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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在1966-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考察

2018-12-27 23:0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7543| 评论: 1|原作者: 克里斯ㆍ布拉默尔|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摘要: 这篇文章将毛时代江苏省在1966-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进行了比照。对比发现,集体时期江苏的工农业发展速度很快,积累了必要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可以说,毛时代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决定性因素。
2.农业增长源

1956年国家农业政策转向增加粮食产量,粮食产量的增长本身又促成人均粮食产量的增加。在此之前,政策更倾向于区域专业化和区域间的粮食转移。1956年主要的倡议是国家十二年农业计划(Twelve Year Agricultural Programme)(习惯称为“纲要”)[42],这一计划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产量目标。在中国的三个主要农业区,考虑到气候的差异,纲要的标准各不相同。在黄河以北,产量预计将从1955年的1.13吨增加到1967年的每公顷3吨。对于黄河和淮河之间的区域,计划从1.56到3.75吨(每亩500斤)的增长。[43]在淮河以南,1955年的产量目标是3吨,到1967年的目标则提升到6吨(每亩800斤)。[44]
 
以江苏为例,上世纪50年代,其粮食产量远低于平均水平。1957年,江苏每亩耕地的平均粮食产量仅为377斤,远低于淮北的500斤。事实上,参考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5日的报道,[45]江苏所管辖的没有一个县的产量达到纲要,即便江苏淮南地区有15个县超过了500斤,也远低于纲要800斤的标准。[46]在20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江苏的粮食产量迅速上升。到1971年,江苏地区有40个县已经超出纲要标准。到1976年,增加到63个(总共75个县)县级地区[47]。1976年,江苏实现了淮南地区每公顷6吨的纲要目标。到1978年,上升到每公顷的7.4吨。[48]江苏长江两岸及苏北每亩产量都超过750斤,增长飞速(图3)[49]。甚至在淮阴,其谷物产量也从1966年至70年的100公斤增加到1975年至78年的171公斤。[50]淮阴在1965年可是江苏最贫困的地区,也是粮食净拨入地区。


在毛时代晚期,江苏的农业革命是由直接的劳动力投入和投资推动的。集体农场动员的大量劳动力一方面增加了每公顷土地上劳动的天数,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业生产所需的资本品。这一时期,后者既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如灌溉网络)也包括现代农业投入产品(如化肥和农业机械)。事实上工业革命真正的标志恰恰在于,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类别更广泛的产品。
 
要实现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动员,前提正是采用了集体组织的方式。[51]诚然,我们不能否认 人口增长的影响,在1964到1982年期间,15至64岁的人的数量增加了1500万,[52]确实增加了劳动力供应。但人口增长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劳动力的规模,因为许多人出生于1960年代,他们在1970年代末才刚刚成为劳动力。所以除去人口增长的影响,更有效的方法是增加每个人每年的劳动天数。这种“勤奋的革命”( industrious revolution)——de Vries 在英国的语境中使用了这个短语——才是毛泽东后期增长的关键。[53]1955年到1978年之间的数据显示,每一个农民的年工作时数稳步上升。就劳动力数量来看,我没找到江苏的时间序列数据(locate time series data),但国家数据显示,1955年至1975年间,农业劳动力增加了58%。相比之下,工作日的数量增加的速度远高于劳动力增速,在1950-1970年代之间,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平均单位播种面积上升148%,油料作物上升145%,经济作物上升100%[54]。在江苏省,不同县之间的工作日差别很大。1976年,在徐州相对贫困地区的每个公社成员工作150天(劳动日),少于镇江的165天,苏州的204天[55]。苏州的经济最为发达,其劳动强度也最大,表明该地的经济繁荣离不开高强度的劳动投入。[56]
 
