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官僚主义者的一封信兼谈过往教训

若羽_6724

字数 3827 · 阅读 1752018-10-25 22:01

编者按：本文和相关信件是对三年前“火花读书会事件”的一个回顾。“关起门来收信仰税，有好处就上，遇困难就躲”是大陆主流激进左翼（以“毛派”中间所谓清华大学求是学会为代表，也有一些其他流派或其他团体）的写照，他们在低龄的学生社团里拼凑盲从跟班，并将有意愿帮助无产阶级解放的同学降低到“事务主义”水平，似乎只要在小小的校园里培养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工作重心所在，因此，左派学生往往把读书会的存在价值，放在一种近乎变态的位置。后来，中国开始进入工人抗争的浪潮，这使得想介入政治的左派不能再无动于衷，但他们理直气壮地把“社会分工”移植到左翼运动里来，大言不惭地说名牌大学比如清华、北大的左派应该获取资源、搞理论，非重点院校同学当职员和当工人工资都不高，应该为了“无产阶级事业”献身。我个人认识一些同志，就是他们这种“把人当消耗品”做法的牺牲者。社会革命不能没有资源，但资源本身是为了辅助无产阶级斗争的，左翼皮包商们的过错在于他们把自己那个小资产阶级甚至有产精英的圈子的利益当作阶级利益，排斥打击不同观点。三年前，我在上海因为组织读书会，被认为是敏感人士，但我协调的读书活动，与特工怀疑的“境外势力”并无纠葛。以求是为代表的大陆官僚主义立场的毛派团体发动自己的组织网络，勒令青年断绝跟我的联系，甚至保持私人的朋友关系，都是“不顾全革命大局”的行为。最可恶的，当然是这些官僚专断分子，而且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因为“历史分歧”在排挤托派。对待跟他们源流更近的一些毛派同志，因为现实观点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分离，他们在今年的一系列热点事件，如“8青年”和“南方进军”的事件上更是采取宗派自保的立场。

官僚化团体的大哥大姐是可恨可憎的，但我今天要谈的却是一位有热情的青年，我姑且称他为W吧，在他攻读本科时代，我曾给他讲过“不断革命论”、“过渡纲领”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因为被怀疑和我有联系，他遭到国家的盘问。他个人断绝和我的联系，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官僚专断左翼的唆使和指示之下，他勒令学校里的学弟学妹不得与我接触。一部分失望的同学因而离开了他们那个学生社团。其他一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同路人同学因为试图邀请我去参加跟学生社团没有关系的读书活动而被排挤，W暴跳如雷地指责该同学“捣乱”，甚至胡言乱语什么“另立中央”。在“8青年事件的时候，W试图干预他的学弟声援张云帆等人。在今年七八月工人抗争的时候，W说学生签名声援没什么用，客观上充当了怒骂“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左翼商人的传声筒。可以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W在那种官僚化的协作氛围中，只能把最坏的毒素吸收进去。W身上有愿意做琐事和担任苦差事的优点，共运中的“老黄牛”不乏如此，但他也却缺少阶级战士必要的嫉恶如仇的品质。我甚至纳闷，他一度自称是托派思想的同情者，为什么能容忍那些左翼政客像对待畜生一样对待无产阶级解放的原则和践踏工人革命的努力方向呢。W曾说过理论分歧要在高水平工人运动基础上才应该强调，这点上，他是真诚的，然而，他在已然发生的丑恶做法面前装聋作哑，甚至自己下场作为“执行者”，这样的恶行，绝不能一笔勾销。

回顾往事，我也不是一点错误没有的。第一，我的确不该过于强调托派标签，因为新的先锋团体的形成，绝不是靠历史研究、智力辩论能达成的；第二，我虽然是官僚专断做法的受害者，但我不该计较个别青年人的立场选择，换言之，我虽然一厢情愿想用理论去说服争取某些人，但大部分人如W一样，是“明哲保身”的，不愿意在人际关系上与官场发生冲突，“原则什么不重要，我万万不得罪人最重要”，更多的人看到各种拿列宁同志语录做生意的左派们的丑态，留恋或不留恋地告别了自己“同情革命”的过去。第三，信件是去年年底写的，那时候我还致力于传播托派思想，然而，这种跟阶级斗争有距离的文字工作，对现实帮助的意义，主要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但不宜高估其作用，更不该以此为雏型去形成所谓反对SM派官僚主义的“先锋团体”。

八月二十四日之后，至少有一点是改变了，那种左派官场拿几本毛选、托著岁月静好地收信仰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作为过来者，有必要提醒左翼青年，“服务无产阶级，小心各类组织”。

