名义收入在不断增长，但大都被吸入了医疗、教育、住房这3个“黑洞”，家庭债务负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如果用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衡量家庭债务状况，截至2017年末，中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高达110.9%，短短5年间竟上升了18.7个百分点，甚至已经高于美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水平（108.1%）[2]。名义收入虽然增加，但是家庭的刚性支出增长得更快，导致许多群众反而陷入“家无余财，债台高筑”的境地。
改革开放之初，政府想做些群众工作非常容易，群众普遍积极配合政策。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连城乡结合部改造和居民拆迁都是和和气气的。这种上下同心的氛围，正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长期积累的社会公信力。现在就没这种好事了，政策稍有不当就很容易引起发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损害群众利益的政策被强行挂上“改革”的招牌，最后败坏了“改革”的形象，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使得普通群众面临生活的巨大不确定性，时常疑虑重重。显然，群众已经不能容忍乱挂“改革”招牌的做法，改革开放走到了需要重新“徙木立信”的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