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领导伟人，培养伟人的伟人

三、1963年大寨人与老子对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人在自然面前不是被动的，当自然灾害发生时，我们应当多思考那些过去人们抗击灾害的思路。大寨1963年遭遇特大洪水，他们当时为什么能够将祸，变成福，完全靠的是自己。

1963年8月，大寨村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雨。这场雨从8月2日开始，整整下了7天7夜。

这次的雨量相当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

雨大风急，山洪暴发，除了狼窝掌，大寨人10来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坝全被冲垮，层层梯田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冲成了红石板，庄稼毁的毁了，倒的倒了，苹果树也斜过躯干，把树根高高地翘了起来。大寨村的每块耕地都受到了损伤，20%的土地、石坝、地堰，甚至连地基也冲得净光。全村有180亩土地被冲毁和淤没，540亩地被洪水冲刷过。在村里，全村140孔窑，塌了113孔；125间房子，塌了77间。

这真是一场的飞来横祸。

然而，此时的大寨人再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了。在狂风暴雨的7天7夜，大寨人在泥里、水里搏斗。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贾吉义领着一些年轻人，刚刚把23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色如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地塌下来，抢救粮食的工作十分危险。但是，贾承让毫不犹豫地冲进去了，贾吉义也随着冲了进去，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也冲进去抢救粮食。接着又有更多的年轻人、老年人冲了进去。他们冒着窑洞随时都可能倒塌的危险，虎口抢粮。扛的扛，担的担，只用两个小时就把1.5万公斤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听轰隆一声响，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地塌下来。

7天7夜，大寨人很少合眼。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迹。村民贾货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没有地方住，贾承禄就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还帮他们砌好火坑。陈永贵的儿媳刚生下娃娃，房子本来不宽余，但她宁肯自己吃些苦，也要把房子让给更加困难的人家。随着被冲毁的房子越来越多，大家就干脆挤在一块住。

天降大雨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县城开人代会。他是县委候补委员，县里的许多会都要去参加。在会议期间，暴雨自天而降，会议也就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讨论如何组织全县人民抗灾自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陈永贵此时的心思实际上已经不在会场上。村里人把电话打到城里向他汇报灾情，但话刚说到半截就断了，原来洪水冲倒了线杆，大寨与县城的联系也中断了。

散会后，陈永贵心急如火地往回赶。但途中的松溪河正发洪水，滚滚洪流冲毁了小桥，冲得石头满河床乱滚。作为在山区长大的农家汉子，陈永贵不会游泳。再说像这样的河流，即使会游泳也无济于事。但是，人一旦坚定了意志，办法还总是能想出来的。结果在几个年轻人的帮助下，前拉后推的他总算过了河。

陈永贵回来了，大寨人又有了主心骨。

其实陈永贵也很难过，大寨的山山水水都凝聚着他的汗水与心血，11年的艰辛毁于一场大雨，他可能比谁都更难过。

他知道大家都在看着他，他是大寨人的主心骨，他的一言一行一个表情都会在他的村民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自己表现出悲伤，大寨人就可能灰心丧气，那就真正是前功尽弃了；而如果自己能够挺住，大寨人就会信心不倒，大寨的山水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大寨这个太行山区的先进典型就可以更放异彩。

陈永贵没有更多地谈论梯田、大坝、窑洞和房屋，因为谈论那些会使人越谈越泄气，而气可鼓不可泄是毛泽东教给他的一种最基本的领导方法。于是，他便向着没有受到损害的方面问了去：“人怎么样？”大家回答说：“人都在。”“牲畜怎么样？”“牲畜也都在。”“那，粮食怎么样？”“大部分都抢出来了。”

陈永贵于是开始给大家鼓气：“人在就是大喜！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了人，一切都会有！”这也是毛泽东的思想，毛主席说：世间万事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安排完村里的事，陈永贵又到虎头山上转了一圈。地里的损失确实是严重的，据陈永贵估计，有180亩地不仅当年收不了粮食，第二年的庄稼也不好种。其余的600多亩地里，庄稼倒的倒、歪的歪，还有的被埋在泥里。他走到一块玉米地里，蹲下身子把一颗倒伏在地上的玉米苗轻轻地扶起来，又用脚壅起一堆土，埋在苗的根部，轻轻地踩了踩，玉米苗还能够站住。这说明，只要抢救及时，粮食还不会绝收。

