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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的设计革命:共和国革命与建设之张力

2018-11-25 00:3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679| 评论: 0|原作者: 侯丽|来自: 澎湃思想市场

摘要: 大庆体现了一个革命到建设的过渡,但这种建设也是革命性的。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如果按照常规的模式很难取得突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建国后的建设其实是另一场革命。在那个时期,一个非常规的方法起到了特殊作用。建国到改革开放那三十年的多种震荡,有着个案或偶然性,但总体上正说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种种阵痛和冲突。大庆展示的这一面,说明革命和建设不是截然分开的阶段。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副教授侯丽成长于山东东营的 ...
大庆体现了一个革命到建设的过渡,但这种建设也是革命性的。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如果按照常规的模式很难取得突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建国后的建设其实是另一场革命。在那个时期,一个非常规的方法起到了特殊作用。建国到改革开放那三十年的多种震荡,有着个案或偶然性,但总体上正说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种种阵痛和冲突。大庆展示的这一面,说明革命和建设不是截然分开的阶段。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副教授侯丽成长于山东东营的胜利油田,父亲是石油工程师。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石油系统子弟”,她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读博期间开始反刍她对家乡的双城格局(即石油系统在西城,地方政府在东城)。这得到了她的老师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的支持。这位老师的母亲便是在美国芝加哥的企业城(指20年代美国开始的由大工厂专为雇员建立的新城)长大的,这类城市空间也因此成了玛格丽特的兴趣,她后来著有Building the Workingman's Paradise: The Design of American CompanyTowns(《建造工人的天堂:美国工业城的设计》)。而当时侯丽开始深入后发现,东营的格局源自一个更大的模本,即大庆油田。这让她的思路一下打开了,如她说,“大庆是我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的重要集体记忆”,而东北作为中国重工业的最早基础,也有着日本早期殖民痕迹和苏联在50年代大规模工业援助的共同形塑,是一个沉积着独特政治内涵的区域。侯丽因此它决定从大庆进行挖掘。

大庆油田的设计革命:共和国革命与建设之张力

Building the Workingman's Paradise: The Design of American CompanyTowns一书封面

寻找油田是在中国漫长的石油工业道路上的一以贯之的重担。大庆并非中国的第一个油田,在它之前,新疆的独山子和甘肃的玉门都或多或少地生产着中国几乎仅有的原油。但其产量严重受限,不仅无法满足中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的能源需求,也为新生政权带来不可控的战略风险。1959年,在建国十周年大庆前夕,在黑龙江安达、萨尔图一带成功打出了工业化油流,大庆油田得以命名(而大庆市命名已是1979年)。对于与苏联关系恶化,并希望在冷战格局中希望提供一种全新的发展方案的中国来说,大庆的重要性不仅在重要能源上予以根本保障,其本身的探勘、设计与建设也成了一种国家自我建构的想象力和经验的关键起源。

在侯丽关于大庆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0年后,基于论文的专著Building for Oil: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为了石油的建设:大庆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哈佛-燕京学社专著丛书)。对侯丽她来说,大庆研究是一个能将她的学术兴趣和成长经历密切结合的课题,“我觉得我最大的贡献是既有客观的讲述也有主观的记忆——再宏大的国家问题,都要回到地面上解决,跟每个家庭息息相关,宏大的历史也需要具体案例来讲清楚,选择大庆非常符合这一对待历史的态度”。

大庆油田的设计革命:共和国革命与建设之张力

Building for Oil: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一书封面

作为关于大庆油田建设的设计史和生产史的深度个案研究,这本著作依照时间线索,用具体的建设者(书中的“华某”和她的丈夫“宋某”,1960年大庆草创期间前往工作的同济大学建筑规划类毕业生)在大庆的生活史将冷战局势、国家政策的运作、空间和地理的政治布局、油田的设计实践、干打垒建筑的试验,及系列的政治运动贯穿起来,实现作者所说的宏大历史的落地。侯丽认真探索了毛泽东时代的设计/规划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确立之间相互映照且逻辑共通的过程,类似的研究在当今学术界并不多见,这本书为我们提供的近乎谱系学式介入共和国历史的启发。本书英文版出版之际,澎湃新闻采访了侯丽,以期带领读者更好地理解建国“前三十年”国家在处理知识、技术及其人员的政策上带有某种约束性和强制性的根源,以及在革命与建设之间长期保持张力的激进性。

革命与建设的张力

澎湃新闻:大庆毕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与之前中国石油工业上的漫长探索——比如新疆的独山子和甘肃玉门——有着什么样的继承性吗?

