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成功，有多少应当归功于原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多少应当归功于改革本身?这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不容回避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改革本身就表明改革前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因此改革的成功就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中国的市场经济打的虽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招牌，但骨子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从来就不存在“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除了“社会主义”这面招牌，其余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这种错谬的观念必须予以正面回应，任何逃避都只会加深已经存在的理论混乱。
毋庸讳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包含了私有经济、外资经济等社会主义的异质成分。之所以如此，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由于这些因素相对于社会主义是祸患，但相对于小生产来说是幸福。鉴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起点很低，不仅远远达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水平，而且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低，我们不得不利用资本主义因素战胜自身还残存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水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故意混淆是非，试图把中国的前资本主义因素所造成的缺陷说成社会主义固有的本质，借机污蔑和攻击社会主义。有的人试图借新型城镇化之机主张搞土地私有化，有的以效率为名主张取消国有经济，其目的是试图取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坚决的抵制。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包容性，为了医治自身的疾病，它甚至连毒药都能服下;但如果有谁以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底线，以为可以借机毒死这个巨人，那就让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清晰的回答。
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道路与非资本主义道路
在《亚当·斯密在北京》的第一章，阿里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正如左、中、右各翼普遍相信的那样?如果它并非自相矛盾，那它又是什么，它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实现?”①阿里吉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自相矛盾，他引用了罗伯特·布伦纳关于“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来描述中国的市场经济，并表示赞同萨米尔·阿明的看法：“只要仍然承认平等拥有土地的原则并切实加以贯彻，通过社会行动成功地影响一个尚不确定的演变过程为时未晚。”②
让我们检验一下阿里吉的看法。
首先，用“新斯密马克思主义”来称呼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是否恰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研究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与近代荷兰的市场经济时，区分了市场经济的“自然”道路和“非自然”道路，认为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属于前者，而近代荷兰的市场经济属于后者。阿里吉认为：“斯密所说的经济发展的‘非自然的’道路，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道路。”③斯密把资本主义道路视为“非自然的”道路，把非资本主义道路视为“自然的”道路，表明他并不是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曲解的那个把“资本的自由”与“市场的自由”相混淆的斯密;相反，按照斯密的本意，政府应当站在劳动者立场上，而让资本相互竞争，以降低利润率④。在阿里吉看来，所谓“新斯密”，其实是本来意义上的斯密;所谓“新斯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从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回到研究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的斯密。
如果中国古代就已经建立了发达的市场经济，那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在阿里吉看来，这是因为，“非自然的”市场经济伴随着军事主义、工业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一种扩张型的经济;而中国古代“自然的”市场经济却与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内敛型的经济。内敛型的经济是自足的，但是在扩张型的经济面前，却败下阵来。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在于使中国重新获得民族独立，并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重新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铺平道路。
阿里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进步，恰恰是由于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以人均寿命、医疗卫生和教育程度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人均寿命只有35岁，而到文革结束时，人均寿命达到了68岁。从全世界范围看，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上，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中国不可能具备西方那种发达的医疗条件，但通过中西医结合、建立“赤脚医生”等制度，使得那些常见、易治的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同时，毛泽东时代大力普及基础教育，通过扫盲等活动，识字率大幅上升。相对于同等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民健康、长寿、文化水平高，这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在起点上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树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形成了扁平化的社会格局，由于“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种扁平化的格局无疑为市场经济的迅速成长扫清了道路。
其次，市场经济可否与“社会主义”兼容?