当时大寨遇到的灾害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地里的庄稼被冲毁严重，另一方面是村里的窑洞和房屋大多倒塌了。两方面都要及时抢救，但大寨的劳力只有那么多，外面的救济陈永贵又不要。那么就有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了，即救灾先从哪里入手。陈永贵的方针是六个字：先治坡，后治窝。也就是先集中力量把地里被冲倒、被埋起来的庄稼扶正、培直，保证当年的收成，然后再修整房屋和窑洞。陈永贵将村里的劳力兵分三路：一路是拿出60%的劳力去扶苗修地，准备种麦；二路是拿出20%的劳力去割蒿沤肥，准备明年的生产；其余的人烧砖、烧石灰、修窑、盖房。

把倒伏的青苗扶起来是生产自救的当务之急。大寨人紧急动员起来，在地里一株一株地扶起倒伏的庄稼，扶不起来的就几株合起来捆扎，他们戏称这是"组织起来"。大寨在大灾之年仍能夺得粮食丰收，扶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成了大寨人对付天灾的一个法宝。此后，每当遇到灾情，大寨人就要挨着苗走去走来，少了的补，长得不好的下肥，歪倒了的扶正还绑上一根棍子。这就是大寨人田间管理的独特方式--单株管理。

后来，在一次大寨村的社员大会上，有个叫赵小和的人又提出了一个改进意见。他提出，咱们白天干地里的活，晚上点上汽油灯给新房平地基、抬石头。他的这个主意获得了大家的赞成。于是，大家便在白天到地里去扶苗修地，晚上则集中在规划好了的宅基地上抬石头，垒砖头，为建设他们的新家园而加班苦干。赵小和提出的这个新方法，后来被大寨人概括为白天治坡，晚上治窝。

就在陈永贵带领乡亲们生产自救的时候，各级党组织和全国人民的援助也来了。

大寨遭了灾，中央和省、地、县各级领导派来了慰问团，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从四面八方寄到大寨。从各种渠道还先后有多批救灾钱物拨发下来，大寨人心想，能够自己渡过去的难关就不要伸手讨救济。此时大寨通往县城的电话线也修好了。头一天，公社打来电话，给他们拨下了80元的医药补助费。大寨的干部说：“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

第二天，公社又打来电话，又给大寨拨下100元安置金。大寨的干部们又回答说：“我们能安置得了，把钱给别的队吧！”第三天，公社担心他们没房住，拨给大寨50领席。大寨的干部又说：“大寨有苇子，要用自己编，把公社的席子给别的队吧！”后来公社又打来电话说：“你们的灾情重，国家拨给你们1000元救灾费！”大寨的干部又说：能自己走过去的路，就不让人扶。能克服了的困难，就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

在陈永贵的倡导下，大寨党支部就确定了“三不要”的原则，即

【不要国家的救济款；

不要救济粮；

不要救济物资。】

一句话，全凭自己的力量战胜灾害。

在这个基础上，陈永贵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即：

【向国家卖粮不少；

社员口粮不少；

集体的库存粮不少。】

“三不要”大寨人已经做到了，“三不少”要到秋收以后才能兑现。

公社党委书记卜鸿义对这个“三不少”也有些顾虑，主要是担心不减少些征购粮指标，会影响到大寨人的生活。卜鸿义为此还专门找陈永贵谈话，劝他说，今年遭了灾，哪一家也完成不了征购任务，给你减一减吧。陈永贵不领情，他很干脆地说：“不减，保证完成，而且口粮和储备都不少。”

陈永贵后来总结说，1963年遭灾后，社员们不分农忙和农闲，不分好天和坏天，一股劲地为集体干活。全大队从事农业生产的105个男女全半劳力，从遭灾到1964年秋天，除按季节保质保量地完成一般的农活外，每人平均恢复、整修和新修耕地4亩9分，修建房屋每一个劳动平均投工40多个。

灾后村里要大搞基本建设，需要的石头很多。开山打石头的工具，以往都是由集体购置的，现在遭灾了，要大量添置工具。为了减少集体的开支，党支部还没有号召，村民赵素小、李银良等人，就自动地购置了一套石匠家具，跟着贾进财学习开山凿石技术。随后又有28个村民自动打制了开山用的工具。

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都离不开钱。大寨党支部决定不向国家伸手，村民们也表现出无私忘我的高尚情操。村民李喜庆把自己的800元存款拿出来借给大队。他说：“集体是大家庭，别人的困难，也就是我的困难，我不能自己存着钱，让别人受难。”

