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e Shenzhen Jasic events 的中文版

2018年5-7月，深圳市佳士公司的一小批工人尝试组建工会，被厂里陆续开除。7月中旬以来，这些被开除的工人（总计有七八个人）在社会声援者的协助下，在佳士门口多次示威要求上班，一度被附近派出所扣留。7月27日，他们以及多位社会声援者被警方以“寻衅滋事”为名刑事拘留。7月底，一些高校学生、社会人士来到深圳，继续开展声援活动，呼吁释放在押人员。对佳士事件的社会关注不断扩大，不乏夸张的溢美之词，比如“这次斗争揭开了中国当代工人阶级自觉反抗社会压迫的新篇章”[1]。

8月24日，警方抓捕了全体声援人员，予以遣送回家、拘留审讯等等，声援活动告一段落。截至8月底，在押的原佳士工人以及声援人士大部分被保释。 9月3日，四名建会工人核心被正式批捕。

佳士公司的一般情况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主要生产焊机、焊割设备。它在深圳坪山区的工厂有一千人左右，其中普工大约600人。2018年，佳士坪山厂普工的底薪是2130元，踩着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线。工厂包住不包吃，生产旺季的加班很多，按照底薪标准为员工缴纳五险（强制）和住房公积金（自愿）[2]。扣除社保公积金、食堂饭费，算上工龄奖、绩效，普工大量加班后的到手工资大致是4600元左右。至于其它的福利，厂方自称宿舍有空调、每年出钱组织旅游，提供打球、K歌场地[3]。

从以上几点来说， 佳士厂的待遇在深圳的中小型企业里算是一般：社保方面相对“正规”，福利聊胜于无，工资没有惊喜。另一方面，这家厂最近两年不断提高生产定量，降低人力成本。某员工说，截至今年三月，他每天完成的产量比一年前翻了接近一倍，无形中减少了厂方的加班开支。为了控制成本，老板也在动工人工资的脑筋，搞了不少小动作。至少在2016-17年间，厂里存在较多的调休，把放假时间（包括因物料短缺而放的假）用来冲抵周末以及平时的加班时间，个人请事假要扣双倍工资。某些员工估计，厂里用这套手法可以在每个工人身上节约几百元/月。法定的高温补贴，佳士厂用“按天发放”的计算方法，扣掉了一部分。

为了让员工服从命令听指挥，厂方制订了专门的惩治条例，涉及面广泛，号称《佳士十八禁》，从“不服从工作安排，就无偿辞退”（第三条），到“禁止就餐插队，浪费饭菜”（第十六条），罚款金额为一两百元不等。被惩处的有员工，也有组长[4]。话说回来，据维权工人自己承认，《十八禁》在实践中并没有触及到多数员工[5]。

值得一提的是，佳士的一个特色是“（管理）集体持股”，即资历老的各级管理，包括若干组长，持有公司股票，每年有比较实惠的分红。有的佳士员工分析，这是管理比较卖力贯彻厂方政策的重要原因，而管理层“大干快上”造成的压力，自然要加在产线工人身上。

一小批佳士员工的反抗

至少从2017年开始，一些佳士员工开始反抗厂里的压迫。去年7月，十几个工人去劳动部门投诉厂里罚款、调休、不给足额高温补贴。这次投诉后，调休变少了，请事假不再扣双倍工资，可是几个带头的工人也让厂里穿了小鞋，很长时间被调去仓库打扫卫生。

今年三四月份，这个小群体继续活跃，有的人去劳动部门投诉“佳士十八禁”，要求退还被罚的款。劳动部门表示，他们检察了工厂并要求整改，厂方也做了不再罚款和限制加班的承诺，至于把罚款退还工人，相关政府人员态度消极。也有人向厂里提意见，反对强迫要求疲惫的员工参与装点门面的“徒步锻炼”。结果，提意见的工人被禁止加班。没过几天，厂里干脆找茬开除了他。

也许，这批热心维权的工人觉得跟厂里耗下去不是办法，今年5月，他们找到当地的上级工会，申请在佳士坪山厂建立工会。表面上，他们的申请得到了工会的支持，厂方高管也貌似欢迎。但工会设了一道门槛，说佳士公司要先提供同意建会的文件，工会才能批复工人的建会请求。事情拖下去了。

