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学生 —— 即使备受打压，仍会顽强成长

左翼学生：即使备受打压，仍会顽强成长

北大对左翼学生的打压，并不是从这一次才开始的，这至少可以追溯到2015年。

2015年是富有象征意味的一年。对于2014年年末发生的农民工周秀云在警察执法中死亡的事件，1月29日的《焦点访谈》进行了极富偏向性的报道。先是偏信资方的说辞否认“讨薪”的事件背景，再通过裁减拼贴视频、歪曲事实经过，丑化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淡化警察偏袒资方的暴力执法。一时间，网络媒体上遍是力撑警察“执法权”的言论。年初的这起事件，反映出农民工的个体权益面临的困境。到了2015年年末，一批积极参与工人集体行动，曾帮助工人追讨到大量社保金的劳工NGO工作者遭到抓捕。为了逼迫这些工运活动者认罪，用其子女安全作威胁、半夜猛砸其父母家门等手段层出不穷，最后更动用《人民日报》、新华社进行丑化抹黑。这起事件，进一步体现出工人的集体权益所处的状况。

工人的主动维权是一方面，工人的权益保障是另一方面。后者的状况在2015年也有了鲜明的体现。时任财政部长楼继伟4月份在清华经管演讲时提出：《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保护过头了，损害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应当进行修改。其实，《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程度本身就低的可怜，《焦点访谈》就不敢到周秀云所在的那个“正规”工地上调查一下多少人有劳动合同——如果有合同，那起事件根本都不会发生。但即便如此，这部法律对于资本来说也还是一根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存在，单方面解除合同要付双倍赔偿金，这使得资本难以随心所欲的解雇工人，难以降低生产淡季的人力成本，更重要的是，难以靠不续签合同赶走那些热心维权的工人（可以参考广州环卫工人于武仓的经历）。此外，《劳动合同法》使得资本更难回避最低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实施程度不高，但至少带来了隐忧，使他们感到掣肘。尽管，在劳动者缺乏维权主动性的情况下，许多问题可以被这些手段丰富的资本轻松地规避掉——最贴近学生生活的例子，就是高校里的那些工人、职员的遭遇。

其实在2015年前，左翼学生们早就深切体会到《劳动合同法》的困境。在北京的左翼学生，早早就有到建筑工地进行探访的传统。像深圳社工机构“青鹰”的创始人贺鹏超，当他还在学校期间，就经常与同学到北京的各个建筑工地进行工人探访。在这些探访中，他们不仅看到北京建筑工人恶劣的生存条件，更是见识到建筑工因为没有合同，就算发生工亡时“老板”也只愿意用2万的“市场价”来私了的毫无人道的事件。当周秀云案件发生，大部分人还在高高在上地充当“理中客”时，左翼学生们便早知道，建筑工人维权无门、执法人员与稍有背景的欠薪者狼狈为奸的状况，正是当下工地普遍存在的事实。

北大的左翼学生甚至还介入过北大校园内建筑工人的维权事件。在那次事件中，北大同学们发现，对建筑工人的剥削，哪里都一样，即使是国内最高学府的北大，也不会因为自身的历史，就会比外面的毫不介意展现自己吸血鬼形象的房地产资本更加善待工人。由此，北大左翼学生开始把关注的焦点，聚焦到自己身边的校园工人身上。

这就是2015年，北大左翼学生开展校工状况调研的社会背景。

在这次调研中，学生们访谈了约一百名工友，调查了食堂、保安、园林、保洁、工地等多个岗位，完成了相当详实的调研报告。呈现的结果不难预料，逾70%的工人不持有劳动合同，其中相当部分工人是派遣工；并且加班费并未足额发放，许多工人的工资比实际应得的少了近千元；大多数单位也没有为工人缴纳社保，绝大部分没有依法足额缴纳；有工人被欠薪时向劳动监察大队求助五次均被敷衍，有保安称应聘时主管直言不收“学过法律的员工”，在这种情境下，大部分工人难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2018年，北大的左翼学生再次组织了校工调研，这次访谈的对象扩大到近三百人。这次调研的数据更为精细：四成工人面临超时劳动的问题；过半工人加班费缺失，仅一成依法足额发放；四成工人未签订劳动合同，还有两成合同被资方单独持有；近八成工人没有被单位依法缴纳五险一金……

可以说，北大校园工人的处境，经过了三年时间没有丝毫显著的改善——北大校方对2015年报告的回应，不是帮助提升工人权益（当然，校方可以说这些工人都是“外包”、“派遣”的，与自己毫无关系），而是打压学生社团，同时力图切断学生与工人结合的途径。

曾经构成北大校工和同学间连接纽带的北大“工友之家”，在2015年之后被关闭，许多工人失去了自己原本进行文娱活动的场所。许多单位开始严令禁止工人与学生接触，这在2018年变本加厉：“部分和学生接触较多的工人手机被直接进行搜查，查阅手机当中的聊天记录；要求工人不得与学生接触，并以开除工作为由威胁与学生有过接触的大哥大姐；甚至有大姐悄悄告诉我们，个别和学生接触比较多的工友已经被开除了。”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人民大学，学生社团原本可以邀请工人到教室参与活动，结果到了2018年10月份，来参加活动的工人们却被禁止进入教学楼。