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共83户人家，有57户借出了款，总额是12000多元。

这就是社员自发的为集体经济“集资”，这背后却体现着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

在救灾中由于不要国家的救济，大寨人便格外珍惜每一分钱。搞土地建设，原来计划得花3000多元，实际只开支了300多元。比如，开山抬石头需要12根铁绳、12根铁棍，买新的要花300多元。村民们说：不用买了，自己打吧。他们有一个铁匠，又带了个徒弟，村里只花了3元多钱，把各户的废铁收回来，不但够打铁绳、铁棍用，还打了些其他开山用的工具。

大寨人的血汗没有白流，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大灾之年，地里的庄稼仍长势很好，秋天收得了20万公斤粮食。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他们还向国家卖了许多余粮。

在村里，不到三个月就建成了40间人字架的瓦房，砌成了20孔石窑洞。

大寨党支部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5年恢复土地，10年建成新村。当时有人觉得难度太大，但后来他们仅用了2年时间就恢复了全部土地，到1964年大寨共恢复土地130亩，整修土地500多亩。一年来修补房屋、窑洞62间(孔)，新建瓦房72间，窑洞36孔。1964年，大寨的粮食亩产达到了404.5公斤，按当时的说法，是跨过了长江。到1965年，大寨新村建成。也就是说，他们只用了3年多时间，就让社员全都搬进了新居，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真正实现了陈永贵所说的，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了一个新大寨。

《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是说，祸与福，不是孤立存在的，祸与福互相依存，可以互相转化。祸可以转化成福，相反也成。

但是老子没有讲具体的过程，这要靠人们去悟了。

大寨人悟出了这里面的道理。

在最关键的时刻，陈永贵依靠党支部，依靠党的力量，依靠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决策完全正确。

还有一个细节，陈永贵从县里开会回来作出决策前，他特地和他的老伙计，也就举荐他当上党支部书记的老书记贾进才，进行了交心，每当重大决策前，陈永贵都要这样做。

陈永贵和党支部的决策，是在认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决策，从决策的制定到实施，整个过程始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

这就是科学决策，合理实施。

这也是祸，转化成福的保证。

陈永贵读毛主席的书，真真切切做到了悟道，从而才有如此的道器变通。

陈永贵，和大寨那批创业者无疑是伟大的。

铸造了大寨精神的人，难道不是伟人？

在今天，我们还必须感悟陈永贵的一个新的伟大之处，那就是他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后，依然保持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没有丝毫改变，这是多么难得，多么珍贵的品德啊！

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副总理，也是一个副总理农民，这一点在今天显得格外伟大。

要说周恩来、彭德怀、陈赓那批伟人，可以说是和毛泽东一起创业的，毛主席对他们以领导为主，培养为辅。而对陈永贵这样的伟人，毛主席则更多是文化哺育为主，这包括道层面的思想引导，器层面直接和间接的关心、关爱、点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了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王杰、刘英俊......数不胜数的英雄模范，这些都是伟人。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陈永贵呢？

这和我研究的现实问题有关。

因为陈永贵的模范行为，影响了一大批像吴仁宝的这样的农村基层党员带头人，他们成为乡村红色企业家，一个新的特殊的英雄群体，成就了伟大的事业——在农村率先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在共产主义事业的探索中，大大迈进了一大步，难道他们不伟大吗？

这些乡村红色企业家，难道不是毛主席培养的吗？

他们个个都能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个个精通毛泽东文化，做起事来样样熟悉毛主席的道器变通，以至于他们在本村的想法、说法、做法，都有毛主席的影子。

他们神似陈永贵一样。

这怎么理解？

陈永贵带领大寨战天斗地取得辉煌成绩之后，在省农业劳模大会上介绍了大寨的经验。这一次，他不仅向人们介绍了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过程，更向与会人员展示了他绝佳的口才。他的讲话在全省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听了情绪激昂，纷纷传诵。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讲话后，马上跑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办公室说：

【陶书记，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人才！陶书记问：是谁？陈永贵！他没有一处讲到毛泽东，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陈永贵了不起！】

毛泽东文化，至今依然在哺育新一代人，这还有假？

毛主席领导伟人，培养伟人，他是伟人的伟人，他是比伟人更伟大的伟人！

【李克勤，察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济学”，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