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博洲：人间之前--陈映真1984的台独批判 分享到：

1980年12月，彭瑞金(1947-)在《台湾文艺》70期发表<80年代的台湾写实小说>一文，针对陈映真对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的批判，站在“本土论”的文学本位立场，批评70年代以来写实小说“工具化”和“现实化”的发展趋向，攻击陈映真的民族文学论。时尚书屋
 1981年1月，詹宏志(1956-)在《书评书目》93期发表<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一文，把台湾放在中国视野里考察和评价，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旁支”，或如同小说家东年所说是相对于“中国的中心”的“边疆文学”。这两篇立场绝然相反的文论，引发了陈映真和叶石涛的直接交锋。同年10月，陈映真和叶石涛同为第2届巫永福评论奖评审，詹宏志、彭瑞金都是候选人，结果，获奖者当然是叶石涛力挺的彭瑞金。

1982年元月，以叶石涛为首的南部文学界进而创刊《文学界》同仁杂志，以所谓“本土文学论”与映真先生的“第三世界文学论”争夺文学思潮的话语领导权。

一时之间，关于“台湾文学南北分派”的风声在小小的党外的文学圈口耳流传着。映真先生当然也听到了风声。为此，他与《文季》的战友黄春明一路南下拜访各地文友，想要巩固阵线的团结。

3月20日，通过旅美作家陈若曦的居间串联，映真先生和黄春明在高雄出席了《台湾时报》副刊主办的题为“台湾文学往哪里走?”的“南北作家座谈会”。面对包括叶石涛、钟肇政、宋泽莱等在内的一众后来走到对立面的所谓“本土派”作家，他在发言时还是强调：他们“并不认为南北作家有分派的事实”，他“很同意钟肇政先生所言，文学与政治不同的是：不喊口号……唯一凭恃的是其创作本身的质量。我们台湾文学工作者如能谦卑、用心地团结起来，相信很快可以产生很好、很伟大的创作。”

7月，在《大地生活》第1卷第9期“海峡两岸文学专题”的<访陈映真谈伤痕文学>中，采访者问道：“有人认为台湾社会与大陆及第三世界者不同，所以台湾文学应该寻找它的‘自主性’。你的看法如何呢?”他回答说：

【我十分注意这一“理论”的形成。截至目前为止，我以丝毫不具轻蔑的意思说，这“理论”目前还在幼稚的形成期。我注意它，一方面也愿意它是正确的，以便矫正我可能的错误。

很显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目前我不想，也不便发表任何意见。原因之一，是因为它还不具一个严格意义的理论形式与内容。原因之二，是处在当前条件下，那理论的发展与发表有客观的困难，我不能利用这共同深受的困难来激人议论，这是不道德的。我只希望他们要多读书，多做深刻、真诚的思考，则也许会对整个包含台湾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都有帮助。

但是，不论如何，对大陆反体制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深刻关怀，应该与主不主张台湾(文学)的“自主性”无关吧。透过文学作品，理解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心灵中之声音，是台湾文学家应该有的态度吧。】

11月，学生时代受到《夏潮》杂志影响而从事过山地服务工作，也曾经在《夏潮》发表文章，但在美丽岛事件之后具有强烈台独倾向，有经济能力也有行动力，后来担任过建国党主席的精神科医师陈永兴(1950-)，接办吴浊流创办的《台湾文艺》。

映真先生极力要维持的文学统一战线显然已经难以为继了。

1983年：反中国的本土化运动的起点

1983年2月，映真先生远行归来的系列小说<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结集成《云》出版。

4月，在文学战线上，面临南北夹击而孤立的映真先生与文季同仁复刊《文季：文学双月刊》，并为此贡献了扛鼎的小说<铃铛花>。

映真先生后来在回顾历史时一再说过：在“台独”运动和以他所属的《夏潮》为中心的左统派都同受当局“严重的虎视”的当时的条件下，左统派在道德上、在政治上却无法对民族分离派的论述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斗争。于是，他只能就“台独”意识产生的社会构造和历史根源，展开思想的清理与批判。因此，基于策略需要，在政治禁忌犹存的年代，他的创作从批判消费社会与夸国公司的“华盛顿大楼”系列转为表面上较无批判意味的“自然主义风格”的<铃铛花>系列，其实是直指台湾问题核心又禁忌的历史根源---50年代白色恐怖，及其背后的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构造。通过<铃铛花>，他勇敢地展开揭露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的系列创作与批判。

