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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 兼与吴敬琏、韩东屏先生商榷 ...

2019-1-1 23:2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4116| 评论: 0|原作者: 虞崇胜、何路社|来自: 察网

摘要: 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上历来观点对立,或将对私有制企业和市场经济的批评与对公有制企业和计划经济的称赞结合起来,或采取完全相反的评价,强调公有制企业的低效和各种中央计划的失败。与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不同,我们通过理论创新发现,在否定权力道德化的前提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效率与公平兼得。 ...
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上历来观点对立,或将对私有制企业和市场经济的批评与对公有制企业和计划经济的称赞结合起来,或采取完全相反的评价,强调公有制企业的低效和各种中央计划的失败。与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不同,我们通过理论创新发现,在否定权力道德化的前提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效率与公平兼得。相反,资本天性逐利,生产资料私有制难以效率与公平兼得。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兼与吴敬琏、韩东屏先生商榷

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远大目标是超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消除剥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当然,其条件是要随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矛盾的发展逐渐实现。因此毫无疑义,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必然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或至少以此为主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但毋庸讳言,目前在中国公有制却相反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多年来,大量各类文章在讨论经济发展中的所有制问题时要求“国退民进”,早已成为时髦的话语,社会主义必须回应而不是回避这种挑战。可是,我们当下的思想理论界对改革中出现的这种问题之解释能力相对贫乏。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由于她的客观真理性,这一问题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方向,我们不能不认真地予以分析与澄清。

一、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上观点对立

一般而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类型分为私有制与公有制两种。有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各种争论,最主要是围绕着私有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的效率与公平之关系展开的。改革开放前,我们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将对私有制企业和市场经济的批评与对公有制企业和计划经济的称赞结合起来。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者则采取完全相反的评价,他们强调公有制企业的低效和各种中央计划的失败。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渐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私有制经济表现出某种明显的高效率,似乎以上的这种争论已经获得了解决。如韩东屏先生即这样地认为:“我们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顿:一方面,人类及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在没有个体产权制度亦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中,很难形成有效率的社会生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想消灭剥削,必须首先铲除私有制,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就是说,有效率的生产与消除剥削是不可能兼得的。”[1]再如,已故著名学者曹思源也曾认为国家所有制企业有种与生俱来的弱点:“由于所有者非人格化,企业盈亏成败与有关人员自身的物质利益的联系不密切,因而经济驱动力比较弱。经济驱动力弱必然导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低于非国有企业,这是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据80年代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资料,发达国家国有工业企业的投资额占社会投资总额的14.5%,而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只有7.7%; 发展中国家国有工业企业的相应数据是32%与12.5%,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差距更大。可以说,世界各国大量统计资料都反映了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的基本趋势。当然,基本趋势并不是绝对的。大千世界,也可以找到与这一基本趋势相背离的少数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更高的‘典型材料’。但是那只是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条件下的特例,并不反映普遍规律,也不能改变人所共知的上述基本趋势。”[2]又如,吴敬琏先生认为民营经济越多的地区,经济发展越快,并从他明确讲到:“要求提高国有经济的比重和加强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这种种说法,意味着要求从市场化改革全面倒退。”[3]显然看得出来,他主张的所谓市场化说到底就是与私有化相联系的,是要继续削弱甚至取消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因此,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自由主义的学者们主张经济改革私有化的观点不绝于耳,而且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直接。如曹思源、茅××、陈志武、许小年等学者都早已直接要求私有化。曹思源即在《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一书中提出,国企改革的“核心在于国有制改为私有制”。这些自由主义的学者们相信,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可行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优越性。很明显,在他们看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国有制经济要从竞争性产业逐步完全退出。在竞争性产业中没有国有制经济的地位,要让位于个体、私营、合伙、股份制等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在一些非竞争性的领域保留国有制经济,以及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垄断产业、公益性产业、社会无力承担的巨大投入产业等。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先生还这样讲到:“对于要不要把竞争性领域没有长期竞争优势的国有企业退出去,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脱离实际,不了解国有企业的实际运作过程,天真的认为国有企业在任何领域都可以做强、做大、做优。如果让这些人去经营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恐怕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来。”[4]

