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60年人口死亡率的国际比较原文8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61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少1348万人（而此前此后，人口每年有1300万人以上的正增长）。】 评论 三年困难期间人口的减少，是国内外学者批判这一时期最常见的一个证据。但这个证据说明不了问题。 首先，三年困难期间由于大量人口进城又返乡，带来人口登记制度的混乱，因此《中国统计年鉴》户籍登记人口的减少不表示人口的真实变化，对此已经有许多学者予以指出。 退一步说，即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新中国在降低人口死亡率方面的成就也远高于当时的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 据学者估计，民国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率为25‰-35‰（这是在未受战争影响地区所做的调查），我们取30‰的中值[4]。这个值高于1960年代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新中国则用不到10年时间，就把人口死亡率降低到1957年的10.8‰，这已经相当于1960年时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远低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 虽然1960年的死亡率出现了跃升，达到25.4‰，但仍然显著低于旧中国的水平，也仅达到了当时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如图）。换句话说，即使在新中国死亡率最畸高的1960年，其死亡率也仅仅达到了世界上其他低收入国家年复一年的平均水平。在没有搞人民公社的印度，每年都要死像中国1960年这么多人。而仅仅两年之后的1962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就又下降到10‰，并继续稳步下降。到1978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已经下降到6.25‰，显著低于当时的低收入、中低收入国家，也低于中高收入国家。 “人民公社化”初期（1958-1960年）出现的错误固然应该反思，但也不能无限夸大，更不能用三年的失误来否定三十年集体农业制度的合理性。上述数据无可辩驳地证明：能够让人民吃饱饭、降低死亡率的，是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那些实行土地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国家。
数据来源：《新中国统计60年》；世界银行公开数据（这两个数据库中关于中国的数据是一致的）。
表：若干国家人口死亡率比较（单位：‰） 五 如何不搞重工业，居民收入和消费就能更快增长吗？对计划经济时期一个主要的批评是，这一时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压低和牺牲了居民消费和收入。这种批评是错误的。 原文9 【在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20年间，政府集中全国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大幅度提高投资率，压低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 这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增长9.3%，基础原材料和重工业产品产量有大幅度增长......但这一时期GDP只保持了5.1%的中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没有任何提高。更大的问题是全社会为工业化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实现重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农业、消费品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长期压制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评论 作者正确地肯定了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发展的成就，这是正确的。但是作者认为，发展重工业是以牺牲农业、消费工业、服务业、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水平为代价的，这种批评正像“胡不食肉糜”的故事那样，是脱离实际的。（胡不食肉糜：晋朝有一次饥荒，饿死很多人。消息传到宫中，晋惠帝问“百姓没有米饭吃，为什么不吃大肉丸子呢”？） “牺牲”指的是本来有的东西失去了。但是，如果不搞重工业，就有条件搞农业和消费工业吗？事实并非如此。重工业是发展农、轻、服、城市化等一切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经济成份只占GDP的1/10左右，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只占26.6%，人均发电量7.9度，还不够一盏日光灯照明；每年人均原油产量0.36公斤，只够开几公里汽车；人均钢产量0.29公斤，不够打一把菜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如何改善人民生活？更不用说发展重工业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前提。 从历史来看，中国人真正解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问题，恰恰离不开重工业基础的实现。 以吃饭为例，新中国成立时，农业生产条件仍以自然农业为主，靠密集投入劳动力增加产量的边际收益已经到了极限。要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除了通过集体劳动改善水利、土壤等条件之外，化肥、机械的普及都需要工业基础。实际上，我国1970年实现石油自给。1966年毛泽东“五七指示”之后，农村社队企业和“五小”企业迅速发展，农业机械和化肥迅速普及，1975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亿马力以上，比1964年增长了近10倍[5]。正是因为这些条件，才解决了居民生活和消费的问题。 至于服务业、城市建设也要以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为基础，这是容易理解的。