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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自今年七月份以来，鼓噪“扩大进口战略”以解决中国贸易不平衡特别是对美贸易顺差的文章又大量增多起来了。对这种观点，早在2011年笔者就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或许这些措施包含有一些有利于我国长期发展的因素，但笔者仍充满疑问，它在总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对外贸易的根本问题，无助于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
早在10年前，笔者就对当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提高出口退税的措施提出了异议，拙文重申了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拙文在2012年给政府提出的对策建议完全适合于目前应对美中贸易战，是笔者有关应对美中经济战总体战略构成的一部分。本文初稿于2011年9月，修改完成于2012年国庆节期间，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2期，原题《扩大进口战略的隐忧与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重新提出了扩大内需战略[①]，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为了解决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特别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我国政府又在2011年采取了“扩大进口战略”。这两种战略之间是否一致？“扩大进口战略”是否能够达到促进产业升级和提高我国对外开放质量的目的？本文首先对目前为“扩大进口战略”进行辩护的观点提出质疑，讨论它与扩大内需战略和产业升级目标之间的冲突。然后，为了提出替代性的政策思路，本文通过对纳克斯“平衡增长理论”的创造性阐释，提出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最后，与单纯为了解决过大贸易顺差的“扩大进口战略”不同，论文运用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提出了能同时达到对外贸易平衡、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三重目标的政策建议。
一、结构失衡与“扩大进口战略”的隐忧
目前，我国产业价值链低端工业制成品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的困境是众所周知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自然资源大量被消耗，产能大量过剩导致贸易条件持续恶化，陷入了生产增加但出口收入下降的“贫困性增长陷阱”。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海外市场不断萎缩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日益严重，甚至在2011年和今年出现了被某些人称作的“制造业危机”。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还因此陷入了更加令人痛心的“美元陷阱”之中：我国连年的贸易顺差导致了国民财富的严重流失。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下，美国开动印钞机大量印制美元绿纸片，低价购买我国出口产品，而我国由此形成的美元贸易顺差不仅夺走了我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方面所急需的资金，[1][②]而且其价值也因美元的不断贬值而不断耗散，正如余永定先生指出的，这无异于我国把贸易顺差产品直接扔到大海里，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印人民币发给这些出口企业。[③]
连年的贸易顺差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和严重通货膨胀并发症的重要原因。以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为例，按当年末1美元兑6.6227元人民币的人民币汇率计算，贸易顺差总额为12126.1637亿元人民币，假如2010年我国实现贸易平衡（也就是贸易顺差为零），该年贸易顺差部门的产品投放国内市场，那么，按2010年末中国城乡7.9亿的就业人口计算，平均每个就业者将增加1777元工资；而如果按2010年末我国2.2亿农民工计算，那么每位农民工将增加5512元人民币收入，这也就是说，按保守计算，如果该年农民工平均工资增加40%，不会发生任何通货膨胀，而由于农民工消费倾向最高，由此所形成的扩大内需效应是任何其他措施所无法达到。但实际情况却是，由于2010年巨额贸易顺差的存在，我国农民工不仅不能增加40%的工资，反而却因外汇占款而增发人民币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使其实际收入下降，实际收入的下降反过来又加重了内需不足。
为了回应美国对我国贸易顺差过大的指责，同时也是为了解决我国因连年巨额贸易顺差所导致的财富损失和通货膨胀并发症问题，我国政府在2011年采取了扩大进口的战略，并于2011年底推出了2012年大范围下调进口商品关税的措施。[④]《经济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对此评论说，扩大进口不仅可以有效控制外贸顺差，减少国际摩擦，降低外汇储备过高的压力，而且对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⑤]有论者也指出，努力扩大进口是我国加快经济转型和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必然战略选择，而大宗商品和高新技术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支柱，也是未来扩大进口的重点发展领域。[⑥]
按照《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说法，目前，“扩进口”实际上已经被提升到中国外贸新战略的高度，取代“压出口”，成为削减贸易顺差的首要路径。广东省为此专门出台了具体的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的目标，广东力争要在“十二五”时期，进口增幅达到或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依照重要性排序，广东鼓励进口的商品依次是先进技术和设备、重要物资和消费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中心副主任肖鹞飞认为，中国扩大进口无非是两个考量，短期来看是削减贸易顺差、促进贸易平衡；长期看则是希望通过引进高新技术设备促进产业升级。[⑦]
无疑，“扩大进口战略”将有助于实现削减贸易顺差和促进贸易平衡的目的，解决我国因连年贸易顺差所导致的巨额财富损失和通货膨胀并发症问题，也能达到减少国际摩擦的目的，如果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办法。但是，这种战略不仅不能实现以上论者所论证的目标，如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通过引进高新技术设备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相反，“扩大进口战略”却是与这些目标背道而驰的。理由何在呢？
我们可以把2012年730种进口商品平均关税率降低为4.4%的商品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能源资源性产品、用于促进消费和改善民生的日用品和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产品，这些产品进口将改善国内供给，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没有不利影响。第二类则是资本品，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的关键设备和零部件以及大马力拖拉机等在内的农业生产资料，这类产品降低进口关税将冲击我国亟需扶植的资本品工业。当然，如果打算像日本和韩国在经济崛起时期一次性进口样机后就不再进口，在此基础上实施进口替代，这无疑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条件下，由于发达国家经济萧条，我国在先进技术设备进口价格等问题的谈判上将处于有利地位，这无疑是一个准备进口替代的好时机。但是，很显然，“扩大进口战略”并没有这个打算，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削减贸易顺差和促进贸易平衡，并认为这种进口长期化是正常的。
