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延会最后一场报告会于2018年11月27日在中国当代研究所隆重举行
2018年中延会最后一场报告会由中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希胜主持
2018年中延会最后一场报告会由原总后司令部退休干部、研究员，中央马克思主义工程专家委员，“战争与和平课题组”成员，“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成员许石坪担任主讲嘉宾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美关系无疑是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先后采用“遏制”、“和平演变”等政策，中美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对抗、缓和到有限合作的过程，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路口。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对此谈几点浮浅的认识。
一、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个世界基本矛盾影响的
20世纪，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产生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个新的世界基本矛盾。二战前，仅限于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二战后，扩展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间。尼克松认为，对西方来说，“历史上代价最大的失败是未能阻止列宁1017年在俄国夺取政权”，使“极权共产主义的崛起”成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态，“东西方斗争是这个时代的主导特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使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至今决定人类命运的两种主要力量，两种社会制度必然要经过一系列的冲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关系的变化，一直受到这个世界基本矛盾的影响。判断中美关系不能忘记这一点。
帝国主义是企图用战争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二战中这个目的落空了。它们后悔“两次大战先后使共产党人在俄国和中国当权”，打出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二战结束还不到一年，英国的丘吉尔就发表了富尔顿演说，拉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战争序幕。1947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杜鲁门主义”，美国在全世界展开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此后的美国政府都认为，美国必须解决由哪一类国家来支配“世界命运”的问题；因为这是决定各国命运的大搏斗，“自由的存亡取决于美国的行动”；只有美国才有必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扮演领导角色”；美国除了将获取冷战胜利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外，别无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大国自然成为美国政府全面遏制的对象。美国采取军事包围、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等各种手段，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美国的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处于对抗状态，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美国在越战中失败。
列宁说，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共存是帝国主义不能容忍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到来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一系列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在冷战中失败、解体，东欧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验证了这个判断。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也必然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个基本矛盾发展的支配。
二、从对抗到有限合作，是中美两国之间反复较量的结果
帝国主义是凭实力说话的。尼克松说：“冷战覆盖了世界上每一地区，并使其中的大部分地区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这场政治观念和经济制度的激烈斗争中。”新中国一成立，就被卷入这个斗争中，斗争使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热战到缓和的转变，而决定这个转变的是中国打赢了与美国直接或间接的所有军事较量。
冷战最初作为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热战特别是核战争的替代物，却引发了朝鲜和越南等热战。与苏联不同，冷战中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反抗美国侵略战争的主角。首先，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使最强大的美军遭到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朝鲜战争后，美国从世界霸权的顶峰开始走下坡路。其后，中国平定了美国策划支持的西藏叛乱，打退了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从空中或海上的入侵，打赢了美国支持的印度对华战争。此后，美国不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直接的军事入侵。
但美国并不甘心失败，朝鲜战争后美国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组织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组织“遏制”中国，中美之间又在印度支那进行了一场间接的军事较量。1954年法国失败退出印支，美国接手成为南越的支配力量，想把印支变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前沿和展示美国“责任”与“决心”的场所。1961年美国在南越发动了特种战争，1964年开始轰炸北越，1965年派出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开始了长达8年的侵越战争。1964年6月23日，毛主席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我们两党两国要合作，共同对敌；中国要做好援越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越南北方，中国军队就以志愿军的形式开过去。（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8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谴责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军地面部队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始终未敢越过17度线。应越南的请求，中国从1965年6月到1973年8月的八年间，陆续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扫雷等部队，到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和国防工程建设及海上扫雷等任务。防空部队在三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1968年美军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后，才陆续撤回过。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军事、经济、外汇等援助200多亿美元。