邓小平曾经讲过：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对于不懂理论的人来说，这似乎颇有些诡辩的味道，因为“社会主义有市场”不等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更不等于已经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资本主义有计划”不等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更不等于已经存在“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实际上，邓小平谈的“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只是讲“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⑤，而不是说，当时中国已经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恰恰相反，当时提出这样的理论，是为了论证中国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的前提出发，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此，在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能否成功建立，首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
今天人们公认，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已经建立，而且它并不是西方那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市场经济，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发达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现在人们争论的焦点是：这个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怪物，这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市场经济体制，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有的人认为是“权贵资本主义”，有的人认为是“精英市场经济”，有的人认为是“市场列宁主义”。这同样不是纯粹的理论争论，不是纯粹的事实判断;而是与下一步的实践选择密切相关的政策主张，一个预设了价值立场的事实判断。
做这个判断时，我们必须既考虑过去，又考虑未来。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中国的落后。他担心的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导致两极分化。如果像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的那样，政府对市场不加干预，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市场竞争与自然界的弱肉强食遵循的是同样的原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其结果必然是少数人的资产阶级化和绝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对毛泽东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责，邓小平必须以事实作出否定的回答。从“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成立，恰恰是毛、邓能否达成一致的要害之所在。从斯密对市场经济的“自然”道路和“非自然”道路的划分看，他显然并不主张政府做旁观者。斯密反对把货币积累置于人民幸福之上，他的“看不见的手”只适用于商品市场，而不适用于资本市场。相反，斯密反对放任资本的狼性，主张政府按照满足需要的原则，对资本进行调控。
在阿里吉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像大卫·哈维所批评的那样，搞“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即哈耶克主义，而是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政策，从而暗合了斯密关于“自然的”市场经济道路的主张。在这个过程中，的确出现了毛泽东所担心的事实，即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但由于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成果，断言中国已经蜕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为时尚早。土地公有制和国有经济，是毛泽东时代留给当代中国的宝贵遗产。坚持土地公有制和不断壮大国有经济，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两条社会主义底线。只要突破了这两条底线中的任何一条，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
土地公有制与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
众所周知，《资本论》只是马克思原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一分册中，马克思研究的是“商品和货币”，原计划在第二分册研究“资本”，后来“资本”分册独立成篇，就是今天的《资本论》。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一分册和作为第二分册的《资本论》时间上相距遥远，而且“第二分册”实际上成为独立的专题研究著作，为了便于人们把握作为资本分析前提的商品分析和货币分析，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一分册的内容概括为《资本论》的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然后通过短短的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阐发了从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辩证)逻辑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
不仅如此，在第七篇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马克思分析了从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条件：“货币和商品……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⑥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⑦，也就是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西欧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市场经济就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甚至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呢?
这主要是与土地所有制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⑧。以农村为例，马克思在这一章的第二节专门研究了“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不仅包含伴随当代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暴力拆迁”现象，而且中国正在进行的土地集中也曾经在英国如火如荼地依次推进过，对此马克思总结说：“掠夺教会财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⑨
有些《资本论》的研究者，如布伦纳，据此区分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在布伦纳看来，只有完成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因而劳动者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市场经济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没有完成，那么这种市场经济就仍然是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阿里吉评论说：“虽然这个区分主要依据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但它与阿明的评估是一致的，即：在当代中国，只要仍然承认平等拥有土地的原则并加以贯彻，通过社会运动使之向非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尚为时不晚。因为只要这个原则在实践中得到维护，布伦纳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条件(直接生产者必须丧失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就远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不管追逐利润的市场交换如何扩张，中国发展的性质并非是资本主义的。”⑩
