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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在1966-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考察

2018-12-27 23:0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7538| 评论: 1|原作者: 克里斯ㆍ布拉默尔|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摘要: 这篇文章将毛时代江苏省在1966-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进行了比照。对比发现,集体时期江苏的工农业发展速度很快,积累了必要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可以说,毛时代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决定性因素。

三、江苏的宏观经济表现

通过比较各省GDP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毛泽东时代晚期,江苏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表2)[67]在20世纪50年代,尽管江苏拥有工业传统和有利的农业条件,但它的宏观经济表现最差。然而,在那之后江苏不断进步。尽管人均产出在1965年至1967年期间达到了(相对)最低点,占中国平均水平的90%,但在1962年至1970年期间,江苏的总体增长率与1950-57年相比有所上升,而省级的平均增长率则下降了一半。江苏的崛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到1973年,这个省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到1978年,江苏的人均GDP与全国的差距为13%,比1967年增长了26个百分点。

当然,江苏这一时期的数据所展示的增长水平不应过分夸大。1970年至1978年间,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亚经济体的人均增长率分别为8.4%、7.2%、4.9%和3.4%。[68]相比之下,江苏的现代经济增长仍处于初级阶段。要通过往后的三十年,这个省借着1978年之前的基础(on foundations)才能与亚洲的“表亲们”(cousins)相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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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部县市在1965年到1978年间人均GDP增长额度达到1.42亿元(图5)。如果按绝对值计算,江苏GDP增长主要来自各大城市中心区的贡献,其中中部城市为GDP的增长贡献了3.94亿元,而中部县城(the median county )贡献了1.38亿元。仅南京一地就贡献了17亿元,占全省GDP增长的11%。不过GDP增长也在空间上呈现不均衡分布,虽然徐州和苏锡常周边地区出现了大幅增长,但在东北和西南的大多数地区,增长较为有限。西南诸县的贡献之少让人吃惊。尽管南京工业增长强劲,但邻近各县对全省GDP的增长贡献甚微,省会城市似乎产生的是回流(backwash)(译者注:参考谢燮、杨开忠《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理论基础》,刊于《当代经济科学》,)而非扩散效应。


江苏的工业化向南扩散,延伸至浙江。[69]1970年,乡村工业主要集中在浙江西部的国防工业和江苏边缘的少数几个县。到1978年,虽然浙江的工业化水平仍然滞后,但明显存在扩散效应。在1962-1970年和1970-1978年(表2)这两个时期,浙江省的排名上升了。到20世纪70年代,像无锡这样的地方所展示乡村工业化在浙江-江苏地区越来越典型。上海的发展同样颇为成功(Shanghai also fared well),在这三个时期都排名靠前。总的来说,三角洲的经济整合程度更高。许多上海公司都依赖江苏的零部件,无锡的城市常被称为“小上海”。太湖周边地区以及南通靠近长江北部的地区因为毗邻上海,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

是否存在扩散效应,需要证据。针对19世纪初的英国[70],我们缺乏可靠的地区GDP数据,但是通过当时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出,与江苏增长极相比,兰夏郡的增长极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要大得多。[71]但如果我们拿长江三角洲(江苏外,还包括浙江、上海)来和英国的增长极作对比,就会发现三个地区的经济产值在GDP总量中的占比与英格兰北部有得一比。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在1962年至1970年,1970年至1978年这两段时期,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分别为6.4%和5.1%。鉴于在20世纪70年代,这三个地区的经济整合程度很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一地区描述为长江三角洲的增长极。

四、江苏和英格兰北部的对比

上面的讨论说明,在工业革命期间,毛时代晚期的江苏地区和英格兰北部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不过,这两个区域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

首先,劳动力的过程不一样。江苏工厂的劳动条件普遍较好,部分原因是国家管制力度较大,部分原因则在于迁移控制。这种控制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劳动力大批涌入上海,但客观上也有助于推动乡村工业的发展,总之让江苏与英格兰北部地区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此外,我们也不应夸大英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因为从英国各地始终存在的工资差异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劳动力市场运转不佳。[72]

另一个关键的区别是两地的产业结构。约克郡依靠羊毛生产,兰开夏郡的经济以棉花为主。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英格兰北部的重工业情况。例如,兰开夏郡煤田的产量从1770年代的32.5万吨上升到1840年的600万吨。尽管重工业的产量在上升,在英格兰北部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棉纺织品。[73]相比之下,重工业在江苏更为重要。当然轻工业也得到了多种重工业的补充,包括机械、石化产品和化肥等农业生产产品。有人批评这种重工业导向的发展被抑制了消费品的供应水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调整”运动中,江苏的重工业份额从1978年的48%降至1980年的39%。[74]不过,脱离实际来讨论重工业是否对该省经济造成损害,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做一个整体比较会发现,在1978年,江苏与的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工业上的比重更低;与吉林的63%、辽宁74%相比,江苏更不值得一提。[75]实际上,在1981年之后,江苏的重工业比重又开始上升,到1988年升回到47%。规划者如此重视重工业,恰恰证明后者不但可以产生关联效应(译者注:Linkage effect是德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概念,在经济学中称为关联效应。关联效应是指某一产业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动,对其他产业投入产出水平的影响和波及效果。)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就连费孝通,这位因倡导小规模轻工业闻名海内外的专家也认识到过去他对江苏手工业的崇拜是有问题的。[76]

