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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博洲:人间之前--陈映真1984的台独批判 分享到:

2018-11-30 23:3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7778| 评论: 0|原作者: 蓝博洲|来自: 寻找祖国三千里

摘要: 映真先生后来在回顾历史时一再说过:在“台独”运动和以他所属的《夏潮》为中心的左统派都同受当局“严重的虎视”的当时的条件下,左统派在道德上、在政治上却无法对民族分离派的论述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斗争。于是,他只能就“台独”意识产生的社会构造和历史根源,展开思想的清理与批判。因此,基于策略需要,在政治禁忌犹存的年代,他的创作从批判消费社会与夸国公司的“华盛顿大楼”系列转为表面上较无批判意味的“自然主义风格 ...

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义转向的党外

其实,陈映真在当时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乡土文学论战“所欲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迎来了全面反动、全面倒煺和全面保守的局面”。

1977年8月16日,就在当局对陈映真等展开肃清的舆论造势的同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了所谓<人权宣言>,“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一千七百万住民决定’……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1978年岛内外形势有了更为地动山摇的巨变。

3月,美国宣布从1979年起停止对台军援。蒋经国继位。

5月,卡特说,台湾与大陆的分歧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蒋经国回应说国民党决不与中共谈判,决不妥协。

10月31日,“党外人士助选团”针对即将于年底投票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发表“十二大共同政见”,“主张联合所有爱乡爱国的同胞”,“追求我们的政治人权、经济人权与社会人权”。基本上,这个政见还符合夏潮阵营统一战线的原则与立场,于此可见夏潮在党外阵营尚有决定路线的发言权。夏潮阵营的王拓与陈鼓应也投入选举,尤其是陈鼓应与后来出柜的台独派陈婉真的联合战线,更在台大掀起了一阵“民主墙”与“爱国墙”争议的热潮。而陈映真更是幕后助选的主要操盘手。

11月24日,以主张台独的施明德为主导的“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正式成立。

12月16日,卡特宣布明年元旦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当局宣布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无限延期;党外人士要求政府恢复选举。

12月21日,国民党开除陈鼓应与陈婉真的党籍。

1979年党外阵营的统独力量开始倾斜。

元旦,中美建交,中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唿吁“三通、四流”。月底,《夏潮》被查禁。

4月,卡特签发<与台湾关系法案>。

5月31日,康宁祥创刊《八十年代》。

6月2日,党外候选人联谊会成立。

7月12日,蒋经国表示要以民主化、自由化、中国化来统一中国。

8月24日,《美丽岛》杂志创刊。发刊词表示:“美丽之岛,是我们生长的家乡。我们深爱这片土地及啜饮其乳汁长大的子民,更关怀我们未来共同的命运。同时我们相信,决定我们未来道路和命运,不再是任何政权和这政权所豢养之文人的权利,而是我们所有人民大众的权利。”。发行人:黄信介,社长:许信良,副社长:黄天福、吕秀莲,总编辑:张俊宏,总经理:施明德。它以社务委员的型态组成施明德所谓“没有党名的政党,主张实行国会全面改选与地方首长改选”。虽然以康宁祥为代表的“稳健派”,以及夏潮系统都有代表参加,但是主要还是以施明德等激进派为骨干。

10月3日,早晨7点,“和11年前一样”,与有台独倾向的《美丽岛》保持一定距离的陈映真“被两人一左一右地夹持着,坐进一部大轿车。放眼望去,整个巷子若说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大概也不为过。”拘禁36小时后,他幸被释放。在侦讯时,他才知道当局“有专门对他的作品和言论做系统的思想检查分析和汇报的专业思想侦探”。劫后归来,尽管他的“生意”与“生计”,“正面临着危机”,他还是通过《美丽岛》杂志发表<关于十·三事件>一文,报告历劫经过,同时非常有针对性的语重心长宣称:

【我深深地感觉到我的事业毕竟在文学工作上……我自知我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驮负着与我的才能不称的关爱,我决心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只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

11月,映真先生的小说集《夜行货车》出版。面对党外运动朝着台独主张的歧路前进的严峻形势,他又通过自序,再次表明坚定的中国认同的写作立场:

【在中国,和在古老的亚洲一样,一切不屑于充当本国和外国权贵之俳优妾妓的作家的命运,是和写一切渴望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和公平、进步的人民一样,注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监禁和死亡中渡过苦艰的一生……物质生活基本上公平和充裕;精神生活上不虞组织性的谎言和神话教条;政治上充分的自由、民主;国家完全的独立;民族从帝国主义下获得解放……这一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不可压抑的、不容妥协的愿望,就是海峡两边中国作家自己的愿望。他们决心不惜牺牲性命,为实现这一民族共同的愿望,和全中国人民一道,奋斗到底!】

那年,映真先生42岁。无论台独人士喜不喜欢,这个总是自称“在台湾长大的中国人”笔下的“中国”当然包括台湾。当历史走到他面前时,他绝不随波逐流,选择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并且用一生去实践。

但是,创刊以来即日渐激进而与一批“反共义士”的《疾风》杂志冲突不断的《美丽岛》杂志,终于12月10日在高雄市引发了“美丽岛事件”。右翼的民主化运动成员大量被捕,左翼夏潮系统的王拓、杨青矗与陈忠信也因此入狱。其后,国民党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公开审判,报纸连篇累牍登载他们在法庭上的答辩,起了很大的作用,引起全社会对党外的民主同情。因此,人虽然被抓了一箩筐,影响反而扩大了。形势改变,党外左翼的力量被边缘化了。

