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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毛主义运动 —— 五月风暴及其后

2018-12-16 00:2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7473| 评论: 0|原作者: 蒋洪生|来自: 文艺理论与批评

摘要: 21世纪的法国还会有新一轮毛主义运动的兴盛吗?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它还会有生命力吗?有志于毛主义在法国之复苏的人们,可能除了要对现实进行详尽深入的调查研究外,还要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法国毛主义运动历史进行全面盘点,对其起源、发展、兴盛、衰落以及承续至今的脉络进行精细的梳理。 ...

五月风暴后共青盟的内部论争

被法国官方取缔后,转入地下的共青盟内部爆发了猛烈论争,导致了在1968年夏天的内爆。论争中的一派是以邦尼·莱维为首的少数派,被多数派视为列宁在《怎么办?》中所批判过的、推崇纯粹自发性运动的“自发主义者”(spontanéistes);另一派是多数派,被少数派称为“取消主义者”(liquidateur),这一称呼始于五月风暴前共青盟内部的斗争:当时一些盟员激烈批判共青盟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宗派主义和美学主义(aestheticism),同时赞扬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在文化战线等方面的斗争;这种批判实际上表达了这些盟员取消共青盟,力图将共青盟合并进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潜在愿望。在五月风暴后,共青盟内部的这种“取消主义”潜流以新的面目再次浮现。事实上,多数派以总结五月风暴的经验教训为由取消了“扎根”运动,乃至取消了共青盟本身。

蒋洪生 | 法国的毛主义运动:五月风暴及其后

1970 年,戈达尔(前左)、萨特(右三)与波伏瓦(右二)准备到街头散发“无产阶级左派”报纸《人民事业报》

我们知道,列宁在《怎么办?》中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25这就是说,群众的自发性是有限度的,是无法达到革命自觉性的。而共青盟中的少数派则从他们观察到的五月风暴的群众运动经验出发,认为列宁对自发性的批判已过时,因为群众跑到了号称先锋党的各团体的前面去了。他们依据毛泽东的论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赞扬群众革命的自发性,拒绝基于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而首先建立纪律严明的小团体,认为革命者首先应该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锋党应该是在群众运动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先建立一个小的自封的先锋党,再去指导群众运动。26他们也建立或帮助建立各种组织,但这种组织不是具体而微的、有严格的纪律约束的先锋党,更多是具体议题导向的组织。这种推崇群众自发性的毛主义,一般称其为自发毛主义(Mao-spontex)。由于spontex也是法国当时一种用以擦拭的海绵的牌子,所以将其称为Mao-spontex,也有戏谑之意。

共青盟多数派的意见是,虽然五月风暴是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但因为没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强大先锋党领导,所以这一运动不可能成功夺取政权。在五月风暴失败的背景下,他们主张在仓促创建新的先锋党之前,先取消“扎根”运动,回到经典理论的学习,回到书斋和图书馆夯实马列毛主义理论基础,尤其是要有针对性地阅读列宁的《怎么办?》一书。据共青盟少数派领袖邦尼·莱维1971年的说法,五月风暴之后是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在欧洲主要国家被阅读得最多的时期。27而少数派认为,不应该从《怎么办?》这样的书籍来重新出发,要从群众实践,尤其是五月风暴期间所积累的群众实践经验出发,继续投入到自发性的伟大群众运动中去。他们认为,共青盟在五月风暴中犯了错误,这是完全正常的,因为人们没有经验。最好的改正错误的办法是重新与实践连接,通过实践来发现正确的思想。因此需要重新进入工厂,继续“扎根”运动,在工厂和街道的继续斗争中吸取五月风暴的经验教训。28

少数派认为,多数派只看到五月风暴的失败,而对五月风暴在意识形态上的成就几乎一笔勾销,这是其取消主义的一个方面;其另一个方面是取消了共青盟在组织上的成就,不仅是共青盟本身,还包括共青盟在很多工厂已创立的融工组织形式——“扎根”运动。共青盟的绝大部分“扎根”人士(établis)在五月风暴后都放弃了“扎根”活动,离开了工厂。29