5月，谢里法(1936-)在《台湾文艺》发表<断层下的老藤---我所找到的江文也>，藉由滞留大陆的台籍音乐家江文也的命运强调台湾人被中国迫害的历史与命运。映真先生阅后随即写了一篇题为<从江文也的遭遇谈起>的回应文章，指出“受迫害的是全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台湾人背负的“原罪”，唿吁台湾人要“和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民一样”，“为了自由、民主、民团结与和平的中国而奋斗”，从而“治疗歪扭的历史给予”包括台湾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心灵的疾病”。

就在此时，6月4日，因作《龙的传人》一曲成名的校园民歌手侯德健(1956-，外省人第二代) “背着他的吉他悄然走进了大陆”，以圆回归祖国之梦。同月11日，“党外长子”林正杰(外省人第二代)创办的《前进周刊》第11期报导了侯德健赴北京进修的消息，并刊登了杨祖珺的〈巨龙、巨龙，你瞎了眼〉，对曾经是“爱国的孩子”的侯德健作了反讽的批判。同月18日，该刊第12期又刊出相关文章两篇，其中一篇是映真先生的〈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映真先生的文章发表之后立即遭到台独派的围剿，并被冠上是具有“中国结”的，无可救药的“汉族沙文主义”、“爱国沙文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者。

6月25日，《前进周刊》第13期刊载了三篇批评映真先生的文章：

1.蔡义敏的<“父祖之国”如何奔流于新生的血液中?---试论陈映真的“中国结”>：集中反驳陈映真以“台湾、台湾人意识”为“错误”。

2.陈元的<“中国结”与“台湾结”>：唿吁不要在“台湾走上民主化之前……党外自己发生意识型态上的、或者战略路线上的分裂。”

3.梁景峰<我的中国是台湾>：强调“如果中国各地的中国人不能认同他们生活所在的中国，而只仰望天边的中国，那中国不会有希望!因此，我要说，我的中国是台湾，然后才能谈大陆的中国!只有认同生存所在的人才可能是民族主义者。”

映真先生阅读过《前进周刊》寄来的蔡义敏之文后，随即以<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为题，回信林正杰与杨祖珺。7月2日，《前进周刊》第14期刊出此封回信。映真先生“坚决反对破坏人民团结”而写道：

【你们说，这篇文章很可能引起一场广泛的论战。这原是一件好事。被少数一些人诠释成为“中国人”民族与“台湾人”民族的矛盾的台湾地区内部的省籍矛盾，实在应该有一个自由的环境，进行公开而深入的讨论。所谓“台湾民族主义论”，牵涉到广泛的历史哲学、台湾史、台湾社会史和对于台湾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评估。由左翼台湾分离主义、非国民党民族主义和国民党等三个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行学问的辩论，是解决所谓省籍问题的最好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不准别人还嘴的，“台湾人和大陆人都是中国人，只差先来后到”论，“国民党和大陆人民八年抗战，解救了台湾同胞于日帝倒悬，台湾同胞应感谢德政”论和“台湾没有政治上的歧视。重要权利握于大陆人手中，是因为大陆人比本省人更有行政经验”论，这些官式的宣传，早已经破产。如果国民党硬是不肯实事求是去面对这个由历史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一味使用高压禁止公开讨论，则这个原本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例如公开、自由、认真的讨论)解决的相对性矛盾，就会逐步在高压、苦闷、欠缺沟通的情况下，演变成对民族团结造成重大裂痕的、无法调和的绝对性的矛盾。

但是，在目前，正如我在给你们的短笺中所说，完全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在目前情况下，任何主张台湾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的言论，都是为国民党所不容，甚至可以据而入罪，逮捕和判罪的言论。从而，批评“台湾民族论”的言论，不论多么独立于国民党官式意识形态，在客观上都不免有为国民党作伥的嫌疑。因此，我只有婉谢参加“论战”了。而且，这个题目既然由我“无心”间“挑”起来，则静静地挨人几个拳头，我是甘之如饴的(其实，对于某些人特别在近一年来在这里、那里，用这样、那样的方式，说别人是“汉族沙文主义”、 “爱国沙文主义”、 “中国民族主义”，我们一直是隐忍的。)