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为了解脱出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改变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单方面先采取步骤与中国接触，放松对华禁运，改善中美关系，希望能“尽早并可能体面结束越南战争”。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由对抗走向缓和。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实力的不断增强，奠定了与美国较量的物质经济基础，使美国的经济封锁破产。新中国是在旧中国非常落后的经济起点上开始经济建设的。全国刚解放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没有自己的重工业，许多工业部门是空白，更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农业也十分落后。毛主席曾感叹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为了尽快改变这种贫弱落后的面目，党和政府确定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帮助下，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快速推进工业化的道路。到1965年，初步建立起有相当规模、生产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其中许多是过去没有的新工业，不仅打破了美国的经济封锁，也为国家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特别是我们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不但有了所有常规武器生产系统，还有了只有极少数国家才有的核武器、导弹火箭和航天工业系统，极大地增强了反侵略战争的能力，使帝国主义第一次面临了对中国“打不起”的局面，抑制了强敌对中国的军事冒险。中国有了核武器后，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慢慢开辟和中共增加接触的可能”。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汉弗莱认为对中国应该实行“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暴力本身是一种经济力，是以可供其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新中国建国后的前30年，中美之间的较量不仅在军事、政治上，也是在经济发展上。中美关系由对抗到缓和、再到有限合作，绝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开始讲和平、发善心、彼此有了共同感情，而是激烈较量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较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长期的和平发展时间。尼克松就说，“大国是根据利害关系，不是根据感情行事的”；对于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国家来说，“所谋求的和平不可能建立在彼此友好上。它只能建立在互相尊重对方的实力上”；在核时代，一个超级大国再也不能用战争作为对付另一个核大国的政策工具了，“如果打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或核战争，双方要付出的代价将会远远超过任何可以想象的道德好处”；“美国除了保持足够的核威慑力量，还必须学会在不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竞争”。
三、中美间正在进行“和平的战争”
从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政府开始对华实行“缓和”“接触政策”，希望能用“和平”的手段转变中国。中美建交后，两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逐渐增多，合作不断扩大。但是，这并没有消除两国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与冲突，更不是两国较量的终结，只是美国政府变换了与中国斗争的方式。法国《快报》周刊曾刊载一篇文章，认为中美“两个世界一流大国正进行一场‘和平的战争’”。尼克松也认为，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一场被称为和平的战争”，“迄今尚未结束、可能还要继续几代人之久”。
1920年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打赢了火线上那场战争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与帝国主义的较量“改变了战线和形式”，“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这场战争更加困难”，“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我们应该看到，在和平、交流与合作掩盖下的是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
⒈美国历届政府从没放弃过对中国的遏制。
尼克松说：“美国和中国关系的发展有一个不能超越的限度”，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经历、斗争或理想可以使我们永不分离”，“我们对如何治理国家的基本观点是针锋相对的”。美国政府认为，遏制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失败的，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大国，它使美国疲于奔命，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美国的政策必须把缓和与威慑结合起来，把缓和作为遏制的一种补充；缓和只是两个大国之间热战的替代物，能提供一种手段容忍那些无法解决的分歧；讲求实际的缓和要胡罗卜与大棒两手并用；有缓和而无遏制是一种空洞的幻想。
中美关系缓和对中国是有利的，这为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和平环境。而如何利用缓和发展壮大自己，则是一种斗争艺术。
⒉美国运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渗透和和平演变。
美国的一些政要认为，中国“在21世纪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能够成为经济上比较先进的国家”，但是“中国可能采取哪条路线，最后可能决定西方的存亡。”因此，美国千方百计要把中国引导到美国指引的道路上。
1956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方针，称“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和平手段来诱使苏联集团，使它纠正现存的一些不合乎正义的事情”，这是一个“高尚战略”。尼克松则称，“即使是站稳脚跟的共产党政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演变力量的影响。”
毛主席对此指出，美国的“和平演变”并不是只指“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使社会主义转到合乎美国的思想、美国的秩序上去”。
美国对中国的渗透和演变，是通过两国间的交往进行的，主要针对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美国政府把军事威慑“作为实现和平演变的先决条件”，并调整了它的“全套工具——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把经济、金融、贸易、思想、宗教、民族、文化等领域国家间的交往活动，作为转变、瓦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与手段。
美国政府认为，应该利用美国的经济优势与中国建立经济联系，使其成为促进中国内部演变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样，中美关系的前途既掌握在美国政治家手中，也掌握在美国企业人士手中。为达此目的，美国政府把贸易作为一种武器，用来换取对方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让步。美国认为，贸易必须是胡罗卜，军事力量是大棒，贸易只能采取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能给什么、不给什么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在美国的商品上不但要印上经济的价码，而且要印上政治价码；如果想得到西方的先进技术，“我们应当卖给他们，但要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把他们的双手捆起来”，否则“到头来只会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毁灭”；如果“问题涉及生命攸关的国家利益，为了取得胜利，一个大国甚至会抛弃最牢固的经济联系”。尼克松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不能求近利，“首先考虑进行长期投资，这种投资将使中国未来的进步依靠同西方的合作”，“我们决不要忘记，我们是为自己干，而不是为中国干”。