反之,针对这种私有化思潮及其影响,也一直有很多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的学者在阐释公有制(主要是国有制)能够高效率的事实与逻辑。认为目前公有制企业的某些困境是不利于公有制的客观环境所造成,以及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方面存在影响效率的诸多弊端:劳动者没有发挥所有者的作用,民主监督机制的缺乏,是所有者缺位、约束不力的极重要原因。由于没有限制企业用于职工福利支出的直接干预,企业即使实际上盈利也可能上报亏损。(史泰丽,1995)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和对“人本思想”的成功应用不够。(孙殿东、蔺艳芳、苏明吾,1997)劳动关系以“铁饭碗”和工作场所福利制为核心。(路风,2000)冗员多,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远大于其利润总额。当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率为20%时,则其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幅度为16.67%。此外,国有企业周劳动时间是私企的1/2至2/3,实证研究未注意小时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别。(王小文,2000)国家并没有对公有产权实施有效的保护,最终导致了公有产权的低效率运行。当政府本身也具有激励约束的制度时,对一个官员的升迁以其管理的国有企业的效率为指标,这时将促使公有产权高效率的运行。公有产权的效率从根本上来说反映的是政府的管理效率。(王小文,2000)国有企业的绩效来源主要不是产权改革或私有化的结果,而更多地依赖于企业领导人的企业家能力及其发挥。(李新春,2001)所有者不到位,即谁最终对企业资产的增值保值负责这一关键环节不清楚。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建立起来;国企经理约束机制不健全。经理的道德风险问题是影响国企效率的突出问题。(安瑞娟,2001)人力资本方面的激励、约束、选择机制不足。(吕文慧,2004)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职能、产权交易有问题。(冯超,2004) 长期以来,政府作为所有者对企业的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经营管理抓得不够,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公有企业改革监管下的力量太小,使得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严密的经营管理特别是购销制度、科学的劳动绩效评价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此外,企业领导者选拔任用机制不科学,民主徒有其名,也都不是企业自身造成的。(李济广,2004)一些私营企业的高效益是通过严重偷税、压低工资劳保安全条件、制造伪劣产品、破坏资源环境、吞占国有资产等途径取得的。(杨承训,2005) 经济效率的高低不仅仅取决于私有制还是公有制这一种因素,而主要是取决于多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及其综合作用。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效率,取决于多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及其综合效应,私有者的自私并不能满足所有的必要条件。国有经济是能够获得高效率的,关键问题是政企分离、所有权同经营权分离、产权分化组合等。(李长征,2008)认识不到国有经济存在弊端是因为没按公有制本性实行所有者直接管理和监督,没实现真正的制衡。(李济广,2012) 国有经济的整体高效已得到历史的检验,国有企业因制度优势和科学管理成功的事例很普遍。与所谓的“私有制激励相容”判断相反,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国有企业或受到政府管理和扶持的大型企业,也曾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效。国外理论界也没有笼统地将国企与经济低效率划上等号。与单纯注重利润导向的私有制经济不同,我国国有经济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能够兼顾社会效率和生态效率等方面。(程恩富、鄢杰,2012)用经济指标把所有的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进行比较,不具体分析公有制企业所处的不同领域和外部制度环境,不针对公有制企业委托经营的特殊经营状况,泛论公有制效率问题,都是一些有害的误区。其把所有者目标简单与经营者目标等同或对立,没有充分考虑体制对公有制企业经营的影响,没有看到即便同一性质、同一领域的企业也会因为管理水平不同而产生不同效率。(贾后明,2015)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公有制企业采取如下要素投入原则:是否追加生产要素取决于该生产要素是否能够带来纯收入增加,则公有制企业是高效率的。(徐跃华 、朱殊洋 ,2016)理论和实践都没有充分证据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一定低于私有企业,任何一个企业的成长与成功都是诸多因素聚合的结果。如果只有私有制企业才能实现经济效率,能够有效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资源效率问题,西方国家的企业都应该是有效率的,不存在破产,也不会存在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率,应当在认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优势的基础上,适应和把握市场竞争的特点,建立起具有比较优势的治理结构,变革管理,创新技术产品。(王 鸿,2017)

