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制度正走向法西斯主义

问：《每月评论》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写道，留给我们的只有两个选择：社会主义或是毁灭，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一个死胡同。您写道，资本主义已经变得过时了。资本主义的终结在地平线上吗？从一个过时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能做什么事情呢？

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处在一场结构性的危机之中。在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发达的中心—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增长率与30年前相比下降了一半。从那时以来并没有恢复。这意味着危机在继续，甚至一年比一年深入。宣布我们正在摆脱危机是由于德国的增长率正在从1.2%上升到1.3%，这是简单可笑的。

这是一场制度的危机，不是一场U形的危机，而是一场L形的危机。前者是资本主义危机标准的类型。指在首先导致衰退的理性，结构性的变化更少，以便重新带来增长。危机的图形是一个U，一次下降，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出现增长。L形的危机意味着制度不能摆脱衰退。在下降之后不存在向上的路线，唯一的出路是改变制度。较小的改变是不够的。我们已经到了资本主义开始衰落的结点。

衰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资本主义将不会安静地等待它的死亡。它的表现将越来越野蛮以便保持它的地位，保持中心的帝国主义的绝对权力。这是问题和帝国的战争的根源。在苏联停滞之后1991年战争开始。第一次野蛮的战争是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1991年和2001年之间把那场战争带给欧洲，将南斯拉夫肢解了。

我认为现在欧洲的制度本身已经开始崩溃。这在紧缩政策的消极后果中可以看到。对人们来说这是消极的，但是对资本主义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没有造成帝国主义的增长。紧缩的政策没有带来增长，对这些公共政策在政治上的回答是“脱欧”的进程，或是西班牙紧缩的制度，或是东欧极端反动的和沙文主义的政府，对于制度没有一个回应现实的解决办法。事实上战争和混乱已经写入这个解体中的制度的逻辑。

问：您在《在当代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回归》中提出的根据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在现在的世界上为法西斯主义的回归创造了丰厚的条件。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出现一些右派力量，这是明显的。您所指的是古典法西斯主义的一种重复吗？

萨米尔·阿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制度不是可持续的。在南方以及在中国引起很多抵抗。这种全球化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人民造成巨大的问题。因此，这种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制度不可持续，它瞄向法西斯主义，将其作为对它日益增加的软弱性的回答。正是因为这一切法西斯主义在西方重新出现。西方向我们的国家出口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用伊斯兰的名义，这是地方的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今天我们在印度看到印度右派的反应。这也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类型。印度曾是一个民主国家，尽管印度是一个多数人实践印度教的国家，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同样是接受它的。在印度现在的制度是一种半法西斯主义或者说温和的法西斯主义。

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温和，可能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更强硬。在伊斯兰世界我们面对同样的情况，从巴基斯坦开始，随后是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其他国家。这些地方的法西斯主义的形式也已经渗透到许多其他的国家。

问：如何解释阿拉伯世界当代的政治环境？

萨米尔·阿明：美国对突尼斯和埃及的骚乱感到吃惊，它没有预料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想到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是强势人物，同样它们的警察力量也很强。法国人对突尼斯相信同样的事情。

突尼斯和埃及规模很大和混乱的运动缺乏战略，这有助于在旧的结构中被制止和斩首。但是后来紧随着这两次爆炸以后，西方的政府明白类似的运动可能在阿拉伯国家的其他地区因同样的原因而发生。

于是，西方的政府决定将革命“提前”，组织由他们控制的“颜色”运动。它们选择反动的伊斯兰运动作为自己的工具，由它们的盟国海湾国家提供资金。

西方的战略在利比亚是成功的，但是在叙利亚失败了。在利比亚没有发生大规模反对政权的“民众的”抗议。那些开辟运动的伊斯兰武装小团体立即攻击军队和警察，第二天打电话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法国人、英国人，以便拯救他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做出回应，进行轰炸。最后西方的大国达到了它们的目标，就是破坏利比亚。

现在利比亚比过去的情况更糟糕很多，但这就是目标，这不令人惊讶。目标是破坏这个国家。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叙利亚。那里存在一个日益发展的反对政府的人民民主的运动，因为政府已经向接受新自由主义前进以便保持权力。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没有等待。第二天它们就使伊斯兰运动登上舞台，攻击军队和警察，向西方要求援助。

但是叙利亚政府有能力保卫自己。美国所希望的解散军队没有发生。这样所谓的叙利亚自由军是一个“灯笼”，人数很少，几乎立即被伊斯兰主义者吸纳。现在西方的大国包括美国必须承认它们输掉了战争，可这并不意味着叙利亚人民赢了。但是意味着通过内战和干涉破坏这个国家的目标失败了。帝国主义的大国没有能力破坏团结，或破坏这个国家强有力的团结。这是它们依靠以色列的赞同想做的事情，当然是为了重复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但是它们失败了。