提高劳动强度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增加多种作物的种植,改变作物的种植方式,转向种植水稻(劳动密集型)等高产作物,提升灌溉技术,并最终引入全面的“绿色革命”计划(‘green revolution’ package)。[57]在江苏,双季稻的种植(double rice-cropping)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种植双季稻可以提高产量,早稻和晚稻的总产量(每公顷9吨)超过了江苏一种中等水稻(6吨)的产量。[58]但是,要种植双季稻会造成3个农民时期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春天,既要收割冬季作物又要播种早稻;在盛夏,一要收割早稻,二要播种晚稻;到了秋天,收割晚稻又会和在霜冻前种植冬小麦或经济作物产生冲突。因此,大部分时间里,劳动力在关键时刻是非常稀缺的,任何能够增加劳动力供应的方法——比如增加劳动时间——都受到了欢迎。当然,如果出现一些节省劳力的技术,也可以缓解这一问题。正如Perkins等人所指出的:“……农业的关键时期需要吸收大量劳动力,如果能够实现机械化,可以从农业中解放大量的劳动力。”[59]
 
在江苏,密集投入劳动比在中国北方更有成效。在中国北方,由于水资源短缺,就算投入同等劳动力,其粮食增长的比率也相对较低,农业条件的差异可以部分解释江苏的人均产出高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图4)[60]。虽然粮食产量容易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但总体来看,江苏粮食增长的趋势更为客观。1952年,江苏人均粮食产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而到1978年,这一数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20%。人均农业增值指数(以可比价格计算)也说明了江苏突出的表现。到上世纪70年代末,江苏省在正常年份里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0个百分点。


通过集体劳动动员,江苏不但提高了每个工人的农业产量,也同时发展了乡村产业。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因为可用的劳动天数数量过低(the number of available labour days was too low),很难实现以上成果。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1971年林彪死后,私营部门的发展促成了农业部门的增长[61]。但在江苏,私营部门的份额实际上从1963 到1965年的36%下降到1977年到78年的23%。[62]江苏的成果并非是偶然,我们追溯到1950年代末,可以发现正是集体化促成了江苏后期瞩目的成就。
 
不可否认,强化劳动投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会弄巧成拙(labour intensification)。它提高了人均农业产出,却使每天的边际效益下降,劳动日的价值降低。例如,种植双季水稻(Double rice-cropping)[63],人均产量提高了,但工作的时间却非常长。再多做一步推论,就是黄宗智(Huang )所说的内卷化(involution),意思是通过牺牲闲暇时间,增加工作天数,人民的收入没有增长,生活水平也没有提高。然而,尽管这一结论在中期以前可能是正确的,但恰恰是通过大规模的集体动员,才使得江苏在后期得以提高人均农业产出和发展工业。从长远来看,正如黄宗智所说,工业化增加了每一个工作日的产出和每小时产出,机器取代了劳动力,允许农民减少农业工作时间以获得更大的回报。
 
以下这些数字可以说明证明乡村工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1965年,江苏有89%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但是到197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70%。[64]在无锡等最先进的县,常熟、太仓和张家港,到1978年,农村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份额下降到70% 到75%左右[65],实际比例可能更低。总的来说,江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现代化的一个典型标志。它发生在17世纪到1750年的英国,并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继续。农业发展可以促进工业现代化,最后也会推动自身发展。例如,在1965年至1970年期间,化肥产量的提高使每单位面积使用量增加了6倍。[66]所以说,正如农业是乡村工业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源一样,农村工业(rural industry)也会推进农业(agricultural)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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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去伪存真 2018-12-28 06:52
作为苏南人,曾亲身经历感受过文革后期家乡经济蒸蒸日上的景象,怎么也无法接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感谢此文作者所作具体详尽的资料分析分享。纠正一个小疵点:困难时期苏南农村也普遍受灾减产了,饿肚子的感觉不好受,但真没见过有哪里饿死一个人。唯一例外是外婆娘家武进县显然没受灾,清楚记得那年春节我们全家在外婆带领下倾巢而出去她娘家,放开肚子猛吃猛喝了一周,返程时还满载而归!农村的亲戚总是那么质朴热情而慷慨;因此很愤慨如今农民工上城常常遭到的歧视和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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