如果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工业生产能力，只靠赤手空拳的人，能搞什么服务业？ 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不少第一代领导人是富农或小业主出身，在战争年代也都做过生意、搞过经营，不可能不懂市场经济。但他们执政之后为什么选择了一条看起来违背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从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的。今天的人们在享受前人打下红利的同时，不能用这种轻浮草率的态度去评价历史。杜润生同志经常让别人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毛主席，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正是对待历史应有的态度。 新中国前30年为人民生活改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国学者、《毛泽东传》的作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也毫不逊色[6]。下表展示了1952-1978年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化纤、煤、电、油、水泥、钢材都是改善人民衣食住行所必备的产品，难道说这个时期没有改善人民生活吗？ 表 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情况（1952-197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统计六十年》(200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一版)表1-37 “万丈高楼平地起”，最关键的是要打牢基础。前三十年就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基础的30年，打基础是很艰苦、耗费时日的，而且打基础的人当时未必能马上享受高楼大厦的舒适。但是，如果没有前30年打下的坚固基础，就不可能有后40年那些拔地而起的宏伟楼群。 六 改革前的农村经济是“长期停滞”吗？原文10 【在农村，全面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政府以低价强制收购农产品来保障城市供应，从而保证了工业的低工资、低成本。】 评论 这个说法表面上有道理。但是请设想一下，假如你是1953年的决策者，除了粮食统购统销，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既实现工业化的积累、又能保证农村的基本民生和稳定吗？ 根据估算，1954年国家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159亿元，假定牌价与市价差别平均为30%，那么按照市价收购需要多支付57亿多元，远远超过当年工业基本建设总额38亿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统购统销，那么中国的工业化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统购统销的办法，是服从于重工业优先发展、兼顾工业发展和农村民生的办法。陈云同志在1953年《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讲话中，分析了八种可能的方式，最后选择了统购统销这种“多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 虽然从粮食购销这一个环节来看，农民的收购价格被压低了。但由于工业化启动之后，工业品也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农村提供，实际上向农村提供了补偿。但是，如果不实行统购统销，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够实现重工业原始积累的启动，那么农村也就会停留在两千多年“低水平稳定”的均衡状况，顶多维持清朝中期所谓“康乾盛世”时期的消费和积累水平，难道中华民族就靠这个实现复兴吗？ “统购统销”并不是侵犯农民的利益。同解放前相比，留给农民的粮食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在旧中国，农民生产粮食的50%左右都要交给地主，而统购统销的粮食数量，一直稳定在30%以下，而且还有一部分数量返销回农村。从1961年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之后，农村粮食消费量持续增长，告别了几千年来的饥荒，人口数、人均寿命都大幅提高。到198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长到68岁，全国人口数从4.5亿增加到8亿多，这是旧中国任何“盛世”都没有出现的成就。如果没有粮食和基本营养的保障，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 原文11 【政府要求农业优先保证粮食生产，严格限制农民种植价值更高的农作物。当时的政策称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民则戏称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结果限制了农业发展。】 评论 首先，“以·粮·为纲、全面砍光”，是1970年代农业学大寨中少数地区出现的极端现象，而并不是当时的中央精神和普遍现象。从数据来看，经济作物的产量在当时是不断上升的，不存在“全面砍光”的状况。就好比今天反腐败，有些地方出现个别极端现象，4分钟不接电话就要处分，难道能够因此就否定抓党风、反腐败吗？用个别地方的极端现象和具有特殊政治背景的口头禅来总结一个大的历史时期，是不合适的。 其次，作者在这篇文章多处说到，工业化影响了人民生活、粮食不够吃。但是同时作者又抱怨“以粮为纲”，难道“以粮为纲”不就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吗？在粮食尚未满足需要之前，当然要以粮为纲，因为人不能不吃粮食，只吃水果和茶叶。直到今天，粮食安全仍然是农业工作最主要的“纲”。可以批评当时吃不饱饭、也可以批评“以粮为纲”，但是不能既批评“吃不饱饭”、又批评“以粮为纲”。 原文12 【人民公社实行集体生产和近乎平均的分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评论 集体生产并不必然压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实行集体生产，除了防止两极分化、保护农民利益、提供公共服务等原因之外，从经济上也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在传统农业条件下，农民个体劳动对提高粮食单产的边际作用已经达到极限，只有改善水利、土壤等条件才能改善农产量。