在埃及美国在简单地跟随它的欧洲人的支持下，挑选“穆斯林兄弟会”作为选择。2011年开始时“穆斯林兄弟会”站在穆巴拉克一边反对运动。但是仅在一个星期以后改变了立场，与革命联合在一起。这是华盛顿的一道命令。另一方面，激进的左派被民众的运动震惊，没有做好准备；青年分裂为许多组织，此事引起虚假的幻想，缺乏分析和战略的能力。

最后的结果是运动成为美国想要的东西：选举。在那次选举中，得到左派支持的哈丁·萨奇获得很多选票，成为像“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穆罕默德·莫尔西一样的候选人。得到约500万张选票。但是美国使馆而不是埃及选举委员会宣布莫西为获胜者。

“穆斯林兄弟会”的错误是认为它已经取得完全的胜利，可以单独地行使权力。于是与所有的人发生冲突，包括与军队的冲突。如果他们更加聪明的话，与军队达成一项协议，就可能上台，与军队分享权力。他们仅为自己想要所有的权力，以一种非常丑恶和愚蠢的方式利用权力，在它获胜几乎几周以后，所有的人都反对他们。

这导致2013年6月30日发生的事件。在全国300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反对“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个时候，美国使馆要求军队的领导人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尽管要求人们支持。军队没有遵照这些指示，反而决定逮捕莫尔西，解散所谓的国会，它是一个非选举的机构，专门由“穆斯林兄弟会”挑选的人员组成。但是新的政权是一个军队的政权，简单地继续穆巴拉克和莫尔西同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问：中国实现了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增长。尽管还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它在经济上的成功一般来说归因于它从1978年强调支持市场的成功。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您有什么看法？

萨米尔·阿明：我们必须从中国革命开始。在中国有被称为一场伟大革命的内容。在现代历史上有过三次伟大的革命：法国革命（1789年）、俄国革命（1917年）和中国革命（1949年）。还有古巴革命和越南革命。但是我所采用的是三最大的革命。一场伟大的革命远远超出眼前可能的东西。

在法国革命中，1789年法国革命的座右铭是“自由、平等、博爱”。1776年所谓的美国革命没有设计这个目标。“民主”这个词没有出现在1789年美国的宪法中。它的作者们认为民主是一种危险。制度是为了避免这种危险而创造的。制度没有改变生产关系。奴隶制继续是制度的一个决定性的部分。乔治·华盛顿就是奴隶主。

相反，法国革命创造了将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联系。在美国是自由和竞争联系，这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的自由。海地革命的作用作为十八世纪末的那个进程中的一部分是重要的。

1917年俄国革命的座右铭是“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列宁说，“革命从最薄弱的环节开始，但是应当迅速地扩大”，也就是说，在一个短的历史时期之内。他曾希望在德国爆发革命，但历史表明他搞错了。可能发生革命，但是不是这样。国际主义不在现实的历史议程内。

1949年的中国革命采纳了“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的口号，此事意味着全球规模的国际主义，包括南方农民的国家。这扩大了国际主义，但是不可能立即达到。

1955年的万隆会议也是对中国革命胆怯的一种回响。没有实现很多。由于民族主义的力量而被稀释，在很大的程度上处在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计划的框架之内。

正是因为伟大的革命将它们的时间提前了，跟随着出现终结和复辟。终结不是一种复辟，而是向后退一步以便使长期的目标保持活跃，也就是说要达到目标，但是有让步。什么时候是苏联的终结呢？也许在1924年因为新的经济政策。中国人说当尼基塔·赫鲁晓夫1953年上台时就发生了。其他人认为是在以后当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4年变成苏联领导人的时候发生的。但是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在80年代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时期发生的。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的目标被抛弃了。一个终结是向后退一步，复辟是一种放弃。

在中国1950 年有人问毛泽东：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他回答说，“不，中国是一个人民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条长期的道路。中国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复辟，之所以没有简单地发生复辟，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由于保持着革命的进程取得的成果的某些基本的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特别指的是国家保持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在恢复农业的框架内由农民家庭使用，它与建设一个现代的工业体系相结合。中国继续全球化“两条腿”的战略，第一个阶段拒绝地缘政治的帝国主义；第二阶段相对地接受经济一些新的思想。

中国的计划不拒绝参加全球化的思想，那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大国控制的社会进程。这是第二条腿。但是中国的越发觉得这里不采纳所有的全球化的参数。中国走进贸易的全球化和投资的全球化，但是由国家控制，在某种程度上至少这是有效的。