侯丽:独山子方面由于在1942年盛世才失势后停止了开采,技术和人员的积累都不够,因此力量很弱。当时大庆主要有石油开采经验的队伍都是来自玉门的技术工人,此外的组成部分是大批从朝鲜战场上撤下的退伍军人,以及刚从大专院校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当然,玉门的经验主要不是技术性的——大庆在勘探和开发技术上依旧是苏联直接的影响较大,而更多体现在社会的组织、劳动力的动员和工业文化建设方面。老工人和新工人之间带学徒的方式就借鉴玉门经验。还有树模范的方式——铁人王进喜在玉门时已是劳动模范,在大庆更发扬光大了。还有“骑红花”,模范身戴红花坐在马上游行,由领导人为他们牵马坠镫。这实际上在早年苏区的组织动员模式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追溯到早期苏联的工业文化里,你也能看见这些现象的高度相似性。

澎湃新闻:大庆为当时的中国在建设形式和甚至空间形态的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案,这是一种偶发、权宜的事件,还是有着知识积累的连贯性?它对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一切——比如同样是强调艰苦奋斗的“三线”建设——是否构成某种谱系的开端?它的意识形态、精神、制度是怎样转移或迁移的?

侯丽:我们常说的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从革命的组织者到建设的领导者的转变。但这个转变的过程不是突然的。建国初期,党在建设领导中的模式一定程度上沿用了过去在革命战争中的状态,那时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点,中国一五计划结束,大规模建设刚走上正轨,但中苏关系开始破裂,同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中,在这一系列社会-经济危机下,大庆所凸显的是过去模式的应用和现时探索的某种权宜性组合。事实证明它是很有效的,这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启示,即中国可以自己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这也被看做是对长期奉行的“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苏联模式的反省。当然,早在毛泽东在1956年八大上已经提出了不要走苏联的弯路,也进行了小规模的改革,但很快无疾而终,接着是1958年的大跃进,但遭遇了重大失败。我们可以说大庆身上还是带着大跃进的基因,但是它更好地注重了现实约束,天时地利人和,因而它成功了。

在大庆模式刚确立不久后,三线建设开始提上议程,从领导层来说,三线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事实上就是余秋里所带领的由大庆会战成长起来的干部(时称“石油帮”),两者大的布局和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

大庆体现了一个革命到建设的过渡,但这种建设也是革命性的。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如果按照常规的模式很难取得突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建国后的建设其实是另一场革命。在那个时期,一个非常规的方法起到了特殊作用。建国到改革开放那三十年的多种震荡,有着个案或偶然性,但总体上正说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种种阵痛和冲突。大庆展示的这一面,说明革命和建设不是截然分开的阶段。

大庆油田的设计革命:共和国革命与建设之张力

石油大会战

澎湃新闻:那么大庆模式对苏联道路的超越,是不是跟之前的大跃进强调的群众力量和技术革命(“鞍钢宪法”)所推崇的的干部-专家-工人三结合的方式是一种同构的实践?

