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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正走向法西斯主义

2018-12-4 23:3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99076| 评论: 0|原作者: 萨米尔·阿明|来自: 环球视野

摘要: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制度不是可持续的。在南方以及在中国引起很多抵抗。这种全球化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人民造成巨大的问题。因此,这种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制度不可持续,它瞄向法西斯主义,将其作为对它日益增加的软弱性的回答。正是因为这一切法西斯主义在西方重新出现。

问:为了走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危机,您建议将切断联系作为一项可选择的经济政策的基础。我们如何切断全球化的涡旋?如果我们敢于切断联系,资本将逃离我们的经济。我们如何能够面对这种威胁?对于一个敢于切断与新自由主义的联系的国家您的实际建议是什么?

萨米尔·阿明:切断联系是一个口号,可以利用它。为了切断联系现实的问题总是相对的。你不能完全切断联系。但是大国比如中国、印度和某些其他国家能够在广泛的程度上切断联系。他们的经济50%甚至70%可以切断联系。前苏联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他们的经济活动80—90%切断了联系。

但是没完全切断,它们仍然必须与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做生意。切断联系并不意味着忘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搬到月亮上去。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样做不是理性的。切断联系只是意味着强迫帝国主义接受你所有的条件或一部分条件。当世界银行谈到结构性调整时候,总是有一种结构性调整的单方面的视角,它决定政策。切断联系意味着推行你自己的政策。

比如在印度的情况下,总是应美国的要求进行调整,但是印度可以选择不顺从帝国主义的调整。这正是尼赫鲁在他的任期想做的事情。这不是现在的莫迪政府正在试图做的事情。于是,你必须向后退以便切断联系。你能够这样做,有这样做的空间。

当然,在非洲或中美洲或亚洲的某些地区要切断联系比其他地区确实更困难。但是,如果重新创造不结盟国家运动的氛围,重新创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政治团结,那么我们将不是一个少数。我们代表着人类的85%,在几十年内代表着85%以上,我们不是那么弱小。

我们能够切断联系,依靠一个有选择的政治集团在不同的程度上我们能够切断联系,取代现在控制我们的国家的中心的帝国主义集团。

问:对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可选择的道路是什么?没有过渡到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的社会能够现代化吗?切断联系意味着回到过去吗?

萨米尔·阿明:当曼莫汉·辛格因为引入铁路感谢英国人的时候,指的是现实很小的一部分。英国人靠印度的工人建设铁路,但是同时破坏了印度比英国更先进的工业。英国人同时解散了印度的工业,将经济的权力转移给那些有政治权力的人。

印度的地主在英国人来之前没有土地,只有为一些领地的州收取农民的税和义务。由于英国政府这个阶级变成了新的地主。这样变成了印度的孟加拉、东部和旁遮普、西北部以及西部和北部的大地主阶级。英国人设计占有土地。辛格应当记得英国人不仅引入铁路,而主要是引入了残暴、破坏和不同形式的压迫。

我们谈论是是什么类型的现代性呢?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我们不能一般地谈论现代性。我们不能说全球的一体化带来现代性。也许给印度带来移动电话,但是也带来了80%的印度人的贫困化。这不是一件小事。那么,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正在说的是什么类型的现代性。

我们想要什么呢?当然我们想要现代性。我们应当理解切断联系不是为了让印度回到过去的一条道路,不是回到前殖民地或殖民地的道路。切断联系给印度以及所有的地方带来新的现代性模式。

问:在当代的政治舞台上对于左派来说前景和挑战是什么?

萨米尔·阿明:我在《走出资本主义的危机或是走出危机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说过,不开始脱离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就不可能走出危机。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解决办法在任何地方都将不会在几年内找到,不论是在北方或是南方。将需要几十年。但是未来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能等待一直到(资本主义)制度将我们带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和一场生态的灾难才做出反应。我们必须现在就做出反应。

这需要左派的大胆。对于左派我指的是激进的左派,是更加广泛的左派,但是包括现在第三国际的继承者们,也就是共产党。

今天在全世界存着抵抗运动。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强有力的抵抗运动。男女劳动者们正在进行完全合法的斗争,但是处于防御。这是试图保卫他们在过去已经赢得的东西,已经逐渐被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侵蚀。

这是合法的,但不是足够的。这是一项防卫的战略,有助于垄断资本的权力制度保持主动性。我们必须从现在的防卫的态度走向一种积极的战略,也就是说走向一种进攻和对权力关系投资的战略。使敌人—权力的制度—回答我们,而不是回答他们。剥夺敌人的主动性。我不是傲慢的人。我的口袋里没有一项关于一个奥地利的共产党人应当做的事情的计划,也没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或我的国家埃及的共产党人应当做什么的计划。

但是我们必须坦率和公开地讨论此事。我们必须提出战略,讨论、通过和纠正战略。这就是生活和斗争。我们不能停下来。我想说的是首要的事情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勇气。

