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实，1924年生，原名蔺善达，曾改名刘载恒，后改名刘实，笔名刘景、景留，辽宁辽中人。1939年他辗转流离到位于四川罗江的国立六中四分校读中学，因为宣传抗日被列上黑名单，为了避免被捕，秘密离开学校。1941年进入东北中山中学。1942年在重庆学徒、做工，在我党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人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总队长，中共武汉市委委员、工委书记。建国后，历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教育部副部长，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10月当选为全总书记处书记。1983年10月再次当选为全总书记处书记。曾出版《曙光就在前面》、《苏联社会主义竞赛》、《职工思想工作漫谈》、《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
本文系刘实同志1950年4月27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干训班的发言，原标题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职工运动介绍”。
所谓大后方是指武汉撤退后国民党偏安于西南的局面，就时间上来说，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和抗日战争的后期。
这时大后方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在重庆，工业也主要集中在重庆，所以这里所谈的职工运动情况也都是发生在重庆的。
（一）相持阶段的职工运动（1939—1944）
在这个时期没有什么较大规模的职工运动，原因是：
1.四川原有的工业是少得可怜的，内迁的工厂刚刚搬到内地，正在建立。
内迁工厂所带的熟练工人很少，等到厂矿纷纷开工了，一度感觉缺乏熟练工人，因此，在一个短时期之内，熟练工人的工资就提得比较高，有所谓做一个月工，可以住在家里吃三个月的短暂的黄金时代。因为熟练工人缺乏，就产生了挖工和跳厂的现象，熟练工人的流动性很大。
这同时，一部分的熟练工人就离开了工厂，开始作一些包工，后来自己就开办了小机器厂，小印刷馆，电气修理行或者是毛巾、袜子、鞋带的织造厂。还有一部分熟练工人鉴于当时五金，电气等器材、工具、备品的难于购买，而他们又有着一些人事关系，就变成了“布洛克”（掮客或经纪人）。也还有一部分在汽车和轮船上工作的工人，或者与他们有关系的工人，就去跑生意了。这一些新的生活，就减少了他们作为一个工人的气质。
而当时的多数非熟练工人的生活，却是很痛苦的，劳动条件很坏，而工资却很少。但非熟练工人中的大部分却是刚则从乡下走进城市的农民，暂时说来，他们的觉悟程度还是认为有三顿饭吃就满足了，而其中还不缺乏为了躲避国民党当时的拉壮丁而进城市来的富农和中小地主的子弟。这样他们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就有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四面八方拥进四川的外地工人在一个短时期之内还没有团结起来，这所有的外地工人与本地工人中也存在着隔阂。三九年和四〇年的几次日机大轰炸后，所有工厂都分散到重庆四郊去了，就形成了工人团结上的客观的困难。
生产上占主要地位的熟练工人中滋长着发财的幻想，而广大的非熟练工人在生产上既不占重要地位，又缺乏组织和斗争经验，这就是当时没有较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2.武汉撤退后，汪精卫出走，蒋介石对抗战的信念就更加动摇，这时他一面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一面就与日汪开始勾搭，与这同时，他不但不看到敌后八路军新四军以艰苦奋战钳制住了日寇的进一步向大后方进攻，不看到大后方人民的自我牺牲以支援抗日战争，反而恨惧人民力量的日益壮大，速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在大后方他首先下手的就是封闭了工人自己的组织，逮捕了工人领袖（其中很多人被暗中屠杀了）。接着就直接在武力压制下“整理”了工会组织，把他们训练好的工贼安置在工人头上作为领导者。为了使工人的意志不能有任何表达的机会，他们一次再次修改了工会法，颁布了战时紧急征工法令，并且在每个工厂和矿山的门前挂上了“不准罢工、怠工、聚众滋扰，违者严惩”的告示。
这时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中自己进步组织的活动已完全处于非法地位。因为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因此，也采取了以积蓄力量为自己的工作方针。这就是当时没有较大规模工人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二。
