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具备实现的条件

恩格斯在论述什么是“悲剧性冲突”时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就构成了‘悲剧性的冲突’”。[11]《知识分子的噩梦开始——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文的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及其体制外生存状态，注定了知识分子无法融入新的政治文化生态，因而注定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必然性。”但让这些“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声望的知识精英”“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这对知识分子传统形象构成怎样沉重的打击，这对知识分子的自信力和自尊心构成怎样沉重的打击”！虽然“此后一个时期中，知识分子仍享有优厚待遇，”但这“是以牺牲在万里长空中自由徜徉的权利为代价的。”

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第一次海外知识分子的归国热潮。1950年10月由美国归来的留学人员回国途中在船上合影

事实证明，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仅是必需的，也是完全可以实行并取得了效果的。也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实际上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在总体上说，不会构成“悲剧性冲突”。

首先，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对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

对知识分子采取什么方针政策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是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依据。1933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强调：“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使用他们为民主政府服务，同时教育他们克服其地主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知识分子关系中已经有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萌芽。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日益意识到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认识到“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12]决定中指出的“大量吸收”、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合起来”就是“团结”；“多方吸收、加以教育”、“好好地教育他们”，“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则直接使用了“教育”一词；“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实为“改造”之意。

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全面系统地表明了中共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认识。文中在分析“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时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从以上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两个文件中，我们至少有两点认识：一是它们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的思想基础；二是毛泽东并不是如有人判断的那样“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没有好感”。“在他眼里，知识分子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从没有把他们看成是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体。”

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或改造的思想越来越明朗。1942年9月，《总政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将知识分子政策概括为“容”、“化”、“用”三个方面。“所谓‘容’者，就是争取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能够容纳他们，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优秀干部。所谓‘化’者，就是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所谓‘用’者，就是正确分配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有适当的发展前途。”

1944年10月底，毛泽东在他写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视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13]

1947年8月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14]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陆续接管了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文教单位和事业单位，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对待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194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几个关于如何对待各级各类学校教授、教员等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15]以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发布了几个关于如何对待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的指示、电文等，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政权所作的各种准备中，对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考虑，视野已从根据地范围转到全国范围；考虑的角度不仅从策略上更从战略的高度去考虑了。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16]同时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的重要财富之一。”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全国解放后全民（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思想改造的任务：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17]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继承和拓展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建国初期，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有人称之为“三部曲”）。

（一）对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委以重任

仅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0月21日政务院宣告成立，这开国短短21天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分别任命的各机构的领导人选里，就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其中如黄炎培、郭沫若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沈钧儒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奚若、彭泽民担任了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马寅初担任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章伯钧担任了交通部长；李书成担任了农业部长；梁希担任了农垦部部长；沈雁冰担任了文化部部长；马叙伦担任了教育部部长；史良担任了司法部部长；胡愈之担任了出版总署署长，等等。据统计，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政务院4个副总理中占了2人。在21个政务委员中，占了11人；在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93名负责人中，占了42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共产党员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内。

有人曾狂妄地说，毛泽东早年只是个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受过教授们的气，所以才会那样不公正地对待高级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不值得一驳的。实际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早年都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有着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功底。他们创造性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东方，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完成了中国旧知识分子长期追求的夙愿。他们既是实践家，又是思想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

（二）对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实行“包下来”的方针

1949年11月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对旧有人员处理问题的电报，提出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即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予饭吃，等等。

1955年6月15日，受到美国政府阻难长达5年之久的钱学森致函陈叔通副委员长，恳请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图为钱学森信函手迹

对国民党旧有人员如此，对失业的旧知识分子就更加如此。建国之初，国内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失业问题，这是因为政权更替留下的现象。而对于那些曾经是服务于旧政权的特殊阶层来说，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

为解决旧知识分子失业问题，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遗余力。1950年7月15日，政务院在《关于救济失业教师与处理学生失业的指示》中指出，应在大城市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补习班及夜校等，吸收大中学失业学生入学，毕业后设法介绍他们参加各项建设工作。同时对失业知识分子进行登记，除尽可能地介绍职业外，应本着以工代赈的精神，分配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发给生活维持费；其无法工作者，组织学习并发失业救济金。这样，就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自己原来的业务，一些失业知识分子也分配到适当工作，经济上给予较优越的待遇，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

除此以外，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利用自己与一些旧知识分子的私情公谊，妥善地解决了不少著名人士的工作安排问题。如众所周知的，著名美术家李苦禅，毛泽东通过田家英，很快恢复了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职务，工资也从原来的12元提高到62元。对一些年纪比较大、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老年知识分子，则采取“把他们养起来”的办法，或者安置在文史馆一类的工作岗位，用其所长，发挥其作用。

（三）欢迎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

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集聚人才，中国共产党竭诚欢迎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第一次海外知识分子的归国热潮。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强烈地吸引着爱国的海外赤子，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曾被迫漂洋过海、流亡域外；另外，这群向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祖国最需要建设人才。于是一批批留学海外的有见识、有文化、有技能的知识分子，冲破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在离美前发表了《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大声疾呼：“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和发展而奋斗！”[18]著名力学家钱学森、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张文裕等经过千难万险的归国经历，已广为人知。与在国外大批知识分子远涉重洋，回来报效祖国相呼应的是，新中国的领导者们，也正在发挥自己政权的优越性，敞开胸怀，礼贤下士，为他们排忧解难，给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为他们参与祖国建设创造条件。

（四）采取各种方式，帮助知识分子获得或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技能

党采取各种方式，尽可能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的工作。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简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要用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他还指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1950年10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指示强调：“中国现有知识分子为数本不多，在国家建设事业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将日益感到知识分子的需要和缺乏。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由于过去教育制度造成的知识分子一般存在着学用脱节与缺乏为人民服务观点的严重缺陷，致国家需要录用他们时发生很大困难，因此今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应当是经过训练或其他方式，帮助他们获得或增加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技能，尽可能吸收他们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工作。”[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