第三个不同之处是服务业的贡献。由于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英国工业在英国GDP中所占的份额在1700年到1841年间下降了6个百分点。[77]据Timmins估计, 1841年[78],兰开夏郡的劳动力中有25%受雇于第三产业,相比之下, 1978年[79],江苏省第三产业的就业率仅占总人数的10%。服务业中就业比例较低,是否给江苏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都知道服务业的优势之一是创造就业机会,但实际上江苏的规划者不愁就业机会不多,担心的反而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事实上在当代一些贫穷的国家,过分重视服务业反倒会挤占工业发展的空间,造成过早的去工业化趋势——就像工业革命时期利物浦所做的那样。[80]

五、可持续性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江苏和英国之间经济体系的本质区别,是否意味着江苏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81]一般而言,英国工业革命是由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而中国的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都参照了苏联的模式,那中国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吗?

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模式不可持续。尽管没人否认苏联能够有效动员劳动力和资本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苏联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创新能力,无法提高生产力。[82]不难想象,对这些学者来说,如果任由国家在经济上扮演主导角色,如果邓小平没有发起系统改革,江苏的经济增长再耀眼也会渐趋停滞。在毛时代,江苏的那些城市工业,即使原计划是集体的,实际上也会变成国有的。新的乡村产业要么是县政府所有,要么是集体所有,它们在主导农业生产。可以肯定的是,英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也会频繁介入,英国要与法国开战就得控制经济发展。即便在两地国家都曾介入经济发展,江苏的生产过程却与英国完全不同。人们常说,私营部分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其独特优势,体现为创新对英国经济增长的所做的贡献。可是这种说法没有讲清楚创新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创新是因为劳动力价格高于能源价格(即高工资经济)?还是因为低工资制度(鼓励劳动力使用技术进步)?抑或是引进了提高产品质量的新棉花产业技术?[83]当然,不管创新的动力是什么,它带来的结果却显而易见,今天英格兰北部充斥着阿什顿(Ashton's) 的“电子产品浪潮”(wave of gadgets),它彻底改变了棉纺、运输、采矿和冶金行业。[84]江苏几乎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发明,相反,工业化是通过传播现有技术推动的(“通过学习实现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y learning))。

质疑江苏经济体制的论点看似很有说服力,但存在很大问题。首先,这个论点从概念上讲是站不住脚的,它假定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认为增加投入本身无法带来技术进步。[85]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假定并不靠谱。例如,江苏集体农场的劳动动员——通过增加投入——带来了技术进步。这个农场通过改善灌溉条件,发展乡村工业(进而生产出像化学肥料这样原先稀缺的生产资料),引入了绿色革命技术。最后,每个工人的产出上升了,这是可持续增长的标志。

其次,批判中国经济体制缺乏可持续性,实际上夸大了早期的技术进步对英国工业革命做出的贡献。要解释英国的产业革命, “工业革命”这个词最多只是一个比喻,并不是准确的描述。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英国的历史,会发现除了棉花行业,在其他行业中技术进步的水平非常有限;就连已有的创新成果蒸汽动力扩散得也很慢。[86]在1801年至1851年间[87],工业劳动生产率每年仅增长1.2%,虽然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技术进步的贡献更大,但在英国所有地区早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88]

第三,江苏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记录说明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避开了苏联所走的死胡同。首先,1978年,江苏轻、重国有企业的资本生产率水平高于除上海以外的其他省份,[89]更重要的是,江苏拥有越来越多的高效的社队工业企业。这些虽然都不是私营企业,却与国有企业明显不同,因为江苏的公社负担不起效率低下的工业企业,更加耗不起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低生产率工业部门的机会成本。只要公社在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能力开发规模经济,让新生的新兴产业变得更加高效,它们就可以暂时容忍初期的效率低下。以无锡县为例,在1970年至1978年期间,[90]社队(commune and brigade)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增长速度比县有国有工业还快。某种程度上无锡县的情况体现了规模增长(scale increases)。1970年,无锡的公社企业平均雇佣59名工人,1978年为122人。实现规模增长,主要得益于“干中学”(learning-by-doing)的思路。在20世纪70年代,无锡县大队产业的规模几乎没有增长,但劳动生产率仍在提高。无锡县并不是个案。尽管可供使用的数据不多,但有证据表明江阴等其他苏锡常县市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91]简单来说,在上世纪70年代,江苏的经济增长不是单纯靠投入带动,也靠不断上升的生产率。[92]