但如果认为在相持阶段中大后方工人完全没有斗争这就是最大的错误了。首先，工人表现了自己是坚持抗日战争的一支主力。工人在日机的轰炸下，在极其缺乏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克服了一切困难，帮助了工厂的内迁，又在器材极其缺乏和日机的轰炸的情况下，英勇的进行了建厂工作。这一些是高度的表现了工人对抗日战争的自我牺牲精神；而当香港三报馆印刷工人反汪罢工后，重庆工人，首先是印刷工人，就喊出了“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的口号，虽然国民党对工人阶级拥护坚持民族解放战争的运动采取了一切髙压的手段，但工人仍然以书信慰问，捐款等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志。这时毛主席在陕北所号召的“抗日第一，团结第一，进步第一”，“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也正是大后方工人的要求和斗争方向。其次，在经济上，工人也与那些假抗战之名，发国难财是实的厂方进行了斗争。1940年大轰炸后，华西实业公司工人为反对不合理遣散而进行的斗争，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为増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也不断的在各个厂里爆发过。
也正是从这些斗争中，重庆的工人们团聚着，组织着，锻炼着自己，终于在一九四五年的胡世合运动中表现了自己强大的战斗力量。
（二）抗战后期的工人运动（1945年）
1.当时形势
蒋介石积极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的结果，就是桂柳大退却。这是1944年底，日本向桂林一带用少数兵力发动了进攻，而国民党军队不但是一击即溃，且日军未到就先行逃光，以至日军从湖南进广西，从广西又进入贵州，直到贵州都匀，沿途资财物资损失无算，而且重庆也为之震动。蒋军之抗战无能，尽暴露于人民面前，人民对蒋的幻想也从此迅速的在消散。
与政治上反动同时，蒋在经济上也完全依赖于外援，对于仅有的迁川工业，不但不加以培植，反而采取打击政策，实行统购统销，实行专卖，以至使工厂无法维持，纷纷减产和关厂，失业工人的数字迅速増加，在业的工人的工资亦低到最可怜的程度，而且普通的都是工作十小时至十四小时。
由于拉丁、苛捐杂税使农民穷困到不足为生，由于统购统销、专卖政策和人民购买力的下降，工厂减产和关门了，而且国民党统治区也逐渐缩小了。而这时蒋介石却正在积极准备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就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情况迅速恶化起来。从1942年法币贬值的速度加快了，物价飞速的上涨，人民的生活，首先是工人的生活迅速恶化起来。
2.在这样形势下高涨起来的工人运动。
1945年2月暴发了胡世合运动，6月有顺昌铁工厂的罢工，7月有民生机器厂、中国毛纺织厂的罢工请愿，8月豫丰机器厂的罢工请愿。
这个时期工人运动的特点：第一，大后方人民——首先是工人，突然一声爆发成为胡世合运动。胡世合运动胜利后，普遍的展开了各厂的斗争，几乎没有一个厂没有发生过斗争。以上例举的是几个大产业的斗争而已。第二，不但是经济性的斗争，而且经济斗争是与强烈政治内容的斗争相结合进行的，如胡世合运动是反特的斗争，民生厂是为保障人权的斗争，豫丰纱厂是要求组织工会的斗争。第三，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上签呈，怠工、请愿直到罢工。
为了能对当时工人斗争有具体的了解，我们举二个例子，叙述一下斗争的过程。
3.胡世合运动
重庆电力公司外勤工人胡世合和他的一班人去査偷电，发觉邹容路中韩招待所（特务机关）偷电，遂予剪线。当他走出中韩招待所后，从里面跑出来一个人质问工友胡世合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胡答以“只要偷电，就要剪线，这是我们的职务”。该人遂即掏出手枪对准胡世合打了一枪，并且说“我现在就让你知道”！工友胡世合遂被打伤倒地，而该人说“你装死我也不在乎，老子连你已是打死第四人了”，说完即扬长而去。原来放枪这个人就是国民党军统有名特务——九妖十八怪之一，名字叫田凯。
胡世合被枪击后，反被警察带入警察局关了两个钟头，因伤重死去，这时电力公司出勤工人赶至中韩招待所看护死尸。
邹容路很快就被各厂赶来的工人和市民挤满了，并且就在中韩招待所两旁楼上挂出各厂工人送来的挽联。电力公司工友立即组织了胡世合血案后援委员会，一面坚持胡案不得到合理解決绝不能盖棺收殓，人们都了解，冤屈未伸，是不能盖棺材盖的。一面以电力公司全体工人名义遂请全市工人一致支援。