侯丽:跟很多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主义起源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它是主动选择的,而非苏联“强制”推行的。所以,中国领导层在一开始就很警惕,对苏联模式是否合适中国产生过质疑。中央政府在大跃进之后变得更加谨慎了,领导层中应该能感受到这样的氛围并吸取这样的教训。

大庆建设的最初阶段是石油勘探和地质普查等技术密集型劳动为主,技术要素含量非常高,这不是单靠工人力量就能完成的,而主要还是靠技术人员和专家——所以今天好多做科技史或地质部的老专家常常说发现大庆油田真正的功臣是他们,他们才是动脑子的,可最后的奖励和荣誉都给了“干苦力”的。大庆这一时期的现实情况反映出,修辞上的对专家和工人相结合的强调和实际工作中是存在差异的——这是我在研究大庆中体会很深的一点,即在文本上的“工人阶级”话语,和实际工作中对先进技术的遵循、充分的科研探讨是同时的存在的,这当中的复杂性需要注意。

而后来到了真正的开采阶段就不同了,工人起了主要的作用,地质学者只是拍脑袋说“应该在这儿附近”,但真正能下去钻探的还是靠工人。要劳动大军体现出组织性、纪律性、为社会主义大生产创造出的新的工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前提——这就是为何大庆模式在当时起到重要表率作用。说到底,还是需要有人去建设、流血流汗,这不是靠技术精英就能完成的。大庆进入正常生产以来,无论是钻探、开采、炼化都是劳动密集型,对劳动强度和质量要求很高。在这一层面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尤其有现实意义和价值。当然,意识形态自不必说,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它必然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比如王铁人后来担任“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后来所有的生产单位都是政治领导、技术领导和工人领导相结合的模式。换句话说,在大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现实需求是匹配的,这是它成功的地方。用我们建筑学的术语说,即它的形式和功能是一体的。从领导层的组合上就能看清楚,部长是政治领导,老革命、老红军。副部长是技术官僚——当然是又红又专的技术干部。实际的、日常的管理是由后者在推进的,政治的宣传和动员上由前者完成,非常经典的搭配模式。社会平等是毛时代重要的价值观,大庆也在践行平等主义,但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大庆已经做到人人平等了。就以住房分配体系来说,现实中,层级是存在的。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分到的房子就比普通工人要好,只是差别相对较小,尤其是干部和精英阶层的条件被严格限制,这是大庆在平等原则上的具体体现。

澎湃新闻:如书中所说,大庆某些“颠覆性”的设计思路,比如亦工亦农、非城非乡,书中说乍看跟苏联早期先锋建筑师的乌托邦式的设计有相同之处,但区别在于苏联方面是基于观念,而中国是迫于现实?这个现实是指什么?仅有现实的原因吗?

侯丽:我觉得是现实主义居多,因为他们在勘探早期还有很多情况不明朗,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面临生产目标的压力,容不得按部就班,而是勘探还没完全完成的时候就已经进行钻探了,钻探刚钻出两口井,就准备要投入生产了。如此的高强度和快节奏,称“大庆石油会战”是名副其实的。他们同时也汲取独山子和四川失败的经验。独山子一开始建的是高标准的居住区,后来发现实际生产的规模和工人的预期数量完全不能比,造成巨大浪费。四川当时动员了几十万人已经调过去,干了一年多,但发现其实只有气没有油,又是一场空。石油部因此也非常谨慎。另外是资源的极度稀缺,当时已经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没有资源进行城建。在这之前,由于根本上的资源稀缺和力量薄弱,国家建设并不连贯,实际上是几个突出的小高潮。五十年代真正大规模建设的黄金时期是1952年前后,55-56年又是一个,及后来的大跃进,到1960年时,中国已经没有能力建设一个石油城市,更何况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多大的油田,不敢贸然投入。六十年代始终处于危急时刻,基本没消停过,真正的稳定是到了1973-74年时期,之前每年的原油产量以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速度递增,这一增长量非常惊人。你如果有过任何组织生产的经验,你就知道这一定是一种毫不停歇的全负荷状态,根本没有余力做城市建设。但1973-74年模式相对稳定,生产比较成熟之后,大庆内部的确有讨论过是否应该增大非生产性投入,比如改善生活进行城建,所以还是选择了坚持既有模式的做法,虽然有小的灰空间的变化,但总体方向是没有改变的。这时的决策并非基于经济考量而是基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大庆模式作为国家建设的某种原型,是一种对苏式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改革,它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政治条件下,满足了当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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