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天黄土》为我们精心打造了一个秦学安式的“先富帮后富”的典型。
《黄土高天》剧照
《高天黄土》不仅“再现了中国四十年的奋斗历程，真实还原了农村的发展变化”，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先富帮后富”的典型——主人公秦学安，通过这个典型，给人们展示出一条中国农村发展的金光大道，描绘出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
前前三十年，浩然的《金光大道》塑造了一个合作化年代的高大泉，后来被唾沫淹死了，那是“大锅饭铁饭碗”年代的“高大全”，早成“传统”文艺的恶谥。
秦学安，则是农村改开年代的高大泉，一正一反，恰成难得的对比观照。
新时期文艺，塑造出了一个系列名垂文学史的农民形象：《乡场上》的冯幺爸，《黑娃照相》的黑娃，《卖驴》中的孙老汉，也可包括《人生》中的高加林……他们都映照着转型之初的普世狂欢。20年后，冯幺爸和高加林们是否如愿以偿进入先富成功阶层，功成名就的作家们没有给出回答。《高天黄土》的秦学安，则是冯幺爸们的光辉续篇，他不仅“先富起来”，而且成功地解答了中国当下亿万民众所关注的“先富帮后富”难题。
《黄土高天》以一个村的变化表现农村40年改革发展的历程，从“大包干”到“乡镇企业”再到“新产业新业态”，振兴乡村，实现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黄土高天》叙事从小岗模式起步，高举小岗旗帜不断前进，从经商到办乡镇企业——“产权明晰”的乡镇企业，到外出打工、引进外资、办土地银行土地流转，到搞环保，生态旅游、精准扶贫、到“新产业新业态”，农村改开前进道路上迄今所遇到的问题，他都用主人公的探索行动，一一作了明确的回答。
主流话语诟病讲政治的革命文艺几十年，“意识形态化”被“去政治化”解构抨击了几十年，至今依然是创作和评论的主导话语。《黄土高天》则大胆的突出政治，以几十个“一号文件”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线索，用以编织故事、塑造人物，纵观全局，作者精心塑造的主人公秦学安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与社会政治前进一直是互动的，人物的冲动呼唤着政治，政治推动着人物性格的形成与发展，几乎有点“主题先行”——这曾是主流话语加给革命文艺的恶谥。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同样是歌颂农村变化的重头剧，《右玉和他的县委书记们》的前30年叙事，基本回避了同期社会政治对情节的影响作用，政治的作用仅仅表现为“不忘初心”，艰苦奋斗为人民，而合作化、学大寨等等仿佛不从有过。而《高天黄土》则恰恰相反，它始终用改开的深化推动故事的发展，紧密突出政治，连那些与情节关系不大甚至无关、大众陌生的话语与事件。
四，《黄土高天》如何解决“先富帮后富”难题。
“先富帮后富”是个历史难题，连提出“先富”的小平自己也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借用时髦话语，“先富”云云是普世的，从氏族社会产生分化起，一直到“民国范儿”、到“历史终结”年代，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历史。这历史，到“历史终结”万年王国的开端，先哲们面对资本积累带来的社会畸形和人的扭曲，就开始思索探讨人类的出路，圣西门、傅里叶、欧文们的顶层设计尽管不成功，但他们的思索探讨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我们将他们的“乌托邦”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而格斯的经典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出版迄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科学社会主义差一点被“终结”，美化资本主导下的生存方式打造资本迷信便成为中外精英伟大的历史使命。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他们虽然游刃有余，让他们给出个超越“普世”模式的资本万年长青秘笈良方，他们就越来越显得劳心日拙了——这世界真有能让资本返老还童的乌托邦吗？
《黄土高天》的高远追求，与它的艺术表现，似不够匹配。
（一）小岗坐标，南街叙事——《黄土高天》所提供的人物成长环境不够典型。
当下社会，人们议论最多的，一是官场腐败，一个是资本打造的丛林社会现状，而作者笔下的金水县几乎是世外桃源。几十年的戏剧矛盾冲突，看不到无所不在的腐败规则所起的作用，县委书记与百姓与村长们的关系太理想化，好像大家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全体农民发家致富奔小康。如此世风，前三十年倒是常见，于今则铁鞋难觅。相反，该剧前三十年的官场表现倒是有点漫画化。
（二）该剧以理想化的人际关系取代了商品经济造成的现实人际关系。
