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清真”

2018-12-13 22:5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4149| 评论: 1|原作者: 忽思慧|来自: 哈扎尔学会

摘要: 我不吃猪肉，不仅因为我不愿离开我的回回族，而且因为我愿意尽力作汉回关系的调剂人……我们汉回民众和汉回同志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吃不吃猪肉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共同革命、共同解放的道路。

四、余论

回顾整个历程之后，我们可以说，革命时代和前三十年对“清真”的尊重并不是被迫的“绥靖”，也不是静态的身份政治，而是社会主义实现普遍解放的一种必要途径和正面经验。当今天的人们声嘶力竭地讨论一些场合中的清真食堂到底是不是“泛化”的时候，都遗忘了这些食堂最初是怎么来的，都不言自明地无视或扭曲了中国革命的丰厚遗产。

值得补充的是，在前三十年里得到支持和照顾的少数民族风俗并非只有与伊斯兰教相关的的“清真”。如对蒙古族长袍、马鞍的供应；对朝鲜族绸缎、胶鞋的销售；对瑶族、壮族的加发布票；对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调拨方糖；对苗族银制品、背带心、石青布的生产……所以，这不是孤立地对某一民族的“优待”，而是反映了“革命中国”与各个民族人民的交融。少数民族也通过对“革命”的参与和吸收，成长为全新的政治主体。

社会主义与“清真”-激流网 1975年纪录片《团结战斗的新疆》片段：少数民族的特需商品得到充足的供应

本文并无意于把“革命”名义下的一切都描绘成一幅玫瑰色的图景。实际上，在中国革命的解放实践中，领袖指示中的“进步”、国家机器要求的“进步”、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自身向往的“进步”既共享着社会主义的愿景，又存在着强大的张力。这种不同“进步”间的撕裂，最终上升为政治运动中的冲突，造成了我们都熟悉的种种悲剧，也破坏了革命自身的基础。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放弃了对进步的追求，恐怕也是在为更大灾难的酝酿创造条件。

自八十年代以来，清真食品工作和回族的猪肉禁忌得到了更为有序的保障。然而，这种保障却潜藏着危机：许多事件的结束是以纯粹事务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处理的，只注重在事件结果上的“照顾”，却忽视了从政治上揭示和教育基层大汉族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的错误。于是，也正是在稍后，一种对“少数民族优待”的狭隘解读逐渐产生和流行。如汪晖所言：“如果没有各族人民的积极参与，没有各族人民和每一个公民当家作主的认同感，制度本身就会僵化、保守、成为纯粹由上至下的社会控制和管理系统。”

时过境迁，对今天而言，无论是单位、学校的清真食堂，是大街小巷以“兰州拉面”为代表的清真饭店，是商店中销售的清真食品，抑或是新产生的“抵制清真”的消费情绪，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和运行的，都要依据新的经验和理论才能分析与解决。我们之所以追寻历史，是为了说明从很早以前起“清真”就是中国整体问题的一部分，为了提示它曾经具有的政治意义，而不是为了满足怀旧的癖好。问题并不在于“清真”和“民族团结”本身，不在于一种习惯究竟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而在于使“清真”成为一个问题的社会条件，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民族团结”。如果，在“极左”年代里都没有打破的底线遭到了挑战；如果人们对革命的遗忘是如此之彻底以至于它竟然成为了反动的修辞；如果“去政治化”的结果是新右翼“另类政治化”的崛起……那就不得不令人回望，中国革命对各民族人民的承诺；就不得不令人回想，什么才是“新中国”的初心。

注释：

以下五种资料来源不再出注：1、出自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的，见《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关于尊重“清真”饮食习惯的内容摘录https://www.douban.com/note/699711882/；2、关于毛泽东本人表述和实践的，见毛泽东与“清真”饮食习惯资料摘编：https://www.douban.com/note/699860810/；3、已经在正文中标明年月日的报刊资料和出版信息的书籍资料；4为保护当事人隐私不便公开的资料；5在网络上易于找到的信息。

【1】陈绍禹（王明）：《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同志》，载河北省民政厅编：《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一集，1959年。原载王德、李明等《烈士传》第一集，1936年。

