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新生人民政权遭到戴着意识形态眼镜的美国的敌视。美国采取“遏制孤立”的对华政策，意图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编制一张扼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封锁包围网。面对封锁包围，新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上下一心，坚决斗争，通过抗美援朝、拓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经济贸易、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挥大国作用等途径，成功突破了美国的封锁包围。
一、军事维度：抗美援朝，立国止战
正当中国人民重建家园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近邻朝鲜，战火重燃。让新中国大感意外的是，大洋彼岸美国的反应，首先指向中国。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理由是，台湾地位未定，现时“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1]。
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举动，打乱了中国大陆派军队渡过台湾海峡，完成国家统一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在中国人心中，激起的不仅是失望，更是愤怒。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根本症结。台湾海峡两岸未能统一，成为中国人心中的隐痛。
更要命的是，1950年9月，美军在朝鲜半岛仁川登陆，组织有16个国家参加的所谓“联合国军”直接参战。他们很快突破作为南北朝鲜分界的“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不断后退的朝鲜政府紧急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支援，苏联政府也建议中国派遣部队援助朝鲜。
出兵援朝，事实上是直接对抗美国。当时，新中国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经济社会百废待兴，军队的武器装备更是落后。从国力上讲，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1950年，美国的GDP是2800亿美元，而中国仅有100亿美元。中美之间极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就像是壮汉与儿童之间的拳击比赛。
怎么办?这对新中国的决策者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中国有句成语叫“唇亡齿寒”，面对朝鲜燃起的战火，中国领导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成语。中国政府一再向美国表明：“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2]此外，中国政府还反复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这是中国的底线。
对于中国的警告，美国政府做出“自信”的错误判断：中国没有能力单独与美国对抗，只要苏联不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中国不会出兵。于是，美军无视中国政府的立场，不仅越过“三八线”，还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
经过慎重讨论，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毛泽东最终拍板：出兵。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
好几天睡不着觉的毛泽东稍微松了口气。他在中南海会见了表兄王季范和老同学周世钊等人。谈到抗美援朝，毛泽东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如果置之不理，美国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用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脚下。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向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3]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5次大的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重新打回到战争的起点“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此后，战场的僵局，让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从1951年6月下旬起，关于停战谈判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开始转为公开倡议阶段。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人李奇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7月1日，中朝两方的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复电同意，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又经过2年多在战场上和断断续续的四次在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最终在1953年7月27日，双方于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说了一句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话：“我执行政府指示，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4]
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在战争总结报告中写到：
【“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5]】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也是冷战时期东西方第一次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热战。在长达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中，双方投入战场的兵力最多时达300多万。美国开支战费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中国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6]。这场战争使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冷战格局固化，奠定了东北亚的基本政治格局。
对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是一场立国之战、止战之战。这一战，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新中国的尊严，同时也为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出了几十年相对安全的周边环境。此外，中国军队在经历这场战争后，比较全面地经受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战争形式的考验，武器装备的更换，整整提升了一代。
二、经济维度：橡胶换大米，外贸破局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遏制孤立”政策，除了战争威胁，还有经济上的封锁。西方主流政治家大多不看好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认为新中国没有能力自给自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现实之间的第一个冲突，大概会具体地在经济领域中产生”，“正是在对华经济关系领域中美国具有对付中共政权的最有效的武器”[7]。
这个武器，就是经济上封锁孤立，以促使新中国自内生乱。
1953年2月，中国经波兰租船公司租得芬兰籍油船“维马号”，从罗马尼亚载煤油10200吨运来上海。美国知道后，先是要求芬兰政府制止“维马号”油船驶往中国，接着又要求土耳其政府就地扣留该船，但均未得逞，美国政府最后甚至考虑让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军舰击沉“维马号”油船。拖了几个月，尽管中国政府想了几种办法，让该油船能够驶向中国内地港口，但最后，“维马号”油船的船东竟然私自把中国进口的这批煤油全部卖掉了。中国不仅失去了这单生意，还蒙受巨大经济损失。1953年的“维马号”事件，正是那个年代，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的一个缩影。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孤立，确实让新中国无法迅速融入世界。为了突破重围，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颇有智慧地在有限的空间下开展起对外贸易。除了加强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中亚国家的贸易往来，新中国还倡导以义利相交，积极拓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经贸活动的渠道。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美国要求产胶国禁止向中国出口橡胶。由于美国自身囤积橡胶过多，一再减少从产胶国的进口，造成世界市场橡胶供过于求，胶价急剧下跌，一些主要产胶国的工人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印度洋上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是传统的产胶大国，曾一再要求美国给以合理价格，并取消限制进口政策，均遭拒绝。与此同时，由于当时世界上主要输出大米的国家出口量剧减，引起了国际市场大米价格猛涨。严重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大米的短缺，激起锡兰民众的不满。他们在各地集会，要求锡兰政府开展对中国的贸易，以橡胶换大米。
1952年9月，两个亚洲兄弟国家走到了一起。中国与锡兰签订了以“大米换橡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贸易协定。负责此项谈判的锡兰商务贸易部部长表示：
【“中国对锡兰平等相待，并在贸易条件上如此照顾，这与西方国家以殖民地对待锡兰形成强烈对照。”[8]】
中国和锡兰的经济贸易，开创了中国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开展贸易的先河，其他亚洲国家也先后同新中国做起了生意。1953年3月14日，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同中国签订相互供应棉花、煤炭的贸易协定。1953年11月，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派出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与中国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
与上述国家“自上而下”做生意不同，中国与日本的经贸来往则始于民间。1952年4月，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在参加了苏联举办的国际经济会议后来到中国，这是日本在战后第一批访问中国的客人。6月1日，他们与中国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回国后，他们在日本各地举行访华报告会，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听众的反响意想不到的积极正面。由此，日本民间出现持续不断的促进日中贸易和恢复邦交的热潮。民间贸易交往这个突破口一旦打开，很快就见出成效。1950年代前半期就有四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四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签订，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关系的开展。按照日本通关统计，1955年、1956年、1957年的日中贸易额分别是1.09亿、1.5亿、1.4亿美元。
对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领导人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有限的沟通机会，推进对欧贸易。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组织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成为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其后，中英贸易额迅速增长，很快从1952年英国对华出口额的300万英镑上升为1957年的1200万英镑。在中英贸易关系发展的带动下，法国、瑞士、联邦德国、挪威等国的工商界代表纷纷访华，中国同西欧的贸易有了较快增长。到1957年底，新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相比1952年，增长了6倍多。
新中国为发展经济，想办法对外开放和交流的愿望越来越明显，探索的途径也越来越多元。为了推动对外经贸，从1957年开始，每年春秋两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定期举行。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能拿出来的大多是农副产品和一些简单的工业品。但是，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广州交易会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新中国就这样用力撕开了一道道裂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