美国认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是一座灯塔，是对付共产党国家的一件最有效武器，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会轻而易举地获胜；美国必须充分运用这个武器，加强干预共产党国家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后，美国利用教育、学术交流、文化交流等各种渠道，将大量充斥美国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和文化产品输往中国。他们希望，这种“社会之间的接触会播下不满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将结出和平演变之果。”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不清理，必须拿起批判的武器，精神的东西只能用精神的武器来对付。
⒊美国演变政策的落空与其帝国主义霸权本性。
近来，美国一些前高官出来表示，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落空了。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前国家安全副顾问埃幂·拉特纳说：“美国对于自己决定中国航向的能力总是有一种超级的自信”，“胡萝卜或者大棒都没能对中国产生预期的影响”，“外交和商业接触并没有带来政治和经济的开放”，“建立在这些期望之上的政策未能以我们打算或希望的方式改变中国”，“相反中国推行了自己的路线，并且在此过程中让美国的一系列期望落空。”
今年2月，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曾就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举行听证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过去25年的对华策略失败了，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所希望的那条道路向前发展，它变得日益富裕与强大，美国正在输掉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华盛顿面临着现代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可敬畏的竞争对手。
美国演变政策的落空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毋庸讳言，美国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渗透无疑达到了它的部分目地，引起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混乱，干扰、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教育、引领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指导作用；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是非标准，腐蚀了社会风气。但是，没有结出美国希望看到的像前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和平演变之果”。
在经济方面，美国与中国建立经济联系，目的是要系统地遏制中国，破坏其政治制度。但事与愿违，却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其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发展所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经济加速了金融化，制造业开始大规模离岸外包。中国成了这些转移产业的接受国，所生产的商品开始大量输往美国市场，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的经济发展。2010年，美国制造业在全球总产量中的比例下降到19.4%，而中国则超过美国提高到19.8%。现在，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是靠本土制造业的崛起走上世界霸权地位的，美国的霸权地位也离不开强大制造业支持。可是，制造业的转移却削弱了美国的国力，导致了美国经济体的虚弱，强化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寄生性。现在，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已基本不生产日常生活所需的日用商品，主要购自国外，贸易逆差大部分来自这种国外采购。美国的寄生性使其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国，中国成了美国的最大债权国。
美国历来是从帝国主义霸权的本性来看待与中国的关系。美国认为，迅速崛起的中国最终将威胁到美国的地位和全球的影响力。美国不能容忍中国发展成一个“在21世纪中叶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全球大国”。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们认为，美国应该放弃长期以来对华政策的那些一厢情愿的想法，迎接中国的挑战，现在扭转局面还不晚；不然迎接这个挑战或许将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又一次转变，两国的较量将会继续，甚至可能变本加厉。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国列为首要对手。
⒋经济战将是中美之间主要的斗争形式。
在中美两国的斗争中，美国将会继续把军事力量作为威慑中国的大棒。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习主席担任军委主席后，我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已是拥有现代化军力的国家，这使美国的军事威慑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美国人自己也清楚，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差距正在迅速缩小，美军在西太平洋已经难敌中国，美国付不起与中国直接军事较量的代价，只能“在不引发战争的情况下”对中国施压。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中美之间爆发直接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却不能排除受到美国支持和蛊惑的某些国家、地区和极端势力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是有限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我们就不能放松加强我们的军队与国防的建设，要有打赢任何种战争的能力。
从中美两国现在的实力对比看，中美间的斗争将会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美国会把经济战作为对付中国、维护他的霸权地位的主要武器。美国《华尔街时报》刊文，认为“美国陷入了一场与中国之间你死我活的经济战争，这是两个大国在21世纪的一场大战”。尼克松说，经济战“如果巧妙地加以使用，就能促进我们的利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仅是这场经济战的一个战役。
我们也要拿起同样的武器，维护我们的利益。列宁说过，一支军队必须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共产党人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及变化选择斗争手段；以前战争是在帝国主义者无比强大的方面即军事方面进行的，现在战争正转入一个新的领域，转向经济战争，这也将是一场不能丝毫让步的战争。中美两国间的这种战争将是持久的，将要在经济发展上决出高低。
还要看到，我们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具有两面性，既有斗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但是，美国是否有合作的愿望却不是始终都有的。
【许石坪，原总后司令部退休干部、研究员，中央马克思主义工程专家委员，“战争与和平课题组”成员，“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成员。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中华魂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