我在这里还是用“同志”一词称呼W，虽然我对他的观点、立场、做法很不满，这么多年的摩擦也让友谊荡然无存，但还是希望谈谈跟W同志的分歧。

1.此次声援张云帆事件，主流毛派（以某top2理工科大学xx学会为主）的做法是彻头彻尾错误的。声援本身是为了号召各阶层群众（从工人到学生）关注言论自由问题，而且也是在这场斗争里加砝码的做法（没人会傻到认为一封公开信就会让资产阶级放人，但至少告诉相关法律机关的人，我们关注云帆处境，让他们对云帆好一点）。反过来看毛派那边的对策，臆造出对等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并造成夸大的“按签名名单抓人”的恐吓效果，妄图以云帆的个人牺牲来保全若干个“进不能组织工人斗争退不能对学生讲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这是事实上“保守者自保”的做法，甚至说难听点我怀疑党棍在吃左翼青年的人血馒头。还有人说发声援助了云帆，不能对学妹学弟讲马克思主义（更多是SM派的官僚专断思想），我答复如下：同志落难，平时大讲革命纪律和组织的左翼头子们，满口“列宁党”，并指示盲从跟班学习《怎么办？》，在与资产阶级和父权制的斗争里，表现远不如两年前的女权主义者，怎么让进步青年服气，以后我们怎么在多元社运里去说服那些对组织化有疑虑的反压迫斗争的同路人？

2.马列毛官场让W读《怎么办？》，并直接在上海等地移植官场模式，把学生社团或至少是几个略微有阶级立场的学生当作盲从跟班，在社团里建立警察统治，Ｗ辩护说没有控制，我就当他写玄幻小说吧。

3.泄露信息，W是说我揭露老板威胁工友并骚扰我呢，还是说我揭露毛派官僚主义做法呢？如果是前者，我想说利用新媒体为斗争工人争取舆论完全必要；如果是后者，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和SM派建立阶级先锋队的路径完全不一样，我们绝不认为闷声大发财可以有利于阶级事业，把派别斗争的细节向群众包括所谓网左公开，就是要让同路人认清楚，毛派的路线无助于阶级事业。

4.至于情商问题，本人感谢W同志的心理指导。我想提醒W同志不要忘了他是如何对待愿意帮助工人斗争的同志和同路人的，他是如何在社团同学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个人代表社团拒绝施用勤老师讲座安排的，他又是如何小心翼翼让“敬爱的领导们”满意的，对同志和朋友是一副嘴脸，对官僚专断分子又是另一副嘴脸。W同志摸爬滚打多年，终于成为左派老油条了。这样的“高”情商害人不浅。

5.W同志的“认同经由我中介讲述的托派思想”颇有老一代官僚专断分子“托洛茨基是革命家，托派无出路”的cosplay之感，“口头认同”对于阶级事业作用为零，在官僚专断路线已经暴露而且已经有托派同志如若羽等人开始着手独立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情况下，处处迎合官僚专断分子是不可能形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纲领的阶级先锋团体的。W曾说过理论分歧要在高水平工人运动基础上才应该强调，然而，他忽视了一个在我看来非常严重的问题——皮相激进、实质反动的斯毛派，对目前工人组织与青年觉醒已经起到了阻碍作用。（宗派主义的入厂行动、在民主斗争中的自保丑态，此例子不一而足）。

6.一个理工科院校的研究生说“不能翻墙收gmail”，除了让人觉得起不真诚外，想不出别的感受了。

7.对待一些不同观点的同路人做法，“怕吓着小朋友”，官僚主义的做法就是官僚主义的做法，要勇于承认，把小朋友当作温室里的花朵，是把“捞人”或“社团人气”看得比马克思主义宣传更重要。

8.我对上海这边青年强调托派立场，主要的出发点在于我不愿意跟官场同流合污，避免堕入他们的陷阱。“哎呀，大家要朝前看，不要背历史包袱”，当然即使现实，无论民族自决权问题、枪支持有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学生宣传问题以及这次争取民主权利问题，我们的立场跟官僚专断分子已经是两种不同出路了，对他们只有路线斗争才能寻求具体协作团结，绝不可能靠妥协让步寻求所谓虚假的团结。

9.马列毛官场隔离我、一些毛左我甚至造谣我“私生活”问题，在W看来不是宗派主义，我进行反击，就成为宗派主义了啊。至于相关斗争涉及者的抑郁，我表示遗憾，可我自己都被他们逼得做了肠镜。我无意把青年学生当肥肉，跟毛派官僚去抢，但我必须积极团结他们参与具体阶级斗争实践（同时绕开主流毛派以避免产生门票费用），让他们认清毛派路线的局限性而不是一团和气。

10.关于搞宣传活动，本来就没有想把一般的读书会做成严密的组织，广泛宣传左翼思想对学生社团的同学也有好处，W和其他人想来，随时欢迎，不要以“宗派之心度阶级之腹”，说什么猥琐的“另立中央”之类。至于跟官场的路线冲突，这个是不能避免的。顺便提醒下W同志某些想法的肤浅，一方面不想让小朋友来参加活动，另一方面又耀武扬威地说他组织的学生社团里某位积极分子赏脸来，他别忘了列宁曾称赞过李卜克内西的“以一当十”，所有的革命派别都是从“无”而生的，他们采取排斥和开除小朋友的做法（不知道是不是“敬爱的领导们”的旨意），是非常可笑的。

最后结语：所谓“技术切割”，W等人不愿意对托派纲领负责，是他们个人自由，但他们自以为能代表其他青年人选择，阻碍他们接触我，我不会顾全大局的。协作破裂的责任，由他们全部承担。因为作为托派，我必须要对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广泛传播负责。此信欢迎W给其他京沪官僚专断分子传阅，如果W继续采取猥琐的官僚主义做法，并干扰我在上海这边影响青年，我也会向左翼同路人公开此信件并结合其他点文字资料进一步说明两年来同官僚主义集团路线斗争的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