今年6月，厂方一手操办了所谓“职工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据工人揭发，选举过程十分儿戏，包括管理直接指定候选人、阻挠得票最多者当选、不当场唱票计票等等舞弊现象[6]。毫不奇怪，参与建会的工人积极分子，统统没有当选代表。

7月上旬，申请建立佳士工会的几位工人开始在宿舍传播《申请加入佳士工会意愿表》，宣传成立工会对工人的好处，很快征集到89个签名。据这几位工人说，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上级工会负责人在电话里的许可。但局势急转直下了。7月中旬，六七位建会的积极分子被陆续以“打架”、“拒绝调岗”等名义开除，区工会也转变态度，与建会工人划清了界限[7]。随后，就发生了本文开头叙述的一系列事件。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佳士员工对厂里有不满，但没有爆发普遍反抗。一小批员工的抗争行动，包括舆论普遍关注的“建工会”尝试，虽也得到了一些同情，整体上是相当孤立的。当然，在“佳士事件”引发社会反响后，佳士老板与有关部门加强了控制[8]，让工人更加动弹不得。但几个月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工人始终冷眼旁观，是个基本事实。

为什么绝大多数佳士工人保持观望？

稍微了解一点珠三角工人斗争的人，都知道出来打工是为了赚钱，工人在厂里关心的是加班，不会动不动站出来反抗压迫。一位佳士建会工人控诉流水线强度太大：“从早到晚不停做，线上堆货就挨骂。上厕所、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去年线上没人请假（休息），今年没人不请假。再这么干，我要垮啦”[9]。但这就是珠三角、全国以至全世界资本主义工厂的家常便饭，而工人的主要日常特点就是努力适应环境，专心挣血汗钱。

即使老板使用调休、罚款之类的损招，只要马马虎虎过得去，工人都可以忍。忍不下去的，一般就辞工了。

上文已经指出，佳士的待遇在深圳算中等略偏下，谈不上特别离奇的坏。退一步说，就算碰到特别烂的厂，工人通常也不会选择对抗老板以改善待遇，而是一走了之。简单地说，工人日常的隐忍，来自他身为被统治阶级的整体状态，也来自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制度性服从。这种深刻的被动，不是从旁边“讲道理”、做几个勇敢抗争的示范，就能轻易改变的[10]。

同时，工人不是木头，他只是把对不公平的愤恨埋在心里。到了反抗的时候，他不怕拉出很长的清单[11]。长久以来，“宿舍有臭虫！”、“吃饭加餐”、“宿舍安暖气”等等杂七杂八的抗议要求，经常会在罢工的时候，从珠三角工人嘴里冒出来。

工人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可能行动？通常需要有一个大家关心的焦点，也就是集体诉求。十年前的焦点是欠资、减薪、不及时加薪，近些年许多人开始要求搬厂必须有经济补偿金，或者补缴社保。

从经验来看，至今为止，工人行动的带头人，很多时候是基层管理，或者是适应了厂里的节奏、了解厂里各方面情况的老员工。

那么佳士抗争呢？可以初步判断，现阶段佳士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刺激大家的利益焦点。几年来厂里一直没发生过罢工，也是证明。另外，老板用“集体持股”的法子，凝聚了管理层的士气。虽然佳士建厂很久了，但建会工人里，基本没有那种已经“熬出来”的，与管理交过手而能站稳脚跟的老员工。这样一来，少数积极分子也就难以带动更多工人，找准合适的时机发起集体行动。

单独说说“建工会”

珠三角的罢工中，不止一次出现过建立（改选）工会的尝试。有时是作为一个工具，用“再不给钱，我们就要搞组织了！”的姿态，迫使有关部门逼老板让步，以免“事情闹大”。也有过抗争胜利的工人，希望乘胜追击的例子。比如2010年本田罢工后的工会选举中，国家和资方花了不小的心思，避免罢工积极分子控制工会。无论如何，依照中国的法律，全总对基层工会拥有绝对的裁决权，而基层工会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自治权[12]。在中国，工会组织对工人斗争的现实价值，还有待探索。

