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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镇压事件述评

2018-12-23 11:17|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25568| 评论: 4|原作者: 杉农ㆍ李

摘要: 国家在珠三角多管齐下,收买、恐吓、禁止,尽力削弱任何可能让工人有所集结的元素。随着工厂搬迁、世界市场的停滞,在深圳这样的城市,罢工变少了,劳工服务机构介入罢工的机会,就更少了。而整个中国社会,2010年前后关心工人话题、关注珠三角罢工现象的潮流,逐渐枯竭。

注释

[1] 新华社广州12月22日电“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

[2] 同上。

[3]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1015.html/zh-hans#more-1015 “国际特赦组织紧急行动声明:中国政府扫荡劳工机构,多名维权人士被关押”

[4] 曾飞洋近年的主要赞助者、有美国官方背景的活动家韩东方这样概括自己的主张:“如果有这样一个企业层面的谈判制度,让工人跟老板可以在问题出现之前,大家把问题提出来,然后把它搞定谈妥。这样的谈判制度,每年一次,需要的时候,两次之间还可以再谈,这就是劳资双赢的集体谈判制度。”(“韩东方:中国工人应当享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法国巴黎国际广播电台 播放日期 22-01-2014)

[5] 2005年9月12日<广州日报》刊登了关于广东商学院谢泽宪教授工伤调查的报道。谢教授在珠三角地区六个城市,对39个医院的582位工伤患者进行了工伤问卷调查。她发现珠三角一些小镇的手外科医疗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原因竟是珠三角工伤最多的就是手。顺德某手外科医院的某副院长,一人十年间做了4000余例手指移植手术,平均每天超过一例。

[6] 2006年,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张东北承认,他的部门甚至停止了统计工伤:”工伤致残的数字现在也不统计了。前两年还统计过一下,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统计不下去了,从1998年开始就不再统计。”(“谁弄断了他们的手指”2006年11月《21世纪经济报道》)

[7] 除了基本提供免费咨询的劳工服务机构,许多年来,珠三角活跃着一批无执业资格的法律咨询人员,为劳资纠纷中的打工者提供收费服务,被俗称为“黑律师”。这批人的数量说法不一,从数百到数千不等。

[8] 在珠三角,香港社会运动创办、领导的机构,它们的法人可能是内地人,但机构的方针主要由港方把握。与内地人主持的机构相比,香港背景的机构情况更复杂,本文暂且不论。

[9] 1999年广东省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很长时间里,申请广州市职工法律援助服务处的法律援助,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程序方面,申请人提供相关资料,由该处和市法律援助处审查,申请获批准的,才由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律师提供代理服务。

[10] 1998年开始活动没多久,服务部就曾被停业整顿,理由是“与律所抢夺案源”。当地警方也一直跟服务部负责人员“喝茶聊天”了解情况。

[11] 曾飞洋声称:“我们的出发点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我们做的工作都是建设性的、是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他还表示“只要不完全剥夺NGO的独立性,我不介意工会来领导。”(“一个劳工NGO的夹缝生存:步履维艰”2010-11-30 《南风窗》)

[12] 2012年,服务部某原工作人员开办的“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成立的时候,广东省妇联象征性支持了注册资金5000元,但尽管向阳花很长时间里只做文娱康乐活动,它还是拿不到政府的有偿服务项目,只好跟服务部一样,寻找境外资金。至于服务部本身,有传言说它近几年拿过当地工会的外包项目,总值三四十万元。但它拿不到长期稳定、数额较大的官方项目,是一个基本事实。

[13] “仅2010年5-7月,广州受南海本田事件影响发生的大大小小停工怠工事件有近百起,从人数上看最少数十人最多过千人;从时间上看最短数小时最长为五天”(前广州市工会主席陈伟光著 《忧与思》第五章第一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版)

[14] 深圳当局在劳资纠纷中,相比同时期的广州当局,明显更加站在老板一边。但在2011-2014年间,对各个劳工服务机构介入罢工的现象,深圳官方也没有采取彻底禁止的措施。

[15] 2010年前后,番禺某珠宝厂的部分员工要求补缴社保,得到服务部的协助,并在争取一年多后取得胜利。这批员工有一部分是番禺人,他们的胜利对当地相当集中的珠宝工人多少有些影响。服务部当时负责协助他们的工作人员之一陈辉海,恰好也是广东珠宝工人出身,介入这个行业的劳资纠纷。这一系列因素让曾飞洋以及整个服务部对介入工人集体抗争加强了自信。

[16] http://www.chineseworkers.com.cn/newsitem/276742076 全总杂志《中国工人》2015年第02期“市场化集体谈判成功案例——番禺利得鞋厂劳资集体谈判分析”