尽管中国学界在对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上的认识林林种种,概括起来荦荦大者却不外乎上述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而且从上看来,两者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实际辩论中,甚至双方各自意识形态式的形而上学地攻击、否定对方。我指责你为权贵资本主义辩护,你谴责我为私有企业主服务。我们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有着严重偏差:一方面在传统的公有制模式下,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确实普遍低于非国有企业,其存在诸多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应是基本事实。正是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使我国的经济社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目前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排名中,已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第2位,只仅次于美国了。但这并不能等同于证明了自由主义者的结论“人间正道私有化”。这个结论下得太匆忙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实践,仅意味着建立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早期实验暂时失败而已,堵死的只是一条社会主义公有制歧道。其如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D. Wolff)所言:“他们急不可待地声称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却有意忽略了几个世纪前许多类似‘失败了’的旨在从欧洲没落的封建主义中建立资本主义的努力。只有在经历了许多此类失败之后,各种改变了的社会条件才能促成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一种全面的制度性变革。为何同样的情形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呢?”[5]另一方面,就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的学者而言,他们仍然是从肯定传统公有制模式的角度出发为公有制“埋单”颂赞美诗,却不去或不敢直面正视传统公有制模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他们虽然也分析了传统公有制模式的一些不足,但并没有真正发现其根本缺陷所在。而我们经过艰苦探索则发现,传统公有制模式的根本缺陷是权力道德化——包括公共行政、公共企业、公共事业三者。他们所指出的阻碍公有制效率提高的各种原因,或许可以说正如马尔萨斯当年曾惊醒人们的这段话所言:“同使源泉污浊,使全部人类生活的水流浑浊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相比,它们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6]使公有制源泉污浊,使全部公有制效率的水流浑浊的正是权力道德化。因此,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无论理论或实践他们都给不出一种令人信服的答案。

二、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效率与公平兼得

回顾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路径方向,其始终基于这样的一种“共识”:私有制企业的效率一般要高于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实际上是缺位的,国家代行所有者的权力,但无法等同于私人所有者,其利益关注点和监管的有效性都有本质差别。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公众公司,公众不可能直接经营管理,客观上存在着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从企业治理的效率上讲,通过委托代理关系进行管理是有成本的,多一层代理就多一层成本,效率也会降低;因此公有制在中小企业这个层面没有比较优势,不具备竞争力,要全部退出去。即使国有企业改革得好,它也只适合无法私有化的大企业,而不适合能够私有化的中小企业。这种说法就是要从理论上否定公有制委托代理关系的现实适用性。

可是,实际上私有制条件下各式各样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任何形式上都不会比公有制条件下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雇佣劳动全部等同于上述委托代理关系的具体形式:资本家不可能自己干完所有的工作,资本经营过程只能采取雇用劳动的方式,而只要是雇佣劳动,就必然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任何一个被雇佣者都不会受到所谓的产权激励,而是为了自身的目的完成所有者交给的工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这种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本人发展到最高阶段,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8]

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上,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没有本质的区别,怎么就能证明公有制企业不行呢?是的,公有制并不缺少道义上的理由,然而它却也不可离开了人性基础,违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谓的产权清晰之实质,归根究底只不过是利益清晰。在否定权力道德化,权力优越完全到位的条件下,国有企业权力者从利益意义上可以说等同于私人所有者。