当厂里没有明显的违法、或者长期以来让工人累积怨气的普遍共同诉求（比如近年频繁的搬迁、变更合同/老板、开除老员工等等），工人没有受到特别的刺激，也就是说没有集体行动的背景，建会之举轻易失败是可以预料的。

佳士的这次工人建会，就是如此。虽然建会工人的主张得到了一些呼应（体现为89人的联署签名），但是当建会受挫时，完全看不到群众行动的迹象。也就是说，被声援舆论看得很重的“佳士工人建工会”，事实上，从头到尾局限为几个积极分子的孤军奋战。

应该指出，带头建会的这几个佳士工人，在厂期间一直比较主动的尝试团结周围同事，鼓励大家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是珠三角大量罢工中，并不多见的一类工人：不局限于一时一事的维权，而是希望推动工人集体的有组织抗争。

从佳士抗争的背景下，看“非典型”工人余浚聪

余浚聪是这批佳士抗争工人的积极成员。他25岁，江西人，是家里的长子，已经出来打了好几年的工。他经历过城中村出租房的火灾，他的妻子在佳士因为加班劳累而流产。他为妻子的治疗奔波，发现厂里自动把医保绑定了一家私立医院，转诊很困难。他热心宣传对工人有用的维权知识[13]，跑过坪山区的各个部门：社保局，劳动局，工会。他把国际歌抄在本子上，在歌词下边划上横线：“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他干活是勤快的，也懂得有时需要做个向老板低头的姿态[14]。去年夏天他带头去劳动站投诉工厂，被打发去仓库拖地。他没有焦躁，认真工作，几次找到高管沟通解释，最后按厂里要求写了检讨，算是“过关”。

今年四月，他再次因为提意见而触怒了厂里：“调我去清洗胶框、去扫地拖地、以扣绩效威胁身边的同事不准跟我说话，想尽办法逼我走”[15] 他“坚守阵地”，但是周围的人跟不上他的节奏。小余苦恼地写道：“更痛苦的是一些工友也接受了厂方的宣传，说我故意闹事，神经病…… 厂里的同事多已成家立业，不敢担风险……”[16] 小余的抱怨发自内心，但很片面。事实上，无论是否“成家立业”，对珠三角工人来说，这么多年来罢工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开始罢工……

确实，小余不像一个“正常”的珠三角工人。“很多同事问我，厂里这样逼你呆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不如去找份更好的工作，再说你是耗不过厂里的！”[17]

对类似这样的、来自“正常工人”的好言相劝，他倔强地回答：“有很多人说反抗没用，实际上呢？去年去劳动局投诉之后，佳士事假还敢扣双倍吗？调休还敢那么频繁吗？”[18]

今年五月他被老板开除。然后他继续积极参与建会工人的抗议活动，直到被关押。在抗议期间，在一次街头宣传时，他说到：

我们在厂打工的，在外上班的都知道，我们一个月，能拿多少钱？我们就拿这点钱，老板还要给我们七扣八扣的。我们产量连倍地上涨，他们还是要控制我们的加班。没有工资，我们怎么养活我们的家人和小孩？没有工资，我们怎么在深圳生存下去？ 我们就想加一点工资，把违法调休违法的罚款要回来，找到劳动局，劳动局不为我们说话。相反，老板还要说我们是闹事！说我们是别有用心！ ……他一个人，拥有几亿几亿的资产，几十亿的资产，我们，从年头干到年尾，只能拿到两三万块钱。我们加点工资，要回我们的罚款，有什么错？

这段话，是一个工人理直气壮的不平之声，没有刻意煽情，没有鹦鹉学舌，没有多余的粉饰。

近一个多月来，知情人陆续披露了小于、建会骨干小刘、小米等人的以往抗争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批“非典型”工人的行动思路。

小余与“春哥”：厂内日常抗争方法的简略对比

在这批佳士工人断断续续抗争的一年多时间里，厂方的猎犬鼻子似乎闻到了什么异味。今年四月，佳士人资部门对外声称“我司碰到四个特别难搞的员工，去年同一时期入厂的。总是故意制造事端”云云。

