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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苏联向中国逼债，逼得中国人忍饥挨饿！这个本来不算个问题，不过，有人做翻案文章，拐弯抹角的做了否定回答——徐焰 《“苏修逼债”真相》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04/08/5613220_0.shtml。这个文章在上面这个网址——“凤凰历史”用的是另一个名字——《解放军少将谈三年困难时期“苏修逼债”真相》。
苏联逼债没证据？
在这个文章，这位徐焰少将一开头就这样说：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
只看这一段，他所知的真相似乎应该是中国人当时挨饿和苏联没关系。果然他接着说道：
【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公开信，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若再研究一下改革开放后国家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又可看出当年中国所欠苏联债务数额并不大，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公开信”可没有“逼债”一说哦，中国欠苏联外债可不多哦，苏联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宅心仁厚的苏联怎么能做那样的不仁不义的事情？
很搞笑，原来徐焰先生和沈志华先生是一路人：沈志华先生是拿着“档案”做信史的，“档案”没有的事情不能算历史；徐焰先生的这句话是说，公开的官方文件和公开发表的官方文章之外，再没有可信的历史了。看来，回忆、口述史等等不能算历史材料了。这是在做学问么？不如说是在诡辩！
金冲及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版，2015年第7次印刷）3卷1399页上有记载：
【那时，苏联的态度咄咄逼人，逼债逼的很厉害。这种情形，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在几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他说：“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和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访问顾明谈话记录，1987年2月26日）】
苏联当时是逼过债的！而且还不止一次，不止一个苏联高官有过这样的可耻言行！所以，在顾明的回忆中会有“有一次”的记载。这类在非正式场合的苏联官员的言行固然是不在官方文件里记载着，可是，能否认这样的言行存在么？
无论这位徐焰先生把什么样的材料当做信史，他都应该论证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挨饿和苏联没关系，那么，他是怎么论证当时中国人挨饿与苏联没关系的？从头看到尾，没见相关论述，只见一串串数字、卢布、人民币等等字样，却没有见中国粮食从遭遇严重灾荒的中国向外国出口的片言只语。在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的50、60年代间，中国出口创汇的主力还不是工业品，而是农产品和矿产类资源。那么，向苏联还债的主力商品也就只能是这些东西为主力了。这方面的信息最应该着重审视。这个徐焰不在这个上面、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的年份用农产品出口清偿债务有所论及，这真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中国还债送猪、粮
徐焰避而不谈的事情在其他历史材料上却能找得到。在《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422页上就有个数字让人不由得多想：在表格——外贸部门主要商品出口数量（一）中，1960年，也就是苏联撤走援华专家的那一年，也是苏联逼债的那一年，生猪出口数字78.75万头。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吃不上肉的年头，中国却有大量的活猪出口到国外。这就很符合苏联“逼债”的传闻了。
1960年以前，历年生猪出口数字如下：
1950年——————58万头；
1951年——————76.3万头；
1952年——————77.9万头；
1953年——————53.76万头；
1954年——————48.67万头；
1955年——————65.47万头；
1956年——————54.46万头；
1957年——————50.74万头；
1958年——————79.14万头；
1959年——————71.87万头；
1960年——————78.75万头；
在这十一年里，1960年的生猪出口数字仅次于1958年的79.14万头。须知，1958年是个大丰收年，粮多，能用作饲料的粮食也多，生猪数量与出栏数量也跟着多，出口数字也能上去，这是很合乎逻辑的；1959年尽管天灾已显，但是“浮夸风”还在刮，所以，对农村农副产品进行超量征收以支持外贸还有惯性，实在无可奈何；但是，1960年天灾渐成共识，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只比刚解放的1950年产量2642.6亿斤稍多8.61%，人口也从5.5亿增加到6.6亿，吃饭的嘴多了，喂猪的饲料也就跟不上了，但是这年的生猪出口数量比1950年的生猪出口数58万头还多了35.78%，几乎与1958年的出口数量持平！这就很不符合规律了，怎么解释这个悖逆？
在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586页上有苏方图表资料：苏联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供屠宰的牲畜（按活的重量）：
1957年————15.4千吨
1958年————11.2千吨
1959年————13.0千吨
1960年————13.1千吨
苏方的资料中，没有说明“供屠宰的牲畜”是哪些种类，但是，结合中方“1983年统计年鉴”中国向苏联出口的牲畜、畜肉以活猪、猪肉为主看，苏联资料中的“供屠宰的牲畜”活猪数字应该不小。无论其中活猪比例大小、数字差别多大，苏方资料显示的数字里反映的趋势是很明显的：1957年的“牲畜”数字是个高点，到1958年有不小回落，但是到自然灾害出现的1959年，“牲畜”的出口数字不降反升，这里有“浮夸风”的恶劣后果；到灾害破坏性增大的1960年，“牲畜”的出口数字还是保持在高位，这就很反常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很难吃上的肉的年头，对苏联出口肉畜的数字反而上升了如果不是强大外力压制，这样的结果是不会有的。
类似的数字还有“冷藏鲜鱼”一项：
1957年————10.4千吨
1958年————18.7千吨
1959年————13.0千吨
1960年————18.0千吨
在苏联撤走援华专家，灾害扩大化的1960年，这项食品的出口数字猛增，很反常。
这些的反常现象说明什么？合乎逻辑的解释只有一个：一股强大的外力迫使中国超量从农村征收农副产品用于出口。那么，这股强大的外力是什么？除了苏联逼债，没有其他外力可以办到。徐焰先生不妨用你那“苏联没逼债”解释解释那些生猪、鲜鱼出口数字？
还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的粮食生产与出口数字：
年份—————粮食产量————-粮食出口
1950年————13213万吨————122.58万吨
1951年————14369万吨————197.11万吨
1952年————16392万吨————152.88万吨
1953年————16683万吨————182.62万吨
1954年————16952万吨————171.40万吨
1955年————18394万吨————223.34万吨
1956年————19275万吨————265.12万吨
1957年————19505万吨————209.26万吨
1958年————20000万吨————288.34万吨
1959年————17000万吨————415.75万吨
1960年————14350万吨————272.04万吨
在苏联的材料上苏联从中国进口的粮食——小麦的数字：
1957年——1.5千吨
1958年——无
1959年——48.0千吨
1960年——47.6千吨
从中国的数字能看出，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是逐年稳步上升的，相应的，粮食的出口量也大致是向上攀升的。但是，在1959年，因为“浮夸风”的恶劣坏作用，尽管自然灾害已经显形，粮食的出口数量不减，反而暴增44%，这就意味着向农村过度征收粮食，就会饿肚子。对于“浮夸风”，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11月26日武昌会议就提出过，并猛力纠偏（《毛泽东年谱·1949-1976》3卷 524-519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版），但是没什么效果！基层对于已经显现的灾情不敢上报，最高层对于灾荒的严重程度没有了解，灾荒的恶劣后果被放大了。但是到1960年，自然灾害产生的恶劣后果已经显现，这就不应该对外出口粮食了，但是，因为有苏联的强压与“浮夸风”的惯性，粮食出口量还维持在272.04万吨的高位。在苏联的材料上，只有小麦的数字，应该是有遗漏的。但是，就是区区小麦一个品种也是这般趋势，越到灾荒年，越接近1960年，小麦的出口数字越高！如果不是外力强压的结果，在灾情已经显现被中央意识到的1960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反常现象的。
苏联的数字和中国的数字相差极大，学力浅薄，材料来源也少，无力弄清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这些数字反映的趋势却是一致的——越靠近1960年，中国在粮食和食品类的物资上，出口数量就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