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政策与“和平土改”问题评析

二、“和平土改”与“反和平土改”问题

《土改法》的颁布使得新区的土改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是，土改中仍然出现一些偏差。由于全国各地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别，再加上干部队伍人数缺乏，有些干部甚至素质很差。因此，在贯彻中央土改政策时，难免出现或“左”或右的偏差。据中南局1951年12月13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中南区1951年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状况的分析和1952年土地改革工作方针的报告》，当时的“问题在于土改时间太短，干部水平太不整齐，有指挥能力的干部太少（一区平均不到一个）。而地主统治传统影响很大，使农民摆脱封建影响、按阶级的民主的组织原则组织起来，本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工作要求已经超过主客观所允许的限度，而工作起来又容易发生性急倾向，不能有满意结果，是可以理解的”。[12]值得提出的是，当时农民普遍文化水平低下，再加上受阶级局限的影响。所以，在土改运动发动时期，他们害怕地主报复，不敢起来和地主作斗争，这种情况也会导致土改流于形式。反之，一旦农民们被发动起来，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往往不会用合法的手段解决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的“杀富济贫”行为。这也是土改中出现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朝鲜战争爆发，一些反动地主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他们觉得变天的时候到了，因此，向党和人民政府的反攻破坏活动加剧。再加上镇反运动的开展，这些情况都使得正在进行中的土地改革中阶级斗争出现紧张的状态。不法地主采取种种手段来抗拒、破坏土改，如，分散或转移土地及其他应被没收的财产；收买干部或派代理人混入农民协会；散布谣言；打击谋害乡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等。中南局上述报告说：从工作深度来考察：农民团结好，有了几个核心骨干，切实控制了优势的乡村，占20%。组织力量不强，无力抵挡地主反攻或力量平衡的乡村，占50%。仍为地主公开或暗行停止的乡村，占30%。不论那一类乡，不同程度上都有以下现象存在：土地分配不公；错划阶级成分；干群关系不好；还有漏网地主和漏没收的财产，还不断有地主反攻倒算，夺取农民收获物，逼租逼债事件。有一部分落后群众还未发动，民主制度未真正确立；更有些地区反革命分子还未肃清，会门还能活动，还有暴动事件发生(湖南即有20余起)。这些都说明农村阵地还很不巩固。1950年秋收后至年底，不法地主的破坏活动尤为猖獗。当时，由于华东和中南地区的斗争激烈，为此华东和中南地区先后颁布了《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严厉制裁不法地主破坏土地改革的罪行》的社论。[13]

即使在在打击不法地主的同时，各地区也都采取了措施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偏差。如华东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12月在《关于提早完成土地改革的指示》中重申了8月颁布的《干部在土改工作中的八项纪律》及其他一系列有关土改的条例和指示。[14]《干部在土改工作中的八项纪律》第一条是：“严格执行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法令，不得违犯”。第六条是：“依照法律手续办事，不得乱捕、乱罚、乱打、乱杀，不得使用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当时，新区各地都颁布有类似这样的指示，它们都强调执行政策和加强纪律教育，并在土改过程中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纠正出现的偏差，从而保证土地改革健康和有秩序地进行。但是，在何文的描述里，新区土改中央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态度，由于“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党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土改法》和《刘少奇报告》已从上至下被抛弃”。“‘和平土改’变成了暴力土改”。[15] “这是领导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随意毁法的严重事件，也是获得‘无法无天’权力的一个突破”。[16]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历史根据的。

首先，什么是和平土改？ 1951年底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里面曾经提到说：“凡是依靠了贫农、雇农，基本上满足了他们的土地要求的，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就有力而彻底，反之，就发生了‘和平土改’和明改暗不改以及改后不久地主又反攻夺地等偏向”。“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反攻夺地、破坏生产、砍伐树木、杀害农民和干部，甚至勾结或组织土匪进行暴乱者很多。因此，‘只要政府颁布法令、不要发动群众斗争’的‘和平土改’思想是错误的。”

中南局在1951年12月13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中南区1951年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状况的分析和1952年土地改革工作方针的报告》中也提到了“和平土改”，报告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在三大运动之后，地主用普遍分散财产的办法(一乡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群众代藏财产)，分化、控制农民，企图以假土改、地主式的和平土改去代替真土改；农民对土改胜利信心提高，但又被地主圈套所迷惑。在这种情况下，一有松懈，一不小心，就出现形式主义或斗乱阵营的错误。当前需要的是更深入、更艰苦地工作，更集中、更具体地指导。但是，急性松懈空气和精力分散现象，却弥漫于各方。”[17]