从已知的信息来看，本次佳士抗争以及声援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某些工人，不管是在职/离职的佳士员工也好，外厂员工也好，大多有过在其它工厂挑头争取权益的实践，包括但不限于：举报厂里的加班费不合法、不缴纳或不足额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强制加班或义务加班，向厂方要求为派遣工补缴公积金、派遣工与正式工同工同酬，并定期转正，等等。据知情人透露，这些工人经常因此被厂里开除或当作“瘟神”给点离职补偿打发走[19]。

时间长了，他们要在厂里扎根，恐怕就越来越难了。一位有类似经历的佳士离职工人，本次抗争的声援者回忆说，有过维权经验的某外厂工伤工人告诉他，坪山区部分企业有个员工黑名单，不仅企业互通情报，人资局和劳动办也很清楚，并提醒他：“你到处这样搞（抗争），估计也会被（黑名单）录上去。他们的定义是‘专门闹事讹诈’，还说要叫名单上的所有人在坪山找不到工作。”[20] 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更谈不上协助工人团结抗争了。

与这批“勇敢冲锋”的佳士工人相比，某些有反抗意识，但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珠三角工人，面对劳资纠纷，他们也会鼓动工人，也会主动示范，但在进退时机的把握上，在“气候”的观察上，有明显的不同。

有一位外出打工近三十年的老员工“春哥”，比较敢于向厂方争取工人利益，摸索出了一些门道。他在深圳某港资油漆厂仓库部门上班期间，周围同事对厂里积累了不少怨气。“春哥”顺应大家的情绪，因势利导，积极参与了多起劳资纠纷。有一次，上百个仓库员工发现年终奖发少了，他鼓动大家：“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不合理，同时还干活，那厂里还跟你谈什么？肯定不谈啦。” 当罢工开始以后，针对管理声称“老板不在”的拖延战术，他跟其他几个出头的工友表示：“你们又全权，又没权，没必要跟你们谈。” 最后厂里决定补半个月给他们，“春哥”并不满意，但看到大家都复工了，他也没有硬出头拦下来，因为拦也无用。

事后，人事部门试探春哥是否是“带头的”，他不与对方纠缠，而是给了一点警告：“你有证据吗？如果有证据，可以立马炒掉我。如果没有证据，我劝你不要随便说”。

当仓库部门发现厂里克扣特岗津贴时，“春哥”直接打电话质问总经理，迫使部门经理恢复了大家的特岗津贴。他这样解释为何大家都缩头，仍然需要争取集体的利益：“虽然我们对厂里都没有信任感，但其他人只是口头发牢骚，不会轻易行动。他们说‘上面要扣掉，争也没用’。只有我跑去给总经理打电话。但如果只补我，不补其他工友，他们又会有情绪的。” [21]

就这样，“春哥”在日常抗争中，努力给大家传递一个信号：“已有的利益要争取，没有的利益也要争取。一切皆有可能！” 同时注意把握分寸，让厂里觉得他终归表达了同事们的真实态度，而不是一个与多数人想法不同，专门捣蛋的“破坏分子”。

综合已有的信息，佳士抗争的核心工人小余、小刘、小米等人，在这家厂的工作时间顶多两年，虽然动了脑筋去结识同事（包括积极参与厂方主办的活动，让大家了解自己[22]），在带动工友一起抗争的节奏把握上，相比“春哥”，显得有些不顾环境、急于求成了。

从种种迹象来看，小余以及其他被开除的佳士工人，他们与资方围绕“开除-复职”的冲突，相比之前双方的举报-报复风波，更加超出了珠三角劳资纠纷的常态。不带感情色彩地说，很显然，这批工人不想按普通维权工人的惯用思路去解决“非法开除”的问题，也就是常见的“老板，赔钱！”（或者满足其它物质要求），而是冒着牢狱之灾的风险，准备把冲突本身延续下去，让它演变为一个公共事件[23]。

那么，小余以及其他几个类似的佳士工人，他们在厂里搞维权，除了维护直接受损的员工利益，是否还有其它的目标？比如，是不是想通过示范，激励其他工人效仿？当自下而上建工会明显机会渺茫时，他们仍要坚持，是否真实的目标在于“搞个大事件”，拔苗助长式地提升当前工人抗争的水平？这些疑问，都还有待进一步澄清。