[17] 同上

[18] 2014年9月-12月,曾飞洋多次试图出境去香港、欧洲,都被中国海关边检拦下了。同年12月,利得罢工和劳资谈判的高潮中,他被警方以“破坏生产经营”的理由带到派出所扣留了一夜。

[19] 所谓“猛击一掌”,是指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群众,他们的意识发生群体性的突变,渴望走出个人的狭小天地,反抗老板剥削,反抗更广泛的社会压迫。这种突变往往发生在一个社会充满矛盾、失衡的迅速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尚未建立起一套让被统治者广泛认可的利益分配规则。

[20] “(曾飞洋)不但给自己买了汽车,而且购置两套位于市中心的房产;其中一套放在妻弟的名下,再高价租给‘服务部’” 新华社广州12月22日电“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

[21] 2016年1月8日“中国劳工通讯”领导人韩东方在“对《人民日报》关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先生报道的回应”一文中写道:“2011年初,‘中国劳工通讯’开始与曾飞洋合作。”

[22] “中国劳工通讯”的官方网站声称:“中国劳工通讯是一个致力於推动中国工人及其他劳工阶层的团结,维护中国劳工的权益和尊严的的劳工团体,它独立於一切政府、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目标是使中国政府所承认的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协定能在中国切实地实行,使中国劳工阶层成为能独立地表达、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愿望的集体力量。” (“关于中国劳工通讯”)

[23] 一度在珠三角劳资纠纷中比较活跃的段毅律师,这样概括他心目中劳工机构在集体谈判中的优势:“在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理中,维稳系统找到不到工人头,解决不了问题。相比较而言,劳工NGO多少是有优势的。要想化解集体冲突,除了标准的谈判程序外,首先要找到工人头,要形成工人有序的组织。工人的‘维权’和‘维稳’其实并不冲突,是事情的两面,目标其实是一致的。”(段毅 “工运型劳工NGO的前景与挑战”) 段毅的这番话,很大程度也可以看作曾飞洋的心声。

[24] 据“中国劳工通讯”领导人韩东方证实,曾飞洋开始领取“通讯”的资金后,在韩东方知情的前提下,很快向中国警方汇报了这件事。

[25] “2005年,‘中国劳工通讯’将工作重点调整为:一、通过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协助合法权益遭到各类雇主非法侵害的工人群体或个体争取经济权利;二、通过介入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将“野猫式”罢工引导向劳资集体谈判;……六、推动建立企业集体谈判制度”(2016年1月8日“中国劳工通讯”领导人韩东方 “对《人民日报》关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先生报道的回应”)

[26] 同上。

[27] “工会不应仅停留在维护‘合法权益’这个层面,而应该代表中争取更大的公平。例如工资集体协商,就不能仅停留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上”(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忧与思——三十年工会工作感悟》第一章第二节)

[28] 早在几年前,珠三角劳工机构圈子中就听说深圳的“春风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简称春风)也在接受“中国劳工通讯”的赞助。2015-2016年间,随着曾飞洋被捕,“春风”的资金来源也近乎公开化了。

[29] “首先要在工人中间发现几个苗子,定期不定期的对他们多了解,沟通和培训,教他们不要只依赖于一裁二审,通过介绍我们之前成功的个案经验,让他们认定以集体谈判的方式来维权。接下来引导他们推选工人代表,再通过数次的工人培训,让工人知道如何行动支持代表,代表要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承受来自相关部门的压力,培训和提高他们的维权技巧和谈判策略。”(海哥劳工服务部 · 集体谈判专访—陈辉海2015年7月2日)说这段话的人是服务部的原重要成员、“海哥劳工服务部”负责人陈辉海。

[30] “工人还没有开始(行动)之前,我感觉最好的是给了工人一个聚集和开会的地方。他们有一个身份,好像一个工会的地方,感觉我们很神圣的,安排了老师分享,给了我们精神上的一个提升,这样子的作用还是蛮大的。然后组建工人队伍的时候,就是打基础的时候他们做得比较好,但到了一定程度,要行动了,他们就有点回避了。”(2015年自印小册子《工人代表访谈录》 第二篇 2010年番禺某珠宝厂追缴社保事件中的“首席工人代表”的采访)

[31] “如果工人维权想要成功的的话,还是离不开机构的帮助。它发挥了方向性的作用,就是它有很多策略,指明一个方向给你,起到了一个指路人的作用,你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它会提供解决的办法。”(《工人代表访谈录》 第六篇 2014年佛山某首饰厂追缴社保公积金事件中“首席工人代表”的采访)