此外，中国不在全球化内部运作，不像那些接受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金融全球化强加的条件的国家。中国没有进入金融的全球化。它保持着自己独立的金融制度，，不仅是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由国家操作。在中国存在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运作的类型。全球化与中国“两条腿”的战略有冲突。帝国主义的全球化与中国的计划不是互相补充的战略，有冲突。

问：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最重要和令人吃惊的现象之一是不平等的日益增加。像托马斯·皮凯蒂和其他经济学家以经验为根据已经证实它的规模。皮凯蒂说对固定资产普遍收税或是收累进税是控制这种不平等的机制。您认为在资本主义这是可能的吗？

萨米尔·阿明：皮凯蒂的这些数据是正确的，或至少是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数据。最近 50年不平等非常迅速地增加。但是提供这些数据的人进行的分析继续是虚弱的，至少可以这样说。

在所有的地方不平等增加的事实需要做出解释。为此存在一个唯一的理由吗？不平等增加的模式在所有的国家是相似的吗？如果存在不同的不平等模式，为什么会是这样？

关于不平等的报告没有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平等的增加伴随着全体居民收入的增加，另一种是不平等的增加伴随着大多数居民的贫困化。将中国和印度对比是很有意义的。

在中国收入的增加几乎对全体居民是一个现实，甚至如果是某些人收入增加比居民的大多数更多。这样，在中国不平等伴随着贫困的减少。印度或巴西以及几乎所有南方的国家并不是这种情况。在这些国家在某些情况下收入大幅度增加几乎只是让居民的少数人（比如在赤道几内亚是1%，或在印度是20%）受益。

这种不平等增加没有让居民的大多数人受益，实际上让他们贫困化了。某些指数本身对于表明这两种局面之间的差别是不够的。基尼系数是一个并非详尽的指数。中国和印度可能有同样的基尼系数，但是表面上同样的现象—不平等增加—的社会意义是很不相同的。

那些描述不平等的人的政策建议是有限的和胆怯的，也许甚至是天真的。累进税总是受到欢迎；但是没有在经济政策中得到更加广泛的变革支持的同时，其后果是有限的。累进税加上继续执行所谓自由主义的政策帮助垄断资本自由地运作只会产生边缘化的结果。更有甚者，累进税的要求被统治阶级认为是“不可能的”，因此遭到统治阶级的拒绝，它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

最低工资的确定可以说是同样的情况。当然这是受欢迎的，但是在继续实施一项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其效果是有限的。工资一旦提高将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这将减少它的好处。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理由，他们拒绝确定最低工资单纯的思想。

更加公平地受到教育和得到医疗应当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任何合法的挑战的目标。但是这种选择意味着增加公共支出，自由主义认为这种增加是不可接受的。于是向着提供“更好的就业”前进，如果没有工业化的制度和家庭农业现代化的支持，这只是一句简单的空话。

中国正在试图部分地实现这一切，印度没有这样做。自由主义者坚持必须减少公共债务。但是增加公共债务的理由应当有解释。什么政策产生这种很高的公共债务？公共债务的增加简单地是自由主义的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对于垄断资本来说公共债务甚至是它所希望的，因为向过剩的资本提供金融投资的机会。皮凯蒂和其他关于不平等一直在写书的人都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

这些经济学家相信开放的自由市场的“美德”，应尽可能少地受到调控，认为允许资本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自由流动的全球化的模式不存在选择。对他们来说这是全球发展的前提条件。他们认为作为这种类型的全球化的结果，穷国最终可能与最发达国家一个样。

这些学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改良主义者”，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资本主义连续五个世纪不平等的发展至少应当引导他们质疑这种推测。或至少引导我们去这样做。

问：为了控制这种令人吃惊的不平等的增加，您提出的建议是什么？

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谴责任何为了一种真正的发展提出现实主义的政策的意图。对真正的发展我指的是一种让所有的人受益的发展。在一个自由的框架内任何可选择的政策继续是表面的，至少可以这样说。任何试图“出现”的社会不能将某些基本的方面放在一边：进入建设一个现代的和完整的工业体系长期的进程，集中在国内民众的要求上；将农民的家庭农业现代化和确保粮食主权；通过始终如一的非自由主义的政策计划将工业与农业联合。

这三点意味着逐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述政策包括两个指令：调控市场和控制全球化，也就是说为另一种尽可能减少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负面后果的全球化的模式而斗争。

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够创造条件去消除贫困，最后减少不平等。中国正在部分地走在这条道路上；南方的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做。没有对自由主义进行激烈的批评，谈论贫困和不平等是一种幻想的、修辞学的和天真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