而在工业化没有具备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集体劳动才能改善土、肥、水、种等基础条件。 集体生产并不必然压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首先，从粮食产量来看，从农业合作化到实施人民公社制度的这30多年，我国粮食产量增幅既高于建国前、也高于改革开放之后。其次，这一时期除了农业耕种之外，还修建了大量的公共设施，劳动投入远远高于传统社会。1979年，全国有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米，相当于4000多个三峡工程的土方量，是建国初的20倍，全国可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加到1979年的7.1亿亩（2013年为9.46亿亩）是中国历史上兴修水利规模最大的时期，这也充分说明人民公社不是“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目前也没有有力证据表明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参与率低，据温铁军教授回忆，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经济学者为了验证“人民公社时期劳动投入率低”的结论，调查了大量农村生产队的台账，但是却至今并未拿出可以佐证这一结论的数据。 其次，“近乎平均的分配”也有特殊的历史条件。所谓人民公社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实际上指的是“基本口粮+按劳分配”的制度，在整个公社时期，按人头实物分配占集体收入分配的比重都达到70-80%的比例[7]，俗称“人七劳三”或“人八劳二”。之所以要这样分配，主要是由于人民公社可分配的口粮有限。如果没有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农民就连基本的口粮都难以满足（像旧中国那样），那还谈什么积极性？ 原文13 【1958-1977年这20年期间，尽管化肥农药、农业机械、水利灌溉和杂交作物面积有大量增加，农业增加值年增长率只有1.5%，粮食产量年增1.9%；同期全国人口年增长1.9%，人均农产品供应毫无改善。】 评论 此段同样是通过人为选择指标、以偏概全。 首先，如果从1952年算起，1952-1978年粮食产量年均增长2.4%。而作者有意从1958年算起，将粮食产量年增速调低为1.9%，这就抹杀了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期间粮食产量的迅速增加。但即使按照作者计算的1.9%，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1980年同1961年相比，粮食产量分别增加到原来的倍数为：印度1.6倍，美国1.6倍，巴西2.2倍，印尼2.3倍，德国1.9倍。而中国1980年粮食产量是1961年的2.4倍，是1952年的2.02倍，是50年代最高值1958年的1.74倍。无论怎样比较，中国的粮食增速都不低。 同自身比较，新中国成立时期，粮食平均亩产仅为176斤，而1979年达到371斤，是原来的2.1倍。如果按1962-1979年计算（为避开三年困难），中国的粮食亩产从169斤增加到371斤，是原来的2.19倍。而同期印度、美国、巴西、印尼的粮食亩产仅增长为原来的1.43、1.50、1.17、1.86倍，增幅都低于中国。 再看人均占有粮食。中国和印度人口相近，印度的耕作条件还优于中国。但到了1980年，中国和印度的粮食产量分别为3.32亿吨和1.40亿吨，中国是印度的2.5倍。1980年人均占有粮食：中国334公斤，印度183公斤。印度没有搞人民公社、没有搞大跃进，是标准的“市场化”农业，但是直到1980年人均占有粮食仅仅是中国的一半，直到2015年还有1/5的儿童营养不良，这难道还说明不了问题吗？ 结论：无论如何比较，这一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都不低于甚至超过美国、巴西、印度等发达和发展中的农业大国。 关于“人均农产品供应毫无改善”的批评，更是有失公允。作者自己也认识到，人均农产品供应毫无改善的原因是“粮食产量年增1.9%，同期全国人口年增长1.9%”。那么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既然这个时期的人口能够这样快速的增长，从建国初的5亿左右增长到8亿多，同时人口的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这难道不恰恰说明新中国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吗？也正是这个时期人口和预期寿命的迅速增长，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人力资源的红利。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导致饥饿的主要原因不是粮食总量不足，而是由于分配的不合理。此文作者仅仅看到人均粮食产量，而没有看到，新中国前30年不仅实现了粮食总产较快增长，更实现了基本口粮的平均分配（而这正是他批评的“近乎平均分配”），从而解决了八亿人民吃饭的问题，这难道不是“改善”吗？之所以人均农产品供应“毫无改善”，主要不是因为粮食少了，而是因为人口多了。但人口的增加也体现了这个时期制度的优越性，是基本医疗、基本营养普及的表现。所以，用粮食产量来批评这个时代，也是不成立的。 七 改革前的农民是“赤贫”吗？该文作者又认为，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人民公社等制度导致了农民的赤贫，违反共产党“消灭三大差别”的愿景。这也是违背事实的。 原文14 【改革前夕的1977年，7亿多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17元，按官方汇率合68美元，其中2.5亿人口生活在当时的100元贫困线以下，实际处于赤贫状态，很多人吃不饱饭。】 评论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现金收入并不是解决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因素。在农村的人民公社，粮食统一分配、住房无需缴费，上学和医疗也只需要象征性缴纳极低的费用，因此居民的现金收入主要是用于基本生活之外的改善性消费，以此来衡量农民实际的生活水平，是不客观的。 “赤贫”是有明确定义的，那就是一无所有。但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每一个农民都拥有土地、拥有集体收益的分配权、基本教育和医疗服务、居住条件和社会保障，这怎么能叫“赤贫”呢？1976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达到96%，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90%。