在2015年年末的调查报告发布后，北大校方很快找到了借口——据说是某次讲座的申请过程有问题——勒令社团暂停公开活动，整顿一年。这种“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问题的人”的老套做法，没有浇灭左翼学生自发开展活动的热情。虽然没有了社团公开活动，凝聚在一起的进步学生仍越来越多，学生与校园工人的联谊活动也没有停止。这使得一年过后恢复活动时，社团依然是元气十足。2017年北大的沙特图书馆建筑工地发生工人讨薪事件，这些左翼学生就参与进来，试图引发对建筑行业分包制下劳动者缺乏保障的关注。到了2018年4月份，北大的沈阳事件又引发了左翼学生反对性侵犯、性骚扰的行动，在这些学生看来，性别议题是左翼必须关注的对象，也是启发同学们进步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

可以说，在2015年之前，左翼学生在北大校园里还没有形成太大的声音，但这一批新生的力量选择了开辟自己的道路，那就是在走入工人群众的同时，面向广泛的学生群体努力开展宣传——让周围充斥着精致利己主义氛围的普通学生，真切感受到劳动者所面临的压迫，体会到“民族复兴”、“自由市场”等宣传所没有揭开的现实，并进一步理解彼此命运的相通之处，从而愿意投身到进步的事业中来。

但这样的道路不是没有风险。首先官方的资源是很难指望能利用了。并且如果学校仅仅只是暂停了社团活动，对学生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活动的空间还比较大；但随着校方以及有关部门对学生活动愈发地怀疑乃至敌视，左翼学生所遭受的束缚就会愈发严重。从2018年4月的岳昕事件开始，这些左翼学生就受到了校方越来越熟练的约谈式打压以及家长绑架式打压。通过约谈，校方可以进行不负责任的恐吓。在佳士事件中，湖南大学的学生更是被学校威胁开除。校方即使施加不了心理压力，至少也可以形成骚扰，阻碍当事人处理要做的事务。如果施压不成，就向家长添油加醋传达一番，利用亲情绑架学生屈服于己。从本质上说，这和绑架马本斋母亲的日本法西斯没有区别。为了对左翼社团釜底抽薪，校方还会去约谈招新加入的新社员，就像让工友不敢再参加联谊一样，让新生不敢去参加该社团的活动，人大的学生社团不得不为此发布公开信来抗议。而西安理工大学的校方人员在要求学生不得参加其左翼社团的活动时，更是干脆宣称这一社团“组织违法暴动”、“损害人身财产安全”。

当然，愈发严重的学校打压不会只出于校方自身的因素，其背后一定有暴力机器的推动，只不过事到如今，暴力机器直接走上台面了。2018年11月数名北大毕业生被抓捕，两名在校生先后被强制带回家，9月份更是有一名在读研究生被抓，这表明官方已经不满足于学校层面的约束和打压。

这一做法的苗头其实在2017年就已经显现出来，“八青年”所在的广州工业大学的读书会应该就是一个孵化中的社团，南京中医药大学的社团更是已经为工友组织过多次义诊和按摩了，而他们都是遭到当地警方的直接抓捕和打压的。在2017年8月，南京警方就已经如此审问在校生：“快老实交待，知不知道你们这是什么性质？你们这是与境外势力勾结，阴谋颠覆国家政权。”；“你交代不交代？再不老实交代，到时候，人家在教室里考试，你就被带到警局里去，直到你说为止！你的学业就不要想了！”11月在广州发生的则是：“很快我就从我们机构主任那边得知警方已经将这个读书会定为了‘反党反社会’的组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该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和警方约谈警告，其中一名同学还因此失去了助学金，很快这个读书会就土崩瓦解了，他们再也不和阿姨们一起跳舞了。”

只不过，前者当时没有被施加罪名，社团停止活动后就不了了之；后者因为得到了泛左翼乃至一些自由主义者的广泛声援，追捕也得以停止。这让一些人误以为，既然官方还有着“左翼”标签，左翼学生就有了“免死金牌”。其实只要不停止活动，持续地推进学生串联、工学结合，特别是参与工人维权行动、街头抗争，就必然存在被官方冠以罪名、强力镇压的可能。因为镇压成本与镇压收益（即不镇压的成本）时刻处于变动之中，评估方法也在变化，所以并不会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来决定官方镇压与否。关键的问题只是在于——是否因为存在着这种风险，左翼学生就无法推进左翼运动的进步事业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只是需要更好的分析与协作，在不断挑战那些束缚反抗的界限的同时，避免所有力量都暴露在较大的风险之下。

在力量的积蓄与磨练中，左翼学生终究能顽强地成长起来，从小嫩苗长成大树，乃至长成森林——只要我们的立足根基能深深扎在劳动者生活的这片现实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