多数派(所谓“取消主义者”)和少数派(所谓“自发主义者”)的论争从1968年6月一直持续到1969年2月。论争的结果是转入地下的共青盟的实质解体,多数派的一些人退出现实世界的斗争,转入理论研究,或加入更正统、更重视纪律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少数派在邦尼·莱维领导下,在1968年9月成立新的毛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左派”,另一部分人和南泰尔大学“3月22日运动”的一些人于1969年7月自立门户,成立了典型的自发毛主义组织“革命万岁派”。

法国自发毛主义的兴衰

自发毛主义色彩的“无产阶级左派”成立后,继续践行其母体——共青盟的一些做法,尤其延续了共青盟的“扎根”运动。但共青盟进行“扎根”运动之前着手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却不太为“无产阶级左派”重视。前共青盟领导人黎纳也加入了“无产阶级左派”。为在工人中扎根串连,没有任何工厂体力劳动经验的黎纳于同年9月去了舒瓦济(Choisy)地区的雪铁龙汽车公司,做了一名普通的非技术工人。日后,黎纳将自己在雪铁龙工厂的经历写成了L’Établi一书。“L’Établi”在法语中有双重意义。一是“扎根”,此处指作者黎纳所属的“扎根”运动,二是指工厂中的工作台。该书以纪实手法,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以外国移民为主的雪铁龙汽车工厂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也如实记录了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作者如何克服种种困难,逐渐赢得工人们的信任,从而成功地组织了一次长达数个星期之久的罢工。30

1969年2-3月,数十名在五月风暴中叱咤风云的“3月22日运动”的活动家加入“无产阶级左派”,大大增强了这一新生毛主义团体的力量,也增强了“无产阶级左派”的自发主义色彩。“无产阶级左派”的影响日渐扩大,成了法国六七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毛主义团体。“无产阶级左派”的重要活动家除邦尼·莱维和黎纳外,还有阿兰·吉斯玛(Alain Geismar)、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塞尔日·朱利(Serge July)、克里斯蒂安·让贝(Christian Jambet)、居伊·拉尔多(Guy Lardreau)、朱迪特·米勒(Judith Miller,拉康女儿)等人。“无产阶级左派”致力于反资本主义、反威权主义和反等级主义。从一开始,他们就力图将反威权主义和反等级主义倾向引导到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为此于1969年3月出版小册子《从反威权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左派”的理论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等更将当时的法国统治者视为新法西斯,将自己人视为“反法西斯游击队员”31;“无产阶级左派”的团队歌曲即称《新游击队员》。

蒋洪生 | 法国的毛主义运动:五月风暴及其后

1970 年第 24 期《人民事业报》报头

1970年3月,法国政府逮捕了“无产阶级左派”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的前后两位总编米歇尔·勒布里(Michel Le Bris)和让-皮埃尔·勒当泰克,并宣布如果报贩售卖这份报纸,就会被判一年监禁和永久失去公民权。在政治高压下,曾在五月风暴期间担任全国高等教育联合会领导人的著名运动领袖阿兰·吉斯玛接任《人民事业报》的总编,不久亦被逮捕。“无产阶级左派”此时也被法国政府取缔。但“无产阶级左派”并不气馁,其成员并未溃散,他们继续以“前无产阶级左派”(ex-GP)的名义开展斗争。32在几任总编被逮捕后,毛主义同情者萨特出任《人民事业报》名誉总编,为“无产阶级左派”保驾护航。