阿里吉曾在《罗得西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视角下的劳动供给》中，分析了罗得西亚农民全面无产阶级化给资本积累造成矛盾的途径。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农民逐渐失去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从而不得不日益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过程。阿里吉指出：“只要无产阶级化是局部的，那么它就创造了非洲农民贴补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他们生产了自己的部分生存品(从而愿意接受比较低的工资)。不过，农民越是无产阶级化，这种机制就越趋向瓦解。只有在支付全部生活工资时，全面无产阶级化的劳工才会(感到)受到剥削。因此，无产阶级化其实使对劳工的剥削更困难而非更容易，而且往往要求政权变得更加压制。”⑪中国农民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同样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用这种观点说明中国传统农民到当代“农民工”的转化，就能够理解中国市场经济独特的“社会主义”性质。
所谓“平等拥有土地”，根据《资本论》的描述，是指英国资本主义普遍发展之前普遍存在的自耕农与土地的关系。正如乔治·亨利对美国农业发展过程的描述一样，阿里吉认为，非洲罗得西亚的农民开始也是自耕农，因此对于他们，做工只是贴补家用的一种手段而已。只是随着工资收入在全部家庭中占比逐渐变大，才开始了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一旦失去土地，农民就不得不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从而实现彻底的无产阶级化。但是中国不同，农村土地是公有的，因此家庭承包土地与“土地私有化”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我更愿意称为土地的“私用化”。公有制下的土地制度与自耕农占有制不同：后者是私有制，因而农民可以自由出卖土地，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必然导致土地兼并和农民失去土地，因而成为完全的无产者;前者则意味着农民只能出让土地的经营权，不能出卖土地的所有权，因为随着承包期满，需要根据人口的增减重新分配土地的承包额度，以确保公有土地使用权的平等。因此，只要土地公有制仍然存在，农民的彻底无产阶级化就永远不会完成，因为农民始终有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使用权。
一旦把问题放到毛泽东的语境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自耕农制度下的无产阶级化类似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过程。如果没有任何外部因素的干扰，那么，其自然结果必然是走向农民的彻底无产阶级化，并最终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是以土地的公有制为前提的，因此不可能实现土地所有权的兼并。这是中国农民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条件仍然能够维持最低生存条件的秘密之所在，由此，土地公有制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个经济基础。
把“土地私用化”变为“土地私有化”，意味着剥夺下一代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崩溃，其必然结果是农民的彻底无产阶级化。为了避免农民的彻底无产阶级化，就必须明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界限，只允许使用权的集中，坚决反对土地的私有化，不允许土地所有权的集中。
国有企业与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
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因为它们都以“利润”或剩余价值剥削为特征。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农民工因为有土地收益作为补充，能够接受比城市工人更低的工资，这有效压低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因而事实上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贴补。另一方面，农民工因为有农村土地作为根据地，不必过分担心失业的威胁，因而在工资收入的讨价还价方面比彻底无产阶级化了的农民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由此决定了他们对城市工人的压力没有彻底无产阶级化了的农民那样大。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有助于资本主义企业剩余价值的实现。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一方面，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资本家必须千方百计压低工人工资，因为它构成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工人的工资水平决定着他们的有效需求水平，为了实现需求拉动必须不断提高工资水平，否则会导致产品积压，妨碍剩余价值的实现。由于单个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有组织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爆发周期性的危机，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强制开辟道路。
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本质上都是从需求方面改善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就此而言，福利国家、福利社会政策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但是，福利政策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位，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面临着资本外流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放松管制、减免税收的政策，从而使得福利政策失去资金来源。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提出以税收政策促进平等，其措施之所以不可行，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需要资本，因此中国同样不能把提高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税收作为实现平等的唯一途径，否则同样会导致资本外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皮凯蒂会赞赏中国所大量保有的公共资本，认为它为保证中国人民平等享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权利提供了保障⑫。为此，皮凯蒂反对公共资本的私有化，认为它会使中国重蹈西方发达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的覆辙。