目前，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大都处于低端地位（部分处于中端），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在发达国家经济崛起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思想史中，这种贸易结构因为“出口本国报酬递减的产品并进口外国报酬递增的产品”，因而被看作是“坏的贸易”，[⑧]这种贸易结构实际上正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所要转变的对象，但“扩大进口战略”却因为首先扩大的是先进技术设备进口，而且并无进口替代的战略考虑，因此，这无疑将使我国的进出口结构进一步被固化在“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低级贸易结构上，使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困局进一步被强化，这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自主创新是非常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哪里会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呢？又怎么能说将会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呢？
此外，“扩大进口战略”还会带来以下负面影响。第一，并不能解决产业价值链低端工业制成品出口过剩所内生的贸易条件恶化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第二，它不仅无法解决由于我国出口产品海外市场在未来的持续萎缩而产生的失业问题，反而会加重失业问题，因为进口将冲击国内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从而减少国内就业。第三，还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是扩大进口战略将有可能对我国贸易结构和国际收支带来深远的不利影响，理由有如下两点：其一，由于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是由加工贸易所产生的，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一直都处于逆差状态，因此，扩大进口战略将导致我国对加工贸易的依赖，这与我国大力压缩加工贸易的既定目标是自相矛盾的；其二，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是由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形成的，如果把扩大进口作为一种战略长期实施，不仅无法降低对在华跨国公司的依赖，而且，在未来某些时候是否会导致外汇危机？例如，以2010年我国1831亿美元的顺差构成为例，外商投资企业占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的68%，顺差额为1243亿美元；而我国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贸易顺差总计仅598亿美元，占比为32%。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所形成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代表着外资对我国资产的索取权，是我国间接的对外资的隐性债务，因此，一旦外资外逃和外商投资企业不再通过结汇制把美元交给中国人民银行，而我国进口比例如果无法压缩，这将有可能发生外汇危机。
相对于我国连年巨额贸易顺差所导致的财富损失和通货膨胀而言，笔者并不反对扩大进口战略，因为这总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但这种战略对长期发展将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寻求更好的解决途径。笔者认为，要解决我国进出口价值总量的长期失衡，不能只集中在进出口失衡问题上，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产业价值链低端工业制成品大量出口所产生的贸易顺差是与我国经济结构其他方面的失衡相伴而生的：资本品工业高端产品大量进口；大豆、玉米等大宗农产品的大量进口；由“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所导致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产生的结构失衡，[⑨]等等，贸易顺差与这些结构失衡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结构失衡通盘考虑，采取一揽子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战略，而不能仅仅是为了解决连年巨额贸易顺差，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单纯解决进出口平衡问题。但在讨论这种新战略和政策建议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为之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基础。
二、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
笔者认为，“扩大进口战略”与扩大内需战略潜在地是内在冲突的，其理论基础也是截然不同的。“扩大进口战略”仍是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无论出口什么产品和劳务，一国只要根据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对外贸易，大量的出口就可以扩大国内就业、转移剩余劳动力、改善国民福利并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按照这种理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因此，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进口先进技术设备是我国对外贸易的最优选择。“扩大进口战略”基本上就是基于这种观点来解决贸易顺差过大所导致的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的。
扩大内需战略是立足于内需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但我国政府采取该战略所依据的理论并不清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海外市场长期萎缩的暗淡前景和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面临的困境是我国重新提出扩大内需战略的直接原因。纳克斯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曾经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划分为三种类型，这为我们探寻扩大内需战略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历史视野：第一种战略是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战略，与普雷维什和辛格一样，他认为这种战略在战后已不可行，这种洞见现在已经被事实所证明。第二种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利用低工资劳动力，追求劳动密集型工业品出口战略，这实际上就是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就采用的战略。纳克斯认为，这种战略需要发达国家给予支持，或者至少不歧视。然而，纳克斯又认为，这种支持是无法得到保证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低工资成本工业在面临被进口品冲垮的危险时，发达国家将会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纳克斯的这种预见是有远见的，正如我国近年来遭受了世界上次数最多的“反倾销”所证明的。为此，纳克斯提出了第三种战略：工业产出为国内市场生产，也就是内需主导型的工业化战略。