蒋洪生 | 法国的毛主义运动:五月风暴及其后

戈达尔电影《一切安好》

1970-71年,“无产阶级左派”在一些工厂,包括巴黎附近比朗古尔的雷诺汽车制造厂、里昂的布朗特和贝利耶厂、南特的巴蒂诺厂、邓科克的造船厂以及北部的煤矿中致力于巩固和建立基层委员会以组织和指导工人斗争。由戈达尔导演、伊夫·蒙当与简·方达等主演的布莱希特式电影《一切安好》(1972),戏剧化地对“无产阶级左派”参与的工人斗争表示了支持。同时,“无产阶级左派”还在中学组建行动委员会,在社会上建立支持越南和巴勒斯坦的组织。另外,一些支援“无产阶级左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外围组织如“红色救援者”、“人民事业之友”、“真理与公平委员会”等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无产阶级左派”重视移民工作,在工厂里建立巴勒斯坦支持委员会以吸引阿拉伯工人,同时也支持农民运动,帮助小城镇商人的抗议活动,甚至支持布列塔尼(Brittany)和奥辛塔尼(Occitanie)地区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33总之,哪里有群众的自发性运动,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为此,该组织受到法国政府的严厉镇压。从1968到1972年,有一千多名“无产阶级左派”人士被关入监狱。这些犯人被法国政府当作普通刑事犯关押,剥夺了其作为政治犯的权利;另外,一些毛主义政治犯在监狱中也遭遇到非人的待遇。所以“无产阶级左派”的一些人跟福柯等一起创建了“监狱信息小组”,发动了影响深远的犯人权利运动。

1972年2月的皮埃尔·奥维内(Pierre Overney)事件是“无产阶级左派”,乃至五月风暴后整个法国革命左派发展的一个转捩点。时年23岁的奥维内是前雷诺汽车公司的毛主义工人、“无产阶级左派”成员。他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被雷诺公司开除。2月25日,奥维内返回到雷诺公司门口散发“无产阶级左派”的政治宣传品,被该公司的一个保安当场开枪打死,史称“二月枪杀案”。3月4日,绵延长达7公里,由20万人组成的队伍举着旗帜在沉默中为奥维内送葬,其中包括思想界领袖萨特、波伏瓦和福柯。然而法共和法国总工会的人却没有来;对于奥维内的被杀,法国工人也没有起来罢工抗议。奥维内葬礼那天,阿尔都塞不停地对周围的人说:“今天我们埋葬的不是奥维内,而是左派政治。”34奥维内的死亡也象征了五月风暴所引发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团结的终结。面对毛主义同志被惨杀这一悲剧性事件,“无产阶级左派”的准军事部门“新人民抵抗”决定报复,于3月8日绑架了雷诺公司的一位人事干部。然而这一绑架行动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反弹,总统蓬皮杜对此也加以谴责。“无产阶级左派”希望有条件释放被绑架者的企图被政府断然拒绝。“新人民抵抗”的行动也在“无产阶级左派”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议。如果为了报复而无限期扣押或伤害这位人事官员,“无产阶级左派”必将招致政府更大力度的镇压;如果将其无条件释放,对奥维内被杀事件不做任何报复,这对于很多毛主义革命者而言,无异于宣告向政权举手投降,也等于宣告“无产阶级左派”一直鼓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号召以暴力反抗“新法西斯主义”政权之宣传的彻底破产。两天后,“无产阶级左派”不得不无条件释放了雷诺公司这位干部。35可以说,奥维内事件是“无产阶级左派”乃至因五月风暴而兴起的整个法国革命左派运动的最后终结。