我们诊错了病,当然也就开错药。从前期的经营承包、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债转股到近些年来的国退民进、政策性破产、证券融资、股票期权、管理层收购、外资收购、法人股流通等,甚至包括现在正在实行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都正是因此而力有不逮,常常会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产生更多的问题。在迄今三十多年的变革过程中,各种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不断折中反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至今仍是个无解的复杂命题。但这个命题并不是无解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权力者缺乏私有者对投资的自利关注,却仍可以是有其利益驱动。若否定权力道德化,问题似乎就变简单了。即承认行使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需要一种极为复杂的综合能力,需要多方面的才干、知识及高尚的道德人格,权力者要真正担当起责任,把一个国有企业搞好,就犹如一家之长要把一个家庭搞好一样,要付出巨大的、艰辛的劳动与操心;而且,国企权力者代表公众利益行使公共权力,必然会处于各种利益、矛盾之焦点,这不仅要付出大量心血操劳,有时甚至还要承担人身财产安全方面的风险;所以,国企权力者理应也得到相应较丰厚的报酬和待遇——各种权力优越。但与只想赚钱的私有企业主不同,个人收入充其量只是国企权力者的部分动机,而更突出的动机是个人精神抱负的实现,即为国家和社会建功立业。

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分析中肯定公有制的,他在《资本论》第2卷中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是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他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7]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的公有制究竟是怎样,马克思则曾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利用公有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9]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思想,其核心和本质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关系。通俗点说,即“民以食为天,食以业为本”,满足公共就业是公共企业的最大公共服务。回顾现实中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并没有深刻而全面的科学理解公有制,至今还存在着极大地误读。公有制科学地讲不允许内部人靠山吃山。各级公有制由各级公共财政所产生,受益范围自然也相对应。依此类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交通……各类公共服务由各级公共财政所产生,受益范围亦相对应。公有制企业的最根本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就业需要,这种公共服务越有效,资本剥削的空间就越小。而满足公共就业需要与企业效益紧密相关,这也是不言自明。

应放手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上展开公平的竞争,国有资本无须退出所谓的“竞争性行业”,问题的关键是放开这些行业的准入,让更多的外部竞争者给国有企业施加压力,如果国有企业能在这些行业继续有效地与私人企业竞争,那么就让他们继续经营。还应对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将垄断利润纳入公共财政,而不是通过出售国有股份而将垄断利润与部分民营企业甚至外资分享。如中石化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引进25家民资,25家民企为什么看中了混合所有制,要投资中石化销售公司呢?秘密在于中石化销售公司是一家垄断企业,每年的垄断利润200多亿元,民资作为小股东进入,虽然得不到决策权,但每年却可以分享8%的垄断利润。据此,与其搞企业内部的混合所有制,不如实行行业领域的混合所有制,允许建立一家新的民营独资石油公司。

事实上,市场竞争主要是在同一个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的。只有在一个个行业中存在和形成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市场规则,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现实可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有在市场竞争中去实现,不应是建立在市场垄断或国家的巨额补贴和政策的特殊照顾上。国有企业也应与私有企业一样,应在同一的市场经济平台上自由、公平地竞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一样,都面临着两种命运选择:要么适应市场竞争,以自身的优势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要么不适应市场竞争,逐渐被市场所淘汰。公有制企业只有在竞争中不断增强其活力,才能在与其他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中,真正坚持其主体地位。市场自会选择最优者,而市场竞优的最后结果总是优于人为干预的状况。当然,这并不等于国家对国企就不管不问。国家应以所有者的身份,加强对国企的监管,消除任何官僚腐败行为,确保国有企业资产的高效经营,使之保值和增值。

相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言,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类社会史上一种完全不同的崭新生产关系,其从内容到形式如何实现,公有制在实际中如何操作以实现其优越性等,都须在实践中从头探索,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下,人民只可能掌握国有企业公共权力的所有权,而将使用权委托给他们信任的权力者。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被委托的权力者对公共权力行使的效率,必须将权力客观化,给被委托的权力者以应有的足够优越,并通过最科学、最合理的权力者选择机制,来使社会中的道德、才干最优秀者成为他们的委托管理者或代表者。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进步性不是由于道德性,而是由于客观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与以往建筑在道德伦理基础上不同,而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基础上,从而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一次获得了“科学性”。

但我们却一直仍主要是注重从道德的角度去理解公有制,将权力道德化,不主张权力优越,不允许权力竞争,窒息了公有制企业权力者之创造活力与积极性,使公有制企业失去了理应比私有制企业更高的竞争力。这是一种公有制道德化,其过去使公有制陷入困境,现在仍在使她陷入困境。公有制的历史进步性,至所以未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具体实现,也未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具体实现,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政治领域权力体制上的权力道德化,否定权力优越,否定权力竞争。在计划经济下,她使我们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在市场经济下,她又使腐败始终困扰我们。