皮凯蒂的看法是富于启发性的。中国的国有经济不是为“效率”，而是为“公平”存在的。因此，那些指责公共资本“没有效率”、试图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人完全不得要领。现在通行的“效率”标准并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利润的生产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国有企业的生产本来就是就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目的，至于利润，不过是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而已。绝不能用资本主义生产的尺子来衡量社会主义企业，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产能过剩本身说明的是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没有效率，它并不能说明国有企业在使用价值生产方面没有效率。正如农业用价值(货币)生产的标准或资本生产的标准衡量没有效率，并不意味着在农产品生产上没有效率一样。正是农产品的使用价值，保证了农民工失业后的温饱不受威胁。同样，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没有效率，但它的继续开工一方面保证了本部门工人的就业，另一方面保证了为国有企业提供生产资料的私人部门能够顺利实现再生产。尤其是在过剩经济时代，正如农村土地的公有制一样，国有企业的存在成为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蓄水池。
国有企业也需要提高效率，否则与私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会不断萎缩。迄今为止，国有企业提高效率的方法，并不是像哈维所指责的那样，走了一条“中国式的新自由主义”道路⑬，而是引进了现代企业制度，用阿里吉的话说，“关键的改革并非私有化，而是让国有企业引入竞争机制，相互之间、与外国公司之间、特别是与大量新建的私有、半私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展开竞争”⑭。因此，与马克思的以资本为基础的发展模式相比，阿里吉认为“中国回归市场经济的大多数特点都更加符合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概念”。在他看来，将“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定位为“向资本主义转型”必须谨慎，因为政府对资本间竞争的鼓励，“不仅在外资之间，而且在所有资本之间，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是私人的还是公有的”，这是斯密式的特征，而不是马克思式的特征，“确实，改革更侧重于通过打破国家垄断和消除壁垒来强化竞争，而不是通过私有化”⑮。这固然“导致了城市工人在毛泽东时代所享有的就业保障的瓦解，以及很多过度盘剥现象，特别是对流动工人”，但同时也导致“资本持续的过度积累以及对压低利润率形成的压力”⑯，看上去这更像是为了国家利益而让所有人特别是资本家相互竞争的斯密式市场经济，而不像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这样看来，那些主张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人，要么是头脑简单，要么是用心险恶，因为苏东国家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虽然在一开始，对国有企业股权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瓜分，看起来似乎是绝对公平的，能够使百姓从国有企业官僚的剥削中解放出来，但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由于人们的智力水平和勤劳程度不同，即使在完全公平的法律环境下，那些智力水平和勤劳程度高于其他人的少数人，也会通过竞争逐步吞并其他人的财产，导致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城市中的原始积累过程。
因此，国有企业决不能搞私有化，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另一条“社会主义底线”。一旦突破这条底线，中国将重蹈西方福利社会失败的覆辙，更不要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了。
简短的结语：中国市场经济的未来
严格地说，土地公有制的保持和国有企业的壮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社会建设的问题，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它的立脚点并不是“经济增长”，更不是“利润增长”，而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乃至实现中国梦的终极目标：“人民幸福”。
亚当·斯密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拒绝把达尔文主义当作社会领域的通行准则。他对市场经济的两条道路的区分与这种道德立场完全一致。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生长出两种新的经济学：一是凯恩斯和罗斯福的镶嵌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试图通过对市场狼性的限制，扩展自由的边界，创建“免于匮乏的自由”;二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式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试图把“人对人像狼”的市场原则扩展到社会领域，以资本的自由取代人的自由。目前对经济增长率的过分强调，实际上是中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毒害。与镶嵌型自由主义不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故意把利润增长与人民幸福相混淆，为此大力鼓吹土地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事实已经证明，虽然新古典自由主义具有巨大的欺骗性，但它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条死路。且不说它葬送了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最为成功的英国和美国，它也造成了所谓“中产阶级”的日益萎缩。而中国的成功，恰恰由于它没有完全放弃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资本主义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的做法，既采纳了某些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主张，也采纳了某些镶嵌型自由主义的主张，但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不仅始终没有丢弃“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反而使前30年的成果成为后30年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当前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不仅在于必须坚守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底线，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在于随着过剩经济的全球化，必须扬弃发达国家福利社会建设的成果，把中国的“小康梦”变为全世界人民的“大同梦”。
注释：
①③⑩⑭⑮⑯［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68、15、359、362-363、363页。
②转引自［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④阿里吉专门研究了斯密的立场与新自由主义立场的这种区别，参见［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9-40页。
⑤其实，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此早已经做过论证。
⑥⑦⑧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1、822、822、842页。
⑪［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资本的曲折道路(代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页。括号中的部分是我加的说明。
⑫［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中文版自序”，第XVII页。
⑬参见［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37-174页。
【马拥军，察网专栏学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学海》2015年第4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