Sachs 和 Woo的研究同样表明[93],江苏的工业所有制结构能够带动生产率持续增长。他们用公有制的不同水平及之前的工业化程度来解释1978年后的省级增长率差异。他们认为,1978年后,东北地区之所以处于不利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因为它的国有部门规模庞大,另一方面由于上世纪50年代的过剩劳动力已经被这些国有企业吸收了。国有部门提供的大量福利使东北的工人不愿放弃工作,“下海”在到私营企业中去,因此这些企业很难实现重组。当然,我们需要指出Sachs 和 Woo的一些分析欠缺说服力,他们夸大了私营部门对1978年后增长的贡献,他们还认为私营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是增长的先决条件。[94]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正确地认识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各省的发展存在差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江苏偏离了苏联和东北地区的模式,因为它不那么重工业,而且在社队企业中占有更大的比例。与此同时,江苏拥有比(如)中国大三线(Third Front)省份有更强的工业能力。这种发达的工业能力,结合了市场经济和苏联式经济的双重特质,使江苏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

结 论

我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指出,唯有优先培养好技能,搭建好基础设施,满足这些前提条件,1978年后中国的经济才能飞速发展。在毛泽东时代,经济的增长之所以相对缓慢是因为当时这些稀缺资源主要用在非生产型用途上,被用来培养技能,搭建稀缺资源,在大三线推进国防工业化。不过,尽管可用资源不多,但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乡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到1978年已经开始了。[95]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这篇文章做了进一步的推论。通过使用一系列新材料,对江苏和英格兰北部进行了明确的比较,我认为,尽管在1978年的政策调整之前,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缓慢的,但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江苏省的经济已经开始腾飞。这一起飞并不仅仅局限于乡村工业部门。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提倡“干中学”思路,实现了规模经济,乡村工业正在蓬勃发展,其生产力也迅速地与国有部门的发展相融合。江苏的城市工业与民国的工业化时期相比,仍在快速增长,由于重工业发展良好,这种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农业生产率,无论是土地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在增加,上个20年代中期引入的高产品种的又在加速这一进程。因此,江苏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最慢的省份变成了上世纪70年代最快的省份之一。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大三线”工业化计划,内陆省份望尘莫及,考虑到这一政治因素,江苏的经济腾飞就更加引人注目。

江苏的经验让人想起了英格兰北部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表现,两者还存在更多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区域,首先,其工业化处于初始阶段,生活水平增长都比较缓慢。其次,创新的贡献相对较小。最后,由于劳动力被组织起来生产资本而非消费品,抑制消费又可以进一步增加投资。1978年之前,江苏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有力地辩驳了前文中看似有理的论点。英国工业革命有地区起源,同样地,1970年代后期由于江苏的工业化发展中国的经济也开始起飞。这一现象说明即便没有邓小平时代的政策变革,中国仍然可以凭借毛时代的积累实现经济腾飞。

当然,我们需要谨慎对比,不能过分夸大江苏与英格兰北部的相似之处。首先,集体农场是二十世纪才有的发明,且国家在江苏的地位要比在英国要大得多。其次,虽然江苏的增长扩散到了浙江,我们不能假设江苏能像开夏郡和约克郡那样,可以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工业革命。很明显,东北的省份(the Manchurian provinces)很难采用江苏模式。尽管如此,上世纪70年代的江苏经历的工业革命,仍向我们展示了许多特征。一方面,它的经济飞速增长;另一方面,无论是空间上的还是部门跨度,其增长的过程都是广泛的;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公社和农业的生产率增长。对于江苏,或许对中国来说,1976年至1978年的政治转折,很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作者:布拉默尔(Chris Bramall),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经济增长问题;现代中国的饥荒农业发展问题;毛泽东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等。著有《中国的经济发展》(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等书。

尾注:限于译者水平,文责译者负,如有不到的地方还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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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去伪存真 2018-12-28 06:52
作为苏南人,曾亲身经历感受过文革后期家乡经济蒸蒸日上的景象,怎么也无法接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感谢此文作者所作具体详尽的资料分析分享。纠正一个小疵点:困难时期苏南农村也普遍受灾减产了,饿肚子的感觉不好受,但真没见过有哪里饿死一个人。唯一例外是外婆娘家武进县显然没受灾,清楚记得那年春节我们全家在外婆带领下倾巢而出去她娘家,放开肚子猛吃猛喝了一周,返程时还满载而归!农村的亲戚总是那么质朴热情而慷慨;因此很愤慨如今农民工上城常常遭到的歧视和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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