现在如果民众的运动从抵抗移向一种进攻性的选择的话,可能开始变革。这可能在某些国家发生。已经开始发生了,但是只是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如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希腊我们已经看到欧洲的制度打败了这第一个意图。欧洲人民包括那些同情希腊运动的人民没有能力动员一种足够强有力的舆论以便改变欧洲的态度。

这是一个教训。我们应当开始大胆的运动,我相信随后将在不同的国家开始。比如我和“不屈服的法国”的成员讨论过此事,这是一个由让-卢克·梅朗雄领导的运动。我没有建立特别的计划,而是指出一般的战略,从大型垄断的再次国有化开始,特别是金融和银行机构。

我说重新国有化只是第一步,是为了最后能够向经济制度管理的社会化前进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国有化,于是就会有国家资本主义,它与私人资本主义没有很大差别。这可能是欺骗人们。但是如果感觉这是第一步,已开辟了道路 。

资本主义已经达到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的水平,与50年前有过的水平不能相比。一小批数十个大型公司和不到20家银行机构决定一切的方向。法国重要的金融专家弗朗索瓦·莫林说过,不到20%的金融集团控制着全球一体化的金融和货币机构90%的活动。

如果我们加上15家大型银行,上述比例从90%增加到98%。这只是一小批银行。这就是集中,权力的集中。所有制保持扩散,但是这是次要的。问题是如何控制产权。这种集中控制产权导致对政治生活的控制。

在选举中可能存在两个政党的竞争,但是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个党。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政党的制度中。在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从来就是一个政党。在欧洲不是这样,因此在过去资本主义能够部分被改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人的福利改革是重大的改革。

我认为那是进步的改革,甚至如果面对南方的国家与保持一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相联系的话。现在这不再可能了。统一政党的制度已经到来,但是正在失去合法性。这也为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打开一条道路,新法西斯主义正在所有的地方发展。这是我们不得不解散制度的理由之一。

针对资本主义的抗议不可能是从正面反对人民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攻击的后果的一种抗议,应当达到使人们在政治上有觉悟的水平。这种觉悟应当导致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联盟,以便取代统治我们的国家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和统治西方国家支持帝国主义的联盟。

问: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这些孤立的力量可能意味着对全球化的垄断资本的一种挑战吗?它具有真正的国际的性质。对于需要以某种国际合作的方式或恢复在进行斗争的群众之间国际主义的精神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萨米尔·阿明:我们需要使国际主义重新活跃,作为未来的意识形态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们也应当组织它,也就是说试图将一些国家的斗争联系起来。现在这种国际主义不可能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一个再版。因为第三国际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到来的,得到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国家苏联的支持,现在我们没有处在这种条件。因此,我们应当为新的国际联系想象另外的模式。

现在我们处于一种不同的形势。我们有潜在的激进的、支持社会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在不同的国家它们是不同的。我们必须将它们团结起来。我们必须理解我们共同分享的东西比我们之间的分歧更重要。我们必须 自由地讨论分歧,没有傲慢,不自称“我有道理,你搞错了”。我们共同拥有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我说这事不论是为了北方还是为了南方。每一方都有它特殊的条件,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条件不同。总的视角是相似的,但是条件是不同的。在任何时候这是我关于如何开始进程的视角。

存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我们不能避免它。我们应当和那些从来不考虑社会主义应当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答的那些人一起有广泛的联盟。他们仍在想资本主义可能被改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可能是第一步。但是我们必须提前思考如何建议一个新的有活力的国际。我没有一个这样做的计划。这不是说建立一个秘书处或组织领导的机构。首先,同志们应当坚信这个想法,不是总会出现的事情。第二,欧洲人已经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团结和支持接受人道主义与援助的国际号召的国际主义,甚至支持对人们的轰炸。这不是国际主义。(这是两位印度作者在埃及知名学者萨釥尔·阿明去世前进行最后一次采访的访谈录。)

我相信国家的公共政策,我利用这些词是因为没有其他词,这仍然国家的边界之内斗争的结果。不论这些国家确实是民族-国家或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们在确定的边界内进行斗争,此事有助于我们在国际范围内改变力量的平衡。

我们必须重建一个新的有力的国际,一个男女劳动者和其他人的国际。这意味着数量巨大的农民和社会的阶层,远远超出无产阶级。在印度你可以看到如果 没有一个城市无产阶级和城市的穷人—具有很低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印度农村社会的大多数或农民的联盟,你就不可能形成抵抗。这些是不同的社会力量,可以由不同的政治声音所代表。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共同分享的东西。我们共同分享的利益比我们的分歧更重要。我们需要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它可以动员属于不同阶级的人们,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今天的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本文是两名印度记者在埃及知名学者萨米尔·阿明去世前不久为(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进行最后一次采访的访谈录。萨米尔·阿明是埃及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家。2018年8月12日在巴黎去世,享年86岁。本文原载“环球视野”,摘译自2018年11月20日西班牙《起义报》,原标题《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制度将法西斯主义作为对它日益虚弱的回答》,魏文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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