不排除一种可能：佳士抗争，尤其是“建会”-声讨派出所-社会声援等几个环节，是一些急于看到“石破天惊”效果的年轻工人，在某些左翼主张的影响下，人为炮制的“宣传队”行动[24]，尽管对参与其中的工人来说，对工厂、老板的愤恨和斗争欲望都是真实的。

适应节奏很重要……

假如一个工人还没来得及适应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节奏，就急于在厂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很容易有受挫感。对小余这种年纪轻轻，已经在厂里摸爬滚打惯了的人，“适应节奏”的问题不大，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带动工人”的思路问题。但即使在佳士抗争工人的范围里，也不是所有人都很容易“适应节奏”的。

在7月24日的佳士厂门抗议期间，一位佳士离职女工也参与了声援。她的发言值得玩味。她提到自己的工位需要用刀具，线上的所有同事“手肯定受伤，不止一次，受伤肯定流血，不止一次”。她提到车间提供小药品，其中的创可贴总是最早用光的。她说到自己想借着这事唤起同事的反抗思想，但是她们只想赶紧做完货，可以下班。她发现自己在车间里对某些物料过敏，本想提醒大家注意，其他女工却说：“很正常，所有人身上都会起泡泡，都会过敏”，让她哭笑不得…… 在发言中，她也提到老板的无限权力，“想让你加班你就得加，想让你放假你就得放假”，而对身边的工人，越来越感到“很难团结她们，她们不理解，不接受…… 没有希望的感觉。” 她试过抗议厂方的管理，也像小余一样被穿了小鞋。她身心俱瘁，进厂一年以后，只好辞工……

无论是谁，想在厂里“组织工人反抗老板”，必须要学会的，恐怕是“耐心”。所谓耐心，主要不是指私人品质，而是适应工厂的资本主义生产节奏，适应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生存节奏，把握这个阶级奋起与静默背后的动力变化，与它在解放的道路上一起前进。

隐藏的阶级情绪？

无论有着怎样的缺憾，佳士抗争的“硬朗”风格，本厂和前来声援的外厂工人的言行，或许展现了珠三角工人长久积累的某种隐藏和发酵着的情绪，值得深思和关切。小余、小刘等人在厂里的团结尝试，值得珍惜、肯定。他们的经验教训，是想“做工人工作”的其他人，需要认真总结的。总结，是为了把这项共同的阶级事业，向前推进。就如某位取保候审的外厂声援工人在揭发警方恶行的视频当中所说：

”我们工人就是要团结起来，为自己争一口气，做一回人，不再被他们欺负！“

2018年9月16日

注释：

[1] 北大学生就「深圳7·27维权工人被捕事件」的声援书 2018年7月29日

[2] 工人表示社保和公积金都不是足额缴纳的，比如公积金每月扣缴大概100元左右，按照应发工资4000元的标准，也应扣缴200元左右。

[3] “公司自2005年至今均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奖金及各项福利待遇。公司工作环境优美，员工宿舍舒适，配有空调、热水器等。公司设有篮球场、乒乓球台、桌球室、k歌房等娱乐活动场地，公司元旦邀请优秀员工家属来深圳见证子女的光辉时刻，组织全体员工旅游，成立十个文化社团，组建佳士学院培育员工成长，设立爱心基金扶危济困，建立员工之家活跃业余文化生活”《佳士科技关于恶意诽谤的严正声明》 发布时间:2018-7-30 2:18:32

[4] 7月24日佳士厂门口，建会工人小余的谈话：“去年对玩手机的，厕所抽烟规定罚五百，有人被当场开除……曾经有两个员工拌嘴，也没打架，也罚了200元。有一个员工早上起晚了，带早餐去仓库吃，被罚了200元，扣掉180元绩效，一周不准加班。有一个组长干了7年，不太讨员工喜欢。有一天他在办公室抽烟，把烟头塞到垃圾篓里，被副董事长直接找出烟头，当场开除。”

[5] 7月24日佳士厂门口，建会工人小余的谈话：“多数工人没被罚过，大家都很老实，一点都不敢犯错。”