唾弃计划经济，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砸烂大锅饭铁饭碗后，社会设计出的是“产权明晰”和“人间正道私有化”，《共产党宣言》讲的“消灭私有制”的奋斗目标不知是否还“对的”，而现实中，主流精英动辄以“国进民退”发出责难，逼得体制不断给以解释则变成常态。市场经济不能酿造出秦学安式的英雄人物，它塑造出的成功典型，只能是任志强、潘石屹、赵薇和范冰冰们，还是主流经济学家讲得好，叫“经济人”——秦学安能算“经济人”吗？在“浩浩荡荡”的社会转型大潮中，汹涌澎湃的是“利好”、“利益最大化”、“能挣会花”和假冒伪劣泛滥的狂涛巨浪，“先富帮后富”多半是是转瞬即逝的美丽泡沫。
秦学安式的人物不可能成长在小岗坐标中，他只能出现在南街和华西的坐标中。
“产权不明确”是“计划经济”的基本罪状，而鼓吹小岗精神的《黄土高天》，恰恰触犯了这个禁忌，它的叙事体系中经常使人感到产权模糊。
《黄土高天》为表现主题设置了两个作为对比观照的人物：秦学安和张守信，他们各办一个企业，秦学安办药厂，张守信办水泥厂。他们各有自己的经营理念，秦学安是“先富帮后富”模式，张守信则用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实际上秦是南街模式，“共同富裕”；而张，则是小岗模式，以发财为目标，唯利是图。这样设置自然是为了通过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塑造正面人物形象。可惜，该剧处理二者矛盾冲突时“主题先行”意识过强，使人感到违背生活逻辑。
无论是药厂还是水泥厂，都不是公有企业，而是大股东持股的民营企业，也即私有企业，因而他们的存在发展都不应背离市场经济法则。该剧将它与集体经济混淆了，叙事中似乎药厂变成集体的了，犯了“产权不明晰”大忌。退一步说，即使秦学安将厂子流转给了集体，那也是“走回头路”，“国进民退”了，也不值得称颂。
比如，二者都在经营中遇到过亏损资不抵债，后来不知怎么就语焉不详地扭亏为盈发展壮大了，水泥厂上减排设备的资金就不知从何而来，后来支持智慧农业慷慨投资500万也来源可疑。药厂亏损二百多万，为还其中50万秦学安毅然带领农民外出打工还债，令人不解的是，农民打工挣点血汗钱应该是为自己养家糊口，怎么就能为老板还债呢？
作者不回避打工问题，是为了拿出解决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正确方案。剧中还有包工老板欠薪逃跑的细节，结果以秦学安讨薪中误打误碰抢救了老板被放鞭炮炸伤手的孩子感化了老板，不仅弃恶从善一把还清了欠薪，而且还成为秦学安“帮后富”经营的坚强后盾。当年温家宝总理用眼泪为农民工讨薪未能解决问题，秦学安的道德感化力量就如此强大吗？
在践行“共同富裕”道路过程中，秦学安不是经济人，他几乎成了道德说教的化身。
张守信一开始处处与秦学安唱对台戏，是个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形象，可后来在秦的感化下，先是上了减排设备，最后终于毅然关闭水泥厂，一步步与秦殊途同归携手共进，成为“共同富裕”的大善人。秦学安反对孩子私自取证水泥厂严重污染，更反对向环保举报，他用苦口婆心率先垂范方式感化对手，居然一路绿灯。这例子，使得“法制”精英无地自容。
水泥厂因污染造成同村一女孩矽肺病致死，张老板深感痛心，父子都偷偷给受害者送钱补过。既能造成矽肺，那就不该是个案，致祸老板也不会如此善良。作者关注这一社会问题，又设计出这样一个感化型的解决方案，未免太不顾及生活逻辑了。
该剧不回避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诸多社会性的问题，环境污染、打工索薪、留守儿童、乡村教育危机、等等，这是难能可贵的，它反映出顶层设计的探索意向。但用故事给出答案必须符合生活的逻辑，令人信服才行。
（三）《高天黄土》像部轻松的喜剧，有“高天”的华丽轻巧，缺“黄土”的厚重朴实。
秦奋在荷兰读博学经济学，为了家乡小康弃博回乡，靠他的关系，居然为穷乡僻壤“引来金凤凰”，都是硕博大本，躬耕黄土，科学种田，很快辉煌成功。
教育市场化使资源向金钱“倾斜”，西部山区留守儿童上学惟艰，“孔雀东南飞”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靠着教化感召，金水模式引进人才，闪烁着“上山下乡”的身影。
张灵芝，一个不会外语没有高学历的农村女孩，靠大队书记女儿身份与县委书记秘书攀上亲，因为不被家庭待见离异出走深圳闯荡，几年后在家乡招商引资中居然以跨国公司代表身份出现，从三角恋苦恼中解脱出来，又与已升县委书记丈夫双双苦守十余年，终于在招商引资故事中辉煌成功，这下海出洋暴富的神话，编织得太不高明。
在招商引资竞逐先富的大潮中，秦学安的形象，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劝诫教化正能量。中国是太需要“先富帮后富”的楷模了。不过，这理想形象还必须在生活的实践中探索成长。
南街语言，小岗叙事，秦学安模式难免尴尬。
作者有着强烈的“分田”情结，分田才吃跑肚子，在人物口中一唱三叹。剧情介绍中就有关键词：说主人公“坚信中央一定会将土地还给人民 ”！剧中后来也讲到“合作社”，但那到底是小岗模式还是南街模式则语焉不详。作者的标里只有“小岗”才是“西天”，佛祖真经就是分地，只有分地才能有饭吃。南街华西等似乎不存在，大寨是旁门左道。作者不厌其烦地反复批判“大锅饭铁饭碗”，渲染小岗分地后大家拼命干，可惜他无视《永远的忠诚》沈浩时代的小岗续篇，无视如今的大寨、南街和华西，那里的“大锅饭铁饭碗”，“尚能饭否”？
【宪之，察网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