事件发生后，电力公司在这个事件上暂时是站在工人一起的，因为这个厂是四川地方资本家开办的，平时也饱受国民党中央的压制（如公开偷水，偷电）；工人并且表示如公司不硬起来，以后谁还敢拿命去拼着玩？所以公司从自己利益上着眼也是站在工人一面。但工人知道靠公司是不行，公司的同情只是给自己进行斗争有些方便而已。
电力公司的工会是把握在中统特务手里的，因为凶手田凯是军统的，中统认为军统闯出来的事，乐得可以借此把军统把持的地位都抢过来，所以在开始的一两天也没有极力的阻挠工人的行动，甚至当时的重庆市总工会（也为中统盘据）在开始的一两天也是这样。
重庆的军政当局（军是指卫戍司令部，政是指市政府和市政府的社会局）开初认为群众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打死一个还不是多少给点钱买一口棺材了事。
但重庆工人的力量却越来越在他们眼前强大的呈现出来。电力公司工人明确的喊出了“杀人偿命，立即枪决主凶田凯”的要求。重庆各工厂的工人响应了支援胡案的运动，各厂不稳的情绪在很快的成长着。
国民党当局和御用的工会，也迅速采取了镇压的措施。卫戍司令部以“妨碍观瞻”为藉口，强迫立即将胡世合收殓掩埋，并且找电力公司工人代表加以威胁利诱，企图将胡案就此结束。
这时工人更顽强的进行了斗争，胡世合尸首是转移了地方，却是转移到更适宜于坚持和扩大斗争的地方。
重庆市中心区有一个大庙叫长安寺，胡世合的尸首移到了这里。在这里请了和尚道士，敲敲打打，布置成了一个庄严的道场。各厂工人手持香纸、蜡烛、挽联，三三五五，陆续不断走进长安寺。寺的四壁挂满了工人同情和愤恨的挽联，并在电力公司工友治丧委员会主持下，一个厂一个厂的工友在胡世合灵前上香了。就是这样，长安寺成了汇集和表现重庆工人力量的地方。在血案后的第四天，光是在灵前签名的人就有一万余人。据估计，愿意在特务监视下公开签名的最多能占十分之一，这样光是那一天来追悼的就在十万人左右。
各厂工人发起了募捐，写慰问信，写挽联，并且利用一切的可能揩油时间，或者是请病假或事假，理直气壮的走向胡世合灵堂。工人们说：“自己兄弟死了，难道我们不能去烧一股香”。同时工人们在道场上更加激发了自己对统治者的愤恨，并且感到工人力量的伟大，就把这些影响又带回到本厂工人里来，在上工前，放工后，在饭厅里，宿舍里工人有形无形的集聚着，讨论着和决定着支援胡案的具体行动。
同情胡世合惨案的不仅是工人本身，全市的市民也对国民党特务黑暗统治表示了愤恨。茶馆里，街头巷尾纷纷在议论这个事情，并且有小贩送了挽联。至于新闻界除了国民党御用报纸之外，全部是同情“杀人偿命”这一工人的合理要求的。
国民党当局体会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强压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足以解决问题，遂采取了另一套办法，向工人代表宣布：“田凯已经自首，政府绝对严办”。工人明白这是一种欺骗，所谓“自首”就是为减刑，甚至免刑作根据；所谓“严办”就是实际上不办。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手法。全市工人立即揭穿了这阴谋，指出“杀人偿命，理所当然。严办就是不办，要办就办！”这时，国民党当局又把刘峙、包华国转入幕后（刘是当时卫戍司令，包华国是社会局长，他们的镇压已显示无效，他们的谎言也被揭露无遗），改由市长贺耀组出面。贺耀组到灵堂里献了花圈，并且在胡灵前鞠了三鞠躬。在工人觉悟迅速提高并且空前的团结和组织起来的情况下，更加强了工人的斗争信心。
为了给当局以最后的压力，工人们透露着自己将使用更强有力的斗争方式，在重庆大公晚报上登出这样一段小消息，消息内容是说胡案拖延未决，电力公司工友决心为胡世合报仇，请市民多多储备自来水，以防及（急）时之需，当然这就是说可能停电停水。停电也就是陷全市工业于停顿，实际这时重庆已有很多工厂陷于怠工状态。
就是在工人和全市市民的压力下，统治当局不能不决定枪决田凯了。在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或者是第七天——已记不清楚）,在工人代表的监视下凶手田凯被枪决了。一直到枪决前两天，国民党统治当局还对特务田凯保证不致有什么生命问题，顶大是判一两年徒刑，实际上坐个十天半月就可以出去了，一直到走向刑场时，田凯才知道末路已至。反动统治者在自己危急时竟也不能不牺牲一个不算小的喽啰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田凯枪决后第三天，重庆工人们举行了盛大的送葬。在和尚道士音乐队中间高举着死者血衣，和写着工人市民愤怒语言的挽联，在灵柩后面是漫长的工人送葬的行列，估计当时送葬和目睹送葬的人总计至少有十五万人以上。
胡世合运动胜利结束后，一面是工人斗争信心空前提髙，发展成为全面展开的各厂工人在不同的要求上进行的斗争，一面是戳穿了统治者的软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下级的特务灰心丧意，大有捆行李卷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