[32] 2011年对番禺某珠宝厂工人的采访(未刊稿)

[33] “它(资方)后期也了解到有社会组织的支持,不明白他们有多大的后盾,对于它比较有钱的企业,它主要还是不想冒这个险”(2015年自印小册子《工人代表访谈录》第三篇 朱小梅采访)

[34] 这种状态可以概括珠三角劳工服务机构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

[35] “工人拿到了工会的福利待遇,你不宣传,可能是昙花一现,钱拿到手,过段时间就忘了。我就在下面发展两到三个鼓动宣传人员,就是鼓动。他们不断跟人吹:这要没有老孟,你们能拿到旅游的500块钱,这要没有老孟,你能分到这袋米”(2015年自印小册子《工人代表访谈录》第四篇 孟晗采访)

[36] “在这上面我把原始的最社会上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江湖义气,兄弟情义,看上去像流氓”(同上)

[37] 同时还有他的8位同事被判数个月不等的刑期,孟晗刑期最长。

[38] “当时我想到的风险也没有那么严重,我当时就觉得厂里知道了又能怎么样,那工人问我了,我只是跟工人说一下,有这么一个地方(B机构)。如果真的只是这样子的话也确实不会有什么风险。因为凭我在公司和管理层的关系,这个事情是绝对处理的好的。当时最坏的感觉就是没有升迁的机会,永远就停留在现在的位置上”(2015年自印小册子《工人代表访谈录》第三篇 朱小梅采访,B机构即指“向阳花”)

[39] 利得厂位于一个十字路口,但工人始终没有堵路。

[40] 利得厂所在地的镇党委书记与孟晗接触时,开口闭口“孟老师!孟老师!”,态度很尊敬。(见2015年孟晗访谈录(未刊稿))

[41] 2016年1月8日“中国劳工通讯”领导人韩东方 “对《人民日报》关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先生报道的回应”

[42] “对于(第三次罢工后)复工这个问题,机构工作人员每个人思想不太统一,但是曾飞洋发出了倡议,就是说我们全面地认同这个(谈判结果)公告内容,全面要求下面的工友去复工”(《2015年孟晗访谈(未刊稿)》)

[43] 同上

[44] 4月23日,当资方就社保、搬厂离职补偿做出新的让步承诺后,服务部以工作人员汤欢兴(又名北国)的名义极力呼吁复工并允许厂方出货。但罢工和阻止出货的行动直到25日,厂方完成了离职补偿和公积金补缴后,才结束。

[45] “轻易地动用警力压制工人,并将责任推给非政府组织,会将一个企业的劳资矛盾,变成工人与全总,与地方政府的冲突。这不但破坏了政府的信誉和形象,而且也加大了政府和全总处理问题的难度。它在降低了资方的违法成本的同时,迫使地方政府为资方违法行为“买单”,加重政府和工会的人员与财政负担”(2015-04-15 “关于广州番禺利得鞋厂劳资集体谈判最新进展的说明” 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

[46] 退休后不久,原广州市工会主席陈伟光在自己的书中婉转地说:“事实上,我们许多党政干部对工会的认识也是不清晰的,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但不能仅把工会看成是党委的附属机构或者派出机构,从而使党与工会的只能部分,使工会不能充分体现群众组织的特点,使工会严重脱离群众。工会与党政部门根本的区别在于他是一个职工群众的自治组织,在政治上,服从党的领导,但在具体工作中,有自己的独立性。”(陈伟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忧与思》第一章第二节)

[47] 2016-17年间,珠三角的工厂罢工,往往跟过去一样,无声无息地发生和结束。2017年7月,深惠交界某工业园的一家家庭用品厂,因疑似搬厂,工人要求经济补偿,发生了至少一周的罢工。与此同时,在深圳某区的日资厂区内搬迁,发生了十天的罢工,工人要求解决工龄补偿、搬家费、班车和子女转学。即使在网上,关于这两起罢工也毫无迹象。但综合来说,珠三角的罢工确实相对少了。罢工者关于劳资纠纷的网帖少了,劳工服务机构了解的罢工消息少了,各种渠道关于罢工的消息都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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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nepal1996 2018-12-24 09:21
晕了。居然没看到第二页?
引用 redchina 2018-12-24 08:37
nepal1996: 注释都省略了,有点遗憾。注释内容也挺多的
注释都在第二页
引用 nepal1996 2018-12-23 14:37
注释都省略了,有点遗憾。注释内容也挺多的
引用 redchina 2018-12-23 11:17
虽是旧文,提出若干重要问题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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