因此，凡是因为拙文而非打我几拳不足以泄忿的人们，我只要说两点：第一，要很当心自己的拳头，免得为他人所乘。第二，尽量写出好文章。因为批评不必只出于论敌的我。每一个认真、严肃，有一定文化和知识素养的读者，都是他们沉默而清明的批评者。

……

让一切追求民主、自由与进步的本省人和大陆人有更大的爱心、更大的智慧，互相拥抱，坚决反对来自国民党和左的、右的台湾分离论者破坏人民的民族团结。尤其是和上一代的仇怨无涉的、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更要独立地思想和相互探讨，然后同时学好同样优美和丰富的普通话和台湾话，广泛地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看一看这一块美好的土地，去接触这么善良的人民，坚定、和平地发展出一个人民的、独立于国民党和“台湾民族”派的民族团结运动。

让我们怀着同情和一份忧伤、严肃、认真地去研究和讨论一切“台湾民族”论，让我们平静地、科学地找出真相和事物的真理，让我们绝不对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同胞，随便指责他们“数典忘祖”、 “没有国家民族关念”。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于历史中仅为一时的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黑暗的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所生下来的异胎。让一切自己承认是中国人的人们，怀者深刻的悔疚，用最深的爱和忍耐，坚定不移地为反对在人民中制造仇恨与分裂，为增强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和平，在各自的生活中做出永远不知疲倦地努力。

这种忧虑和认识，其实应该很广泛地存在于深切关心党外民主运动的本省人和大陆人的心中。那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认真地、光明磊落地把这个关切表现出来。因为客观的政治环境不容许公开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开始在私下展开讨论。一切酷爱进步、自由、民主的大陆人和本省人之间，应该超越现有的政治禁忌，在每一个人的私下生活范围内，自己展开民族内部的沟通与对话，并且经由这个沟通与对话，展开中国人民自己的民族和平与民族团结的、长期性的运动。祝你们进步!并且预祝批评拙文的文章中有真正的好文章，开我闭塞。】

《前进周刊》由于映真先生的〈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一文引起的争论，在主事者理性的把握下并无恶化的的发展。但是，寄生在《生根》杂志的所谓“因为美丽岛事件而觉醒的一代”(同时也是后来的“新潮流”主干)却嗜血地逮住机会，于7月通过刊发陈树鸿〈台湾意识—党外民主运动的基石〉一文，对映真先生展开恶性批斗。陈树鸿以粗糙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将“中国意识”等同于不民主，主张为了民主就必须排除“中国意识”;他认为日本在殖民地台湾统一度量衡与币制、完成南北纵贯公路等是“资本主义化的建设”， “促进了全岛性企业的发展……有了整体化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就必然地产生了全岛性休戚与共的‘台湾意识’了。”他并认为70年代之后台湾意识的强化，是由于台湾形成了“政治经济的共同体”。这篇文章的论点，一直到今天都是台湾主流社会的典型论述。

侯德健的回归引爆了党外阵营“中国结”与“台湾结”的论争，从此以后，统独论争便成为下一阶段党外阵营路线斗争的关键。就统一战线的发展而言，如果连原属夏潮系统阵营的梁景峰都出柜而表白对立的论点，映真先生“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的讨论初衷显然是失败的。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在道德上、在政治上，他还是“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没有“对民族分离派的论述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斗争”。例如，他在刊于7月《夏潮论坛》第1卷第6期一篇题为<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谈中，面对采访者所提：“有人担心像你强调国际资本主义下第三世界民族命运的文学家，会和主张先高举本土性的台湾文学派，发生无谓的矛盾.......。”他还是一贯无奈地笑着回答说：“这是一个目前无法彻底讨论的问题。有禁忌嘛。”然后强调：

【第一，把主张、哲学上的不同暂时摆着，让我们努力写出好作品。

第二，“台湾”也罢，“本土”也罢，要注意它的具体内容。我只是说，所谓一些人含泪高举“台湾”—它的文化、传统、特质—在国际营销体制和国际消费文化中，正在每时每刻，一寸寸地崩解。这似乎是本土论着所未察的......。

我主张民族的和平与团结。文学应该使人和睦，不应该制造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