【2】王首道：《革命的摇篮——回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1983年，第300页，原载《中国青年报》1961年6月29日。又，据高布泽博回忆：“毛主席对我俩少数民族同学和民族地区的工作是很关怀的, 为了照殿我们不爱吃米的习惯, 特别设一个面食灶, 多给我们吃些面粉, 有时还叫熬一些小豆粥抬我们吃”，如是则农讲所供应面食除了方便北方汉族之外，也与尊重少数民族有关，见高布泽博《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生活》，《民族团结》，1962年第7期。

【3】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宁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第63页:“在广州毛主席举办的农民讲习所里，就有从华北、西北来的回族学员，至今在农民讲习所旧址的饭堂中还陈列着专为回族学员而设的两

张饭桌。”（日本）龟井胜一郎著《北京的星星》,作家出版社,1964年，第21页：“后面紧接着是膳堂，还为少数民族摆了专桌，单作饭菜。当时，教具和学员都在这里同吃同住，进行学习。”

【4】1941年11月，当时冀鲁边区军区政委周贯武同志对即将赴任回民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汉族干部刘济民同志说：“……由于旧中国封建社会中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回汉两族隔阂较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贯彻民族政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你到回民支队去工作，不吃猪肉就是党性。”见赵慧：《渤海回民支队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5】刘春：《延安的少数民族工作》，载徐桂生主编；内蒙古延安大学暨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编：《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纪念文集》，远方出版社,2011，第40页。又，诗人柯仲平曾在延安回民食堂请塞克、玛莎（陈克辛）夫妇吃牛肉，见程云《多情常被多情恼——塞克与他的“娇妻”玛莎》，《程云文集》第二卷，武汉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6】“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学校共设了两个食堂，一个汉民食堂，一个回民食堂。吃的是一日三餐小米饭，早晨吃小米稀饭没有菜。中午和下午是小米干饭，一组一小盆稀汤莱。遇到节日，可以吃到荞麦面团，有时可吃上馒头”，见江长录整理《高克林回忆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

【7】马本斋收小猪事见马国超《母子两代英雄——回忆父亲马本斋和祖母马老太太》，《民族团结》1979年第6期，第31页；渤海回民支队事见王连芳《战斗中的渤海回民支队》，载汪新主编：《烽火忆抗战》,华文出版社,2016，第343页。

【8】胡鉴建清真食堂事情见买玉华：《胡鉴与蒲犁边卡大队》，《新疆地方志》， 2017年02期；李云扬事迹见广东省档案馆编:《父辈的抗战往事》,花城出版社,2015.08,第134页。

【9】明宣宗与马俊事见《都公谈纂》，卷上；雍正帝招待哈元生事见袁枚《鄂文端公逸事》，《小仓山房文集》，卷9；蒋介石以清真饭招待回族将领见刘万春《我与蒋介石的几次接触》（《亲历者讲述蒋介石》，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和寿子逸《第十战区成立前后》（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1993年第2辑，总第52辑,第14页）

【10】木斧《走在前面的人——为纪念马宗融诞辰100周年而作》，木斧：《木斧短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又，刊登于《突崛》1943年第66期的《国内十二学府风光简述》，也介绍了当时国内高校中清真食堂的存在情况。

【11】丁明俊：《民国时期“回族”、“回教”之争与回族群体的自我认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2】丁毅民编：《新中国的回回民族》，民族出版社，1958年，第28页。

【13】叶尚志：《九秩续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0页。

【14】马行汉：《50年外交生活琐忆》，再王成家主编：《外交官》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15】傅建英：《海淀娃从教四十年》，赖双平主编,《关于海淀》,开明出版社,2010年第274页。

【16】丁毅民编：《新中国的回回民族》，民族出版社，1958年，第28页。

【17】河南人民出版社编：《河南光辉的十年：1949-1959》，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0页。

【18】《上海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民族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94页。

【19】彭年编著：《北京的回族与伊斯兰教史料汇编》，北京市民委史志办公室印发，1996年，第166页。参见田萌：《北京牛街清真食品业的记忆与改造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20】《文汇报》，1957年1月29日。

【21】清河制呢厂厂史编委会编写：《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59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