正是权力道德化这件什么也没穿的“皇帝的新衣”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散失所有元气,损害了它的一切活力。相比之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资本优越,没有资本道德化一说,资本逐利天经地义之利益机制给私有制带来强大活力。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权力优越,则无异于自毁长城——置公有制在与私有制的竞争中处于缺乏积极利益机制之被动境地。甚至可以说阶级斗争学说是建立公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权力优越学说则是建设公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我们所主张的这一权力唯物论思想,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有力捍卫:没有公共权力的优越,就没有公有制的效率。当前主流舆论对权力优越讳莫如深,我们却要为它呐喊,认为是个有益无害之提法,其应作为当代科学社会主义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是过来被严重误读了。

权力道德化下的公有制存在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产权虚置。因此每个接近国有资产的人都想获取便宜,也就是所谓的租值消散。而官员代表政府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由于国有资产控制权并没有明确界定到具体的官员,且官员的任免和调动存在不确定性和非自主性,故国有资产依然产权虚置,其租值依然大量消散在所难免。反之,否定权力道德化后,在公有制企业治理中,一方面权力优越要求政企完全分开实行企业自治,即签订完全契约——其只是落实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公有制还是公有制,赋予公有制企业权力者名正言顺的极大权力,具有比现代企业制度中私有制企业经营管理层更大的人、财、物、事上的自主权和自主性,既拥有特定控制权又拥有特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剩余索取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权力者勤政廉政的积极性,使公有制企业治理效率更高,活力更强。

按照现代产权理论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 企业博弈主体分为委托人和代理人两方,而两者之间的交易可看作一种契约。该理论创立者哈特(Grossman and Hart)和莫尔(Hart andMoore)将企业的契约性控制权区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指能在事前通过契约加以确定的、在不同情况下如何行使的控制权;剩余控制权指在事前没有在契约中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力,是决定资产在最终契约所限定的特殊用途外如何被使用的权力。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现代企业制度中必然性的不完全契约——若签订完全契约,私有制虽还是私有制,但已是别人的私有制了,使私有制企业经营管理层得到的一般是特定控制权,而资本则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留给了自己。没有特定剩余索取权和特定剩余控制权与之相匹配的特定控制权是一种不完全的权利,进而导致经营管理者可能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企业的利益,与企业目标相偏离。因此现代企业制度中私有制企业经营管理层与资本的种种摩擦在所难免,其治理效率及活力皆受到较大影响。

另一方面,公有制企业劳动者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来制约权力优越,切实体现出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政治参与和生产工作积极性,使公有制企业的治理更加完善合理和简单容易。比如,权力优越的取得和维持,需要不断地经过市场化的自由竞争选择,不像资本优越那样,可以世袭垄断,一劳永逸。再如,公有制企业权力者的薪酬待遇按劳分配,与其绩效挂钩,受职工民主监督,不似资本那样,我的资本我作主,大致可以任性。权力优越因光明正大反而易受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制约——权力者的合理利益得到保障容易接受制约,优越摆在明处也有利于进行制约。所以,权力就算如何优越也是极其有限和收敛的,用数学语言讲是一个收敛性函数。相对利益摆在明处的权力优越,利益摆在暗处的权力道德化逼良为娼的“潜规则”腐败,不透明不易受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制约,是一堆糊涂帐甚至“无底洞”,一些腐败分子的涉案金额动辄高达数亿元或情妇数十位便是例证。而公有制权力优越上述两方面的结合,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科学地解除了二者之间的张力。

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低下与所有制并没有必然联系。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但生产关系并不仅仅或全部简单的就是等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它隐藏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与效率。生产资料所有制于利益、效率之间有着有条件的相对联系,但不存在无条件的绝对联系,其还取决于生产关系中除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重要因素外其它别的也影响利益与效率的因素,如权力管理体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即说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显然不曾形成劳动者的自我管理。”[10]