我们在这里看到，“和平土改”是当时土改过程中的一种错误倾向，而不是何文所说的“广大农民……是满意的”一种土改方式。[18]当年亲自参与领导中南地区土改的杜润生[19]在50多年后的今天回顾时，也认为当时确实存在偏颇的“和平土改”情况，中央是要求“左”、“右”的偏差都要反对的。他说：“中南局……把土改布置下去以后，……发现干部对有秩序地进行土改，理解有偏颇，出现一种‘和平分田’的现象。把田地登记登记，然后把地主的田地一分了事。”“中央指示，政策上是既防‘左’又防右的，下边在避免‘左’的反思中，又偏右了”。[20]

其次，中央是否发出了何文所说那样一个使土地法“夭折”的“反和平土改”的指示？笔者查阅了1950、1951年关于土改的全部中央文件，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指示。只是1950年12月6日中央向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山东分局转发了中南局关于武昌土改试验通报的通知，指出中南局所说“和平分田”思想等，是“一种偏向。望注意你区有无此种偏向并予以阻止和纠正”。12月9日中央又提醒华东局注意“有无此种倾向，如有此种倾向，应注意纠正”。[21]这完全是提醒注意的口吻，也只关系到部分地区，并没有发动一个反“和平土改”运动，更没有以此使土地法“夭折”。而这些指示正是刘少奇起草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一个毛泽东否定刘少奇的情况。

第三，何文提到的湖南邵阳地区的所谓“反和平土改”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据《邵阳市志》记载，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警、特头目在溃逃时均派员潜伏，伺机反扑。解放后，逃往台湾、越南、香港等地的匪特人员，又有人陆续潜回邵阳，以城市为联络点，勾结当地地主、土匪，进行破坏活动。1950年1、2月间，武冈县匪徒有组织地先后4次攻打武冈县三区区政府及所辖乡政府，其中一次劫持干部17人。在邵阳市城区，武装特务晚上四处活动，抢夺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同年3月19-25日，邵阳县二区、六区、七区发生匪特杀害干部、群众30多人的恶性事件。面对反革命分子的疯狂反扑，邵阳地委及所属县、市委于1950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匪反霸斗争。12月初至1951年3月间，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部署，发出一系列镇反指示，依法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霸、特务，逮捕一批反动分子，沉重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该地区土改的正常进行。[22]何文显然把土改中的阶级斗争和镇反运动混淆了。在镇反的背景下，1951年1月邵阳地区展开的第二批土改中确实发生过在斗争地主时挖底财、打人吊人等偏离政策的现象。但从2月起，地委即反复强调工作组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较好执行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总方针，使土改走上正轨。[23]而何文只提到出现过激倾向的第二批土改，却对第三批土改以及复查、纠正了过激错误只字不提；只提到邵阳地区而不看全国，就以此否定整个全国土地改革，显然严重不妥。

事实上，中央一向都注意反对土改中的“左”的或右的两种倾向。比如，1950年12月20日中央批复中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时指出，土地改革中应注意防左倾危险。中央这份批示同时转给华东局、西北局和西南局，这4个地区正好是进行土改的新区，时间也正是何文所说的“反和平土改”时期。中央指出：基本同意中南局发这样一个指示，着重纠正土改中的右倾偏向，以便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但还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哪些左的错误是不许再犯的。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忽视联合中农的重要性、破坏富农经济、对地主普遍扫地出门、乱打乱杀、在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大轰大嗡等。如此，才能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又不犯或少犯左的错误。否则，某些干部很可能重犯过去某些左的错误。1951年6月20日中央转发6月15日华东局关于结束土地改革及争取1951年底全部完成土改的指示时，也有严格依法进行土改的内容：对错划的阶级成份，应通过调查及群众评议并经县审查批准切实加以改订。对漏划的地主，应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对确系错误提升的成份，不仅应在政治上坚决除去错戴的帽子，而且应在经济上坚决按照《土地改革法》的规定予以纠正。

根据以上事实，何文所谓毛发出一个“反和平土改”指示来否定刘主持起草的《土地法》，根本不是事实。何文还说：“文件我未看到”。说明他只是一种臆测而已，所得的结论自然站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