映真先生说,他忧心地看到,以此事件的“勃发、公开审判和判决的全事件过程为分水岭,台湾的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发生了鲜明深刻的变化。”他“眼看着原本毫无民族分离主义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自在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一部份台湾文学界朋友,和全社会全知识界的思想氛围,以‘美丽岛事件’为界,逐渐从反国民党的义愤,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义转向。”

指向消费社会的桃花木剑

另外,如映真先生后来所说:

【1976年文革结束,文革十年极“左”路线的黑暗,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定方面的不发达,使一些海外保钓运动左派感到幻灭。而文革结束后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也使不少人主张中国社会主义“变修”了。他们对大陆全面否定十年文革有所不满,往往以“毛派”自命。而中国脱离毛泽东革命路线、中国资本主义化之说,竟可以延长为“台湾不必急着和非社会主义化的中国统一”之论,以左派统一论为“民族主义”,甚至也有人提出“台湾一岛社会主义论”,遂和“左派台独”有较接近的距离。于是台湾比较进步的思想界与运动圈,产生了“阶级解放优先于民族统一”;“左派不迷信民族主义。民族统一论是民族主义”、“中国离脱了社会主义,不主张与非社会主义的中国统一”和“一岛社会主义论”。台湾左翼运动第一次在思想上出现了“左而不统”的主张。】

彼时,映真先生处境的艰难与同道寥寥的孤独可以想见。面对现实上左右统独的辩证,他在困局中突围的问题意识于是转向通过小说创作与论理对跨国公司与消费社会的批判,从而建立范围更大的统一战线。

1981年,我担任学校文学社社长的一年任期内,曾经邀请了映真先生两次到校演讲。当时,“陈映真”还是一个禁忌。第一次,学校课外活动组以“此人不宜”否决了申请。我于是再次以小说家的本名陈永善提出申请。这次,课外活动组负责人却教训我说办演讲应该找个有名气的人,怎么找个没听过的人来?然后就盖了通过审核的章。演讲那天,陈先生准时来到已经挤满了同学、老师乃至于监听教官的学校的某个大演讲厅,然后说了一段简短的开场白,随即转过身去,擦掉原先写在黑板上的讲题,另外写上“消费文化․第三世界․文学”。后来,这场讲演记录也整理出来,在学校对外发行的《益世》杂志全文发表。应该就从那个时候起,作为小说家的陈映真经常发表批判大众消费社会的文章与言论,并且强调作家应该努力在生活中有意识地抵抗人在消费社会中被商品所异化。

同年6月,当年帮郭雨新助选的那批年轻人进入新创刊的《深耕》杂志。

1982年6月,针对当时的党外主流的康宁祥,《深耕》以展开路线批判为名进行夺权斗争。同月29日至8月7日,康宁祥与尤清、张德铭、黄煌雄等赴美访问。映真先生则从反帝的不同面相对“党外四人”亲媚美日的失格言行提出路线批判。

文学阵营的南北分裂

映真先生说:“在1970年代末期乡土文学论争时还信誓旦旦地说台湾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一些台籍作家,也是一夕之间,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就完全都站到‘台独」那一边。”又说:“他们过去写过一些东西,过去写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台独」意识。他们有些年纪大的一代就写当时在日据时代怎么样的被日本人压迫,但基本上站在中华民族主义,更没有什么特殊的作品突出地主张‘台独」思想。现在却说我突然觉醒了: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也没有那一类作品。”

其实,早在当局发出整肃“乡土文学”舆论之前,映真先生就在同属党外阵营的文学界嗅到分离主义者发出的异味了。

1977年5月,叶石涛(1925-2008)在《夏潮》第14期发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对“乡土文学”作了新的阐释。他把1867年从福建来到台湾的郁永和的《裨海纪游》到吴浊流的小说之间的台湾重要作家作品都包罗进去,把近、现代的,至少是1945年前的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学,全都看作是“乡土文学”。但是,他又抄用史明的《台湾四百年史》的“史观”,从“乡土”衍生出所谓“台湾立场”的问题。他说,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台湾从半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近代都市兴起,一种和过去的、封建的台湾的传统没有关系的近代的、城市的市民阶级与文化产生,从而也就与农村的、封建的台湾的源头(中国)脱离了关系。于是,一种新的意识——“台湾人意识”产生了。他更进一步将这种“台湾人意识”推演,说台湾人虽然是汉民族,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发展了和中国分离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

映真先生敏感地意识到“这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随即在6月号《台湾文艺》革新第2期发表<“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分析指出:日据时代的台湾,在整个经济中起重大作用的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农村的经济,即使是城市,中小资本家阶级所参与领导的抗日运动也都“无不以中国人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所以,“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因此,“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

也许是为了防止叶石涛炮制的文学分离主义恶性传播,映真先生接着又在同年7月1日出版的《仙人掌杂志》第5期发表的<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一文里强调“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10月,他再次在《中华杂志》第171期发表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一文里强调,“30年来在台湾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的作家们,“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挣脱外国的堕落的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扬弃了从外国文学支借过来感情和思想,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台湾——这中国神圣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正是他们的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他同时热忱地唿吁“一切海内外中国人”,“在对于台湾的中国新文学共同的感受、共同的喜爱、共同的关切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其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1978年8月《仙人掌杂志》2卷6号)与<中国文学的一条广大出路>(1980年6月《中华杂志》203期),反复地展开这样的论述。然而,这种善良的愿望已经阻挡不住“分离主义文学”的逆流了。时
 多年以后,即便不是台独派的具有理论素养的进步学者都还是认为,当年“陈映真这种防卫过当、欠缺同情的态度对日后他口诛笔伐的‘分离主义’的壮大实有不可磨灭的功劳。”由此可见,映真先生当年的批判,不但不能“治病救人”,通过批评起到团结的作用,而且为日后文学阵营的分裂埋下情感上的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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