[6] 《致佳士科技职工代表换届选举筹备组的一封信》 螺丝哥 打工一家人 6月29日

[7] 建会积极分子米久平说，7月18日在坪山区聚龙花园党群服务站，坪山区总工会谢志海科长要求他书面声明筹建工会一事与区总工会无关。

[8] 据维权工人说，7月底佳士老板请全厂员工吃饭，以示安抚。警方也疑似派人驻厂，威慑员工不要乱说乱动。

[9] 7月24日佳士厂门抗议期间某被开除工人的谈话。

[10] 在7月24日的佳士厂门抗议中，建会工人向大家介绍某声援工人：“她是旁边一个厂的，夜班补贴5块，公积金不买。工伤医药费拖欠。”但这番话也等于说，一个不如佳士的烂厂，仍然只有个别人会参与声援维权行动。

[11] 2010年佛山南海本田罢工中，工人向厂里提的要求一度多达100条以上。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第十一条 基层工会、地方各级总工会、全国或者地方产业工会组织的建立，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

《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第十二条 基层工会委员会的委员候选人，应经会员充分酝酿讨论，一般以工会分会或工会小组为单位推荐。由上届工会委员会或工会筹备组根据多数工会分会或工会小组的意见，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报经同级党组织和上一级工会审查同意后，提交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第二十九条 基层工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主席、副主席的选举结果，报上一级工会批准。上一级工会自接到报告15日内应予批复。违反规定程序选举的，上一级工会不得批准，应重新选举。

[13] 我的丈夫余浚聪——那个领唱国际歌的工人2018-08-10“他的本子上还记着许多劳动法的知识，也经常给大家聊，什么补偿金赔偿金的适用情况啦，什么哪几种算非法开除啦等等”

[14] 2017年8月，小余参加了佳士科技的周年征文活动。在题为《我和佳士一起成长》的文章中，小余写道：“公司领导非常关心员工的生活……公司的这些举措，让我很是意外和感恩”。这次活动之前，小余曾带着一批员工去劳动部门投诉，并遭到了厂里的调岗惩罚。

[1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木鱼和金鱼 普工之声 5月2日

[16] 同上

[17] 被打员工余浚聪何许人也？ 普工之声 5月9日

[18] 换厂是不可能换厂的！窃格瓦拉 普工之声 4月22日

[19] 2018-09-04“平平无奇胡平平，不平则鸣胡平平！——记深圳建会工人声援团工友胡平平” 2018-09-03“7·27被捕工人代表刘鹏华：为工友掏心窝，为工友建工会”

[20] 2018年8月19日 “天下乌鸦一般黑，坪山何处艳阳天！”

[21] 2017年版《珠三角抗争工人口述集 第二期》“一切皆有可能！ ——港资油漆厂员工自述”

[22] 2017年，后来的建会工人积极分子邝恒书参与厂里的征文活动，当选第一名。小余也参加了厂里的羽毛球比赛，获得冠军。

[23] 试举一例：7月20日，佳士抗争员工被开除后，试图回厂复职。他们以及十几名社会声援者被当地派出所先后短暂扣留，一天后释放。7月22日，这些工人和声援者主动回到派出所，持续示威，并向所长提出三点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开除打人黑民警”；派出所赔偿损失，包括检查费、医疗费和全体被关押职工的误工费；派出所向这些工人公开道歉，保证不再违法执法。这与珠三角工人的一般抗争风格有很大区别。通常来说，工人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工资待遇、社会保险、离职补偿等等），会去找劳动、社保、信访部门、工会乃至区市政府，唯独不会找公安局，因为它从职能来说，确实不适用于解决一般的劳资纠纷。如果说，坚持厂门示威，还可以理解为直接与厂方对峙，试图影响厂内工人，那么，主动回到派出所示威的举动，只能理解为有意识地把抗争转化为方便社会力量介入的公共事件。

[24] 在这场抗争中，有的声援积极分子已经公开号召“我们工人急需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呼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走进工厂来、走进工业区来、走进工人当中来”（2018.8.14“要为底层谋翻身，要为工人争口气——从小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唐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