笔者认为，我国扩大内需战略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转向这种内需主导型的工业化战略。那么，扩大内需战略的决定性条件是什么呢？通过对纳克斯经典著作[⑩]核心思想的创造性阐释，笔者提出以下两点看法。首先，纳克斯正确地论证到，决定内需市场大小也就是人们收入水平的关键性因素是生产率，而资本设备的投资是提高生产率的基础，所以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资本形成。纳克斯所谓的资本形成并不是我们今天从货币角度理解的资本，而是指各式各样能够大大增加生产力效果的机器设备等。由于我们通常把生产机器设备的工业称作是资本品工业或装备制造业，因此，对纳克斯思想的一个合理推论就是：是否拥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品工业或者说资本品创造部门是决定内需市场大小的关键性因素。但是，纳克斯的著作并没有区分资本品创造部门和资本品使用部门，因此也就没有讨论这种区分对国家间投资收益分配的影响。我们下面就运用一概念的区分，对笔者的这个推论加以解释。
在一国之内，发达的资本品工业主要发挥两种作用：其一，大幅度提高资本品使用部门的生产率；其二，它不仅为资本品创造部门提供丰厚的创新租金，而且在提高资本品使用部门生产率的同时，通过系统协同效应扩散资本品创造部门所提供的创新租金。但是，资本品工业的这两种功能在不同国家之间可以发生分离：如果一国是纯粹的资本品使用部门，那么，该国生产率虽然可以得到很大提高，并能以价格降低的方式与世界各国分享生产率提高的收益，但它不会以收入提高的方式分享资本品创造部门所提供的创新租金，其原因就在于资本品创造部门由于具有高度进入壁垒和动态不完全竞争的特点，因此，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收益将以利润或工资收入的形式归资本品生产国国内的生产者（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和政府所占有，这种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方式被称作是“共谋型”分配方式；而作为资本品使用部门，消费品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技术创新或者是没有产生动态不完全竞争，或者因为激烈的竞争导致了使世界上所有消费者受益但却使该国生产者受损的价格下降，这种价格下降使其产业的利润和工资都有可能下降，这种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方式被称作是“古典型”分配方式。[11]
独立自主和发达的资本品工业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引擎。我们可以观察到，发达国家的农民、理发师和出租车司机的实际工资要比其生产率相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同行高出很多倍。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先进的资本品创造部门通过国家创新体系所创造的系统协同效应在国家范围内产生并扩散了工业技术创新及其生产率的增益。具体地说，在一国之内的农民和理发师与工人都共享着一个劳动力市场，因此，资本品创造部门在提高本部门工人的收入之后，它还将通过劳动力供求和部门间收入的战略性互补[12]等系统协同效应，使消费品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部门的劳动者也能分享到资本品创造部门所创造的创新租金，这就是独立自主和发达的资本品工业作为增长发动机的重要作用：“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因此，按照这种逻辑，是否拥有一个独立自主和发达的资本品工业部门是区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标志，它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决定性因素，纳克斯曾提出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资本形成，这实际上就是指独立自主和先进的资本品工业部门的关键性作用。
上面就是对扩大内需战略的第一个决定性条件的讨论，我们下面讨论第二个决定性条件：国民经济平衡增长。如果说独立自主和发达的资本品工业是扩大内需的引擎，那么，发展中国家将如何建立这种工业呢？由于本国资本品工业的落后，这种工业在具有国际竞争力之前是不可能有国际市场的，没有市场，这种工业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但天无绝人之路，发展中大国可以通过国内市场为之创造市场，这种国内市场实际上就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对资本品工业的需求。然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由于生产率低，所以收入也低，这些部门对资本品工业发展的需求引诱也就不足。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纳克斯提出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平衡增长的方案。按照纳克斯的逻辑，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在资本品创造部门和资本品使用部门同时进行资本投资，从而同时提高各部门的生产率，而各部门由于生产率提高，其收入水平也会同时增加，因此，这就在各部门之间通过提供相互需求，解决了工业化所面临的国内市场容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内需不足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平衡增长理论”。
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采取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大推动战略”，这是因为欠发达国家对资本品工业发展的需求并非总是处于需求不足的状态。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先进机器设备，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欠发达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对资本品的需求还是相当旺盛的。实际上，纳克斯并非认为严丝合缝的供求平衡是平衡增长的条件，他强调的重点并非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同时进行投资的“刀刃般”的增长路径。在纳克斯看来，平衡增长并不是一个时点概念，而是一个时期概念，它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在中期而非短期内的动态相对平衡，他正确地强调了这种相对平衡增长是欠发达国家资本品创造部门发展的内在要求。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建立独立自主的资本品创造部门以及国内资本品使用部门为其发展提供市场是扩大内需战略的两个决定性条件。首先，决定内需市场大小的关键性因素是国民收入水平，而独立自主的资本品创造部门是国民收入水平也就是内需提高的基础；[13]其次，在发展的初中期，发达国家不可能为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品创造部门提供市场，所以，国内资本品使用部门必须为其提供市场，立足于国内这两个部门之间的相对平衡增长就成了本国资本品创造部门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本文中，所谓国民经济平衡增长就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特别是资本品创造部门与资本品使用部门之间互为市场的概念。例如，一个进口资本品并出口消费品的国家，通过建立本国的资本品工业，使其与国内生产的消费品之间建立起互为市场并循环累积的关系，就是笔者所谓的国民经济平衡增长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