蒋洪生 | 法国的毛主义运动:五月风暴及其后

1972 年 3 月 4 日,被枪杀的毛主义工人奥维内的葬礼,20 万人在沉默中为他送行

1973年发生的两个事件使得“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导层找到了解散本组织的借口:1973年黎浦(Lip)的贝尚松(Besançon)手表厂工人在夺取工厂后实现了工厂自治,这是法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然而令“无产阶级左派”尴尬的是,这一胜利却不是由当时执革命之牛耳的“无产阶级左派”主导的。同时,在拉丁美洲的智利,社会主义者阿连德领导的民选政府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右翼力量推翻,阿连德总统本人被杀。贝尚松手表厂工人的成功夺权使得“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导层相信,工人斗争已经成熟,能够实行自治的法国工人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左派”去领导了。而智利政变使得他们相信,受到中产阶级强力支持的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无产阶级革命短时期内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这两件事情从正反两方面,使得“无产阶级左派”的领袖们确信,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是该结束的时候了。36于是邦尼·莱维等资深干部在1973年底宣布解散组织,同时停止出版《人民事业报》。在1974年1月份出版的“无产阶级左派”系统的杂志《无产阶级手册》中,其领导层对此解释说,组织必须服从于群众运动,任何的组织理论都要依赖于人民革命的理论。而当组织与群众运动的要求不相协调的时候,组织就必须终止。37这实在是一种极为勉强的辩解。组织难道不可以作出调整乃至重组,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吗?在革命高潮的时候狂热地投入,在革命低潮的时候灰心丧气,甚至解散革命团体,这其实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是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表现。可叹以邦尼·莱维为首的“无产阶级左派”领导层以反对共青盟内部的“取消主义”多数派安身立命,却以另一种版本的“取消主义”解散了自己的组织。随着“无产阶级左派”的正式解散,法国漫长的60年代(1960-1973)才算真正结束。在“无产阶级左派”正式宣布解散后,其内部一些较为年轻的成员拒绝接受这个决定,他们一直将《人民事业报》接编到1976年。

“无产阶级左派”解散后,阿兰·吉斯玛与一些朋友发起了一个公社,转向了“日常生活的革命”;雅克·朗西埃与一些前“无产阶级左派”的同志创办了《逻辑造反》杂志,并开始研究工人档案,编辑出版了《工人的话语:1830-1851》。在“无产阶级左派”中的政治活动经历,给朗西埃的思想烙下了不可磨灭的毛主义的印痕,例如,他在2008年的著作《被解放的观众》一书中写道:“假定有知识的人实际上是无知的:因为他们对于剥削和反抗一无所知,他们本应该变成所谓无知的工人的学生。”38在这里,毛主义的影响卓然可见;塞尔日·朱利等人则联合萨特创立了《解放》报,这份报纸逐渐发展为一份具有中左倾向的法国大报;而1970年代中期以后,“无产阶级左派”运动中的一些前弄潮儿如格吕克斯曼等人则华丽转身,蜕变成所谓的“新哲学家”,他们从修正马列主义转变到猛攻马克思主义本身,完成了从“极左”到极右的变脸过程。

除了“无产阶级左派”之外,另一个影响较大的自发毛主义团体是“革命万岁派”。和“无产阶级左派”一样,它也是由共青盟的一部分人与南泰尔大学“3月22日运动”运动的一些人于1969年7月联合成立的,成立时只有40人,盛期也只是一个几百人的小组织,而且在1971年7月就解体了。“革命万岁派”人数虽少,但它却有着很大的文化影响。

“革命万岁派”的主要领导人有罗兰·卡斯特罗(Roland Castro)和蒂耶诺·格吕巴克(Tiennot Grumbach),其机关报是每两周一期的《一切!》(TOUT!),共发行16期,在法国是第一份广泛发行的分析性、妇女解放、同性恋等问题的报纸。“我们要什么?一切!”他们的这句口号解释了其机关报为什么叫《一切!》。在当时男权思想仍然相当严重的法国左派运动中,革命万岁派是独树一帜的。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受到带有毛主义色彩的哲学家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维尔海姆·赖希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强烈影响。与其他毛主义组织一样,“革命万岁派”也派成员到巴黎地区大约20个工厂进行活动,尤其是巴黎第十五区的雪铁龙汽车制造厂。可是当“革命万岁派”成员带着重视“力比多经济学”的《一切!》到工厂时,经常遭到工人的抵制。反感《一切!》这份报纸的人中一部分是在性别问题方面持传统保守态度的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报纸的性政治内容转移了当时工人斗争的大方向。当时的一些左派书店也拒绝售卖他们的出版物。而第12期《一切!》的粗俗化,也使法国政府找到了取缔的理由。39

由于法国政府的镇压,也由于“革命万岁派”内部对相关问题的分歧,使得“革命万岁派”归于解体。但是它的政治和文化活动经验对后来的法国新社会运动,包括法国妇女解放运动(UFL)和同性恋(FHAR)运动,都有着极大影响,这些运动最初也多是由前“革命万岁派”的政治活动分子领导的。40

随着“革命万岁派”和“无产阶级左派”两个团体的解体,自发毛主义大体上在法国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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