显然，这2.5亿人及其家庭，大多数是能够上得起学、看得上病、吃得上饭的，难道上得起学、看得上病的人能说是“赤贫”吗？ 《回顾与思考》一文高度赞扬1980年包产到户之后农村的变化，但是他没有看到两点： （1）包产到户并不是粮食丰收的唯一原因，前三十年打下的化肥、水利、良种等条件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2）包产到户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特别是1985年包产到户的红利就发挥完毕了，而由于农村组织的瓦解，合作医疗、基础教育等公共事业很快遇到了困难，农民负担加重，农民卫生体系瓦解，农村婴儿死亡率一度上升反弹。这些都说明，不能简单地用“赤贫”二字形容改革开放前的农村。 原文15 【由于担心农民进城谋生影响农业生产，制定了严格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禁止人口向城市流动。】 评论 计划经济时期确实有城乡二元结构，但看这个问题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大国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我国至今也没有取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相对其他发展中大国，中国对城乡关系是处理得比较好的。 作者认为，限制农民进城的主要原因是怕影响农业生产，这一判断不正确。限制农民进城，主要原因是城市对就业的容纳是有限的。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看，如果不对城乡人口的流动加以限制，唯一的后果就是城市资本下乡兼并土地、农村流民进入城市形成贫民窟，这就是今天巴西、菲律宾等“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常态。 因此，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看上去是对农民的限制，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保护。这是在工业化初期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否则只会出现更坏的结果。 实际上，作者这种片面追求城镇化率的发展思想已经不合时宜了。早在民国时期，费孝通等学者就提出，不能为了单纯发展城市经济而破坏农村经济。这一思想和毛泽东是一致的，1960年毛泽东指出，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1965年毛泽东做出“五七指示”，在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已经比较突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又鼓励发展农村“五小”工业和社队工业，从而扩大了农民的就业，也为后来的乡镇企业打下了基础。 原文16 【这些政策不但与马克思主义者要“消灭三大差别”（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理想渐行渐远，也违反了1954年宪法赋予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1977年，乡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82%，城镇化严重滞后。】 评论 在工业化容纳不了这样多就业的情况下就放任人口流动，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如果没有产业的支持，城镇化是真的城镇化吗？ 作者还认为这些政策与“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渐行渐远，这也是颠倒是非的说法。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尽管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也存在着各种社会差别，但是无论同建国之前比、同改革开放之后比、还是同其他国家工业化初期相比，这一时期中国的三大差别都是比较小的、缩小三大差别的成效都是显著的。 首先，即使按照作者在该文中提供的收入数据，这三十年的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也是缩小了而不是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从1957年3.2：1下降到1977年2.2：1，职工和农民收入差距从8.5:1下降到4.9:1） 其次，除了收入之外，在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方面，这一时期城乡和地区差距缩小得更快，是建国至今农村公共服务改善最快、城乡差距最小的时期。 1965年，毛主席做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1965年到1975年，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从14.5万张增加到65万张，农村病床占全国的比例从40%上升到60%，农村卫生经费占全国的比例从15%提高到65%，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了赤脚医生，最高时达到500万人，远高于今天基层医生的数量，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成就，被世界银行称为“不发达国家解决初级卫生保健的唯一典范”。 20世纪60年代之后，基础教育资源大幅度向农村倾斜。对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研究发现，建国初期，两所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镇；1952—1955年，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从2.4%增长到6.5%，到了1972年则高达30%以上。苏州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从1952年的3.6%增加到1965年的60%，两所大学的工人子女比例几乎都在1973年达到历史最高峰[8]。 这些成就都大幅度降低了城乡差别，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很难得的，在今天看来也是很难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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