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中又老调重谈，以“国家资本主义”抹黑中国，妄图达到一石三鸟的图谋：亵渎中国对外开放、渗透颠覆意识、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特朗普首席顾问竟然说它的“最大的威胁是国家资本主义”。其论点荒谬绝伦：编造事实、歪曲理论、混纂逻辑。实际上“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出自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列宁，成功实践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现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这里存在两个双层面：科学理论的双层面；美国逻辑的双层面。为彻底廓清真相，有必要对这一理论正本清源，揭穿美国抹黑逻辑的荒谬性，挫败它的真实逻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成新时代的伟大历史任务。
“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高端形态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在20世纪初，列宁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时，首次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此后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又加以扬弃，借用这种形式改造资本主义经济。
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端形式。列宁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贡献是揭示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演进规律和特征，写了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他说：“发生这种更替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最深刻最根本的趋势直接发展、扩大和继续的结果。”[②]他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已经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③]
在研究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帝国主义时，列宁特别分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形成一种新的力量或者说新的经济形式，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企业），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高端形式，它对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列宁研究了这种经济形式，进行了多方面论述。
早在19世纪后期，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就出现了国有企业，首先是邮电业由国家统一经营，尔后扩展到一些军工企业，进入20世纪形成一些为私人资本服务的国有企业。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快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突起，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列宁说：“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④] “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指挥者不得不实行某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改良和某些民族的改良”，[⑤]以适应实际生活的要求。如在全国范围内调节生产和分配，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实行辛迪加化（联合成为大公司）等等。这样，就大大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帝国主义从一般垄断变为国家垄断，实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适应生产力要求的又一次调整，从而加强了经济的计划性。
按照列宁的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目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垄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⑦]它是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的不断发展，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断加强的过程。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就指出：“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是交织在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组织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之间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些环节而已。”[⑧]他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英、俄、美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以及当时实行国家垄断的主要方式，从中也发现了可以为无产阶级利用的形式和经验。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垄断组织与政府实行“个人联合”，通过这种方式与国家建立联系。垄断企业为了摆脱危机，并凭借政府的力量谋取高额利润，纷纷收买国家官吏，使政府官员在垄断组织中任职成为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在德国，各银行和各公司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列宁引用了德国经济学家耶德尔斯描述的这一情况：垄断企业“自愿把监事职位让给有声望的人物和过去的政府官吏，这些人可以使公司在同当局打交道的时候得到不少方便”。“在大银行的监事会里，常有国会议员或柏林市议会的议员。”[⑨]通过这种个人联合，垄断组织与政府间的联系或融合日益密切。垄断组织在凭借国家力量渡过危机、获得超额垄断利润的同时，也实现了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的过渡。
（2）通过企业国有化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往往是战争期间不少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又一方式。如德、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将一些与军工生产、战争相联系的垄断企业收归国有，实行工业国有化。列宁重点分析了德国通过国有化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情况。当时的德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标本，资产阶级“采用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新的角斗方法，采用了优良的技术和无比优越的组织，使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大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的资本主义。这个集团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⑩]因而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虽然“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不如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在变垄断资本主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超过了美国”。[11]战争期间，工业国有化首先在德国得到发展，然后其它国家如英国、俄国也相继实行。除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外，垄断国家还直接投资兴办国营工业、铁路等。战争期间，主要是兴办与军工生产、战争相联系的企业，如俄国的官办铁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工企业等。
（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用统计监督的方式，统一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调节社会生产和分配。如英国和德国“对全部生产实行最严格的统计和监督”。德国强迫实行辛迪加化，法律责成同一地方或全国某一行业的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俄国的糖业辛迪加把许多设备良好的工厂合并为一个极大的资本主义组合。它“早在沙皇时代就已经处于‘国家’（也就是为资本家效劳的官吏）的监督之下了”。[12]
此外，不少国家采用建立各种组织的方法，将全体人民组织起来，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以集中使用人民的力量通过垄断企业与政府间的“个人联合”，国有化和有关监督调节措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战争期间得到了大发展。不仅垄断组织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更加紧密，国家在调节、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方面，也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国有企业或大量增加，或转归私有，但国家通过种种方式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一直呈增强趋势。
既然国家垄断是资产阶级不得不适应社会化高度发展的要求所做的调整，因此，它对社会生活的监督和调节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维护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另方面，它调节社会经济，起到宏观调控的某些作用。
不过，总体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扭曲，它由大资本巨头（尤其是金融资产寡头）利用国家机器抑制市场交换、流通和资源配置机制，加速资本的集中。迄今为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在西方发达国家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国有经济一般占10%左右，有的国家占40%以上；更严重的是利用国家力量控制市场，利用信息手段人为地制造和扩大信息不对称现象，造成市场混乱；以偏斜的产业政策推进产业畸形发展，特别是加速经济虚拟化。由此而来，形成经济危机的新特点。以前的经济危机多为规模小、时间短、影响面窄的危机，而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强势形成以后，不仅发生几年一次的小型经济危机（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发生十几次这类危机），更突出的是发生大规模、长时期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如1929年到1932年的“大萧条”、 2008年-2012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而美国正是两次大型经济危机的策源地。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因为大垄断资本巨头更需要国家机器之力，乃至控制整个社会。这种趋势连同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相继出现（至今在一些独立了的原殖民地大国还有它的影子）。比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就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四大家族控制、占有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大体控制整个国家财富的三分之一。但这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带有鲜明的买办性、封建性特点，又受国外大的垄断资本控制、联合、供给，成为制约本国生产力发展的严重羁绊。现在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十分发达，其国家机器不仅垄断全国，而且垄断全球，到处以国家力量推行有利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可以说，美国才是真正庞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并控制全国全球的市场和经济政治（下面还要具体分析）。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改造私人资本的一种形式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第二层含义，是扬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用非剥夺的方式改造旧的私人资本企业。前提是无产阶级掌握强大的政权和公有经济（主要是国有经济），成功的条件是私人资本能够接受改造（虽然多数是被迫的）。实践结果在苏联未获成功，因资本家拒绝接受，中国则获得成功，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奇绩。
追溯历史，列宁最早产生这种想法，也是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发现的。他在1916年准备写《关于国家的作用》（未完成）一文的材料中，特意写了这样一句话“论国家资本主义。很有意思。实际上可以公开。”[13]这是列宁结合俄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项创新。他说：“以前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国家资本主义“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哪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未能预见到这一点。”[14]
列宁特别强调能够形成与以往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他说：“以前传统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在苏维埃国家内，政权性质起了根本变化，“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定范围的资本主义”。[15]他在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中，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16]
这个论述对国家资本主义作了明确的界定：第一，凡是国家资本主义都与一定的政权相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受资产阶级国家支配，为那个阶级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则为无产阶级政权相联系，受无产阶级国家所支配和控制，要为人民大众服务。[17]第二，这种资本主义不能任其自发地无限发展，而是要受定的限制，受无产阶级国家的监督、调节。列宁比作是汽车，由无产阶级政权掌握着方向盘，决定它的方向、道路、发展速度、活动范围等等。第三，由以上两点决定了它的性质，按照列宁的说法，“构成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是金钱，而是社会关系，”[18]决定这社会关系性质的不是它的形式和外壳，而是它的内容，最关键的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国家的阶级性质不同，就决定了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上的差别。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是这一新政权有意识地利用和组织的，它虽然仍带有资本主义的特性，但是用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因此，它又带有社会主义的特性，“在苏维埃政权下则会是3/4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可以使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者成为我们的助手”。[19]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有其发展过程。第一阶段在革命胜利前，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这是他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形成的最直接的历史基础。垄断资本建立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垄断进一步发展则变为与国家政权结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阶段在1918年春天，着手进行建设的3个多月。在实行大企业和银行国有化的同时，列宁曾想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中小资本和小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实行无所不包的计算或监督。当时，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五种成分之一，比作由资本主义成分通向社会主义的“中间站”。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指责说：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危险”，是“布尔什维克向右转”。列宁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专门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他辛辣地讽刺“左派”：“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够抓住书本上的片言只语而忘掉现实呢？”“他们的坚决性那么多…而思考力却那么少！”“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都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不过，当时尚缺乏实践经验，列宁的思想还未充分展开。
第三阶段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已经成熟。1921年3月，在组织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中，列宁重新提出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接着，在《论粮食税》和其它著作中，进行了系统的论述。1922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又对此展开争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林、施略普尼柯夫等人重弹“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老调，列宁在同他们的辩论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全面地论证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范畴）实行的必要性、具体形式和具体政策，把它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段和阶梯，并认为新经济政策内容之一就是“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为了澄清党内的种种糊涂认识，列宁在理论上多次阐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规定了明确的政策。
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有：租让制、合作社、代销商、租借或租赁企业，此外，国家还允许私人办小型企业。
1921年后经过两年的实践，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又有新的变化，集中地表现在1923年1月他口授的《论合作社》一文，他把合作社从国家资本主义中划出来，认为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不属于国家资本主义了。
列宁创造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和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他一再指出，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个新的范畴。它“不是资本主义下有过的那一种，而是新的概念，因为是新的现象。国家=工人阶级，它的先锋队，它凝结成的组织力量和文化力量。”[20]由于列宁逝世过早和其它客观条件，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在苏联没有继续推行下去。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又有创新，并获得成功。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条件是：第一、社会主义有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国家资本主义采取三种逐步过渡的形式，即加工订货、包购包销、公私合营，最后以国家付“定息”的办法赎买，使之变为全民所有制。付“定息”是每年拿出其总资产的5%，20年完成。毛泽东说：“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21]中国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改造成功，具有世界意义，找到了一种和平改革的新形式，但是有条件的。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就不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通过正本清源，从列宁到毛泽东创造和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于实际，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不同（只是批判地借鉴一些作法）。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时期运用国家资本主义与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迥异的两回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无关系。把两种概念混淆起来，是有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篡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亵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