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经营管理运作机制、企业家的素质这些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都无不与权力体制有关。不能把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推上领导岗位,正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最深层症结。我们发现,全球最成功的企业基本上是采取精英集权决策模式的,这是因为精英集权化管理在保证决策高度理性和效力两个维度上使企业的效率达到最大化。就像罗森指出的那样:“最有能力的人应当控制最多的资源并管理最大的组织。”[11]

国有企业自治,首先应从国有企业高层经营管理者的产生机制自治做起,不再由政府指定任命,其报酬也不再由政府决定(但上要封顶,以消除剥削为度;下不保底,完全按劳分配)。改由国有企业自身通过董事会、监事会、职代会对其进行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国有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以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与职代会代表,实行由直接民主竞选的方式产生。为此而应成立选举委员会和建立选举站,并且选票货币化、选务法治化和选举市场化,对选举中的竞选与投票,像股市样进行严格规范管理。同时,根据责、权、利相对等原则,建立国有企业经理人风险基金制度,其只有落选、辞职及退休时经审计后才能支取,在任经营期间,若企业发生亏损甚至破产则用其抵债。

在国家层面推进国有资产实现形式的资本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由管企业转为管资本为主,从行政隶属关系转为股权关系。从而切实站在超脱地位,正确处理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者,与国有企业及其经营管理者签订完全契约,除享有出资额的收益权(利润)和对国有企业的资产和经营活动进行监管的权利外,只能用行政法治的手段调节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税收、利润由国家调控,制定完善并严格执行税法、利润法;工资则企业掌握,不论国企私企。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作为企业法人代表,拥有特定剩余控制权,像私有企业主一样,充分自主地进行经营管理,并与企业共沉浮,企业愈壮大发展权力亦愈壮大发展,反之亦然。国有企业财务会计人员实行政府直属领导制度,由政府直接派遣和管理,对政府负责,以保障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知情权,避免内部人现象。国有企业向国家上交利税后,全部所得自主支配,即享有特定剩余索取权,或用于扩大再生产,或用于改善职工福利、工资待遇,根据生产经营状况,由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决定,一切取决于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需要,由市场引导、职工民主监督。国有企业职工为自由劳动者,是劳动力市场的主体,自主择业,自由流动,政府有责任保障其的一切合法权益。

如何留住人才是国企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应实行高度透明化的市场竞争选人用人体制,并用市场化的考核机制来确定其相应薪酬,凭企业绩效接受利益相关者的严格监督。公有制企业家在权力优越、制约和竞争三位一体的政治治理结构下,与私有制企业家的区别仅在于:(1)私有制企业家建立的是“私人王国”(熊彼特语),即分封制似的;公有制企业家建立的则是“自治王国”,即是民主制的;而现行政治治理结构下的公有制企业乃是集权制的“官僚王国”。(2)资本优越是一种经济产权,私有制企业家对企业拥有的管理权和财产权是可以作为遗产继承或自行赠予的,这种继承的管理权和财产权是腐朽寄生性的或负有原罪,人们有理由憎恨和不满;权力优越是一种政治产权,公有制企业家的企业管理权则是不可以由亲人继承或自行赠予的,他们的创新性人力资本是公有制企业发展最稀缺和最宝贵的资源。若道德能力跟不上,就随时有可能被取代。(3)私有制企业家的收入除经营管理薪酬外,还包括资本收益剩余价值,公有制企业家的收入则仅仅经营管理薪酬。(4)私有制企业家的企业人、财、事、物权行使只受国家法律制约,公有制企业家的企业人、财、事、物权行使除受国家法律制约外,还受行政监察和职工民主之监管。(5)私有制企业职工对企业家的主要制约途径是用脚投票,公有制企业职工对企业家的主要制约途径除用脚投票外,还可以用手投票。上述区别,对公有制企业家来说,都是一些正能量,其有利于公有制企业的市场竞争。而且,这些于任何公共权力而言,即包括公共机关与公共事业亦同样成立。

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什么千辛万苦,千方百计;由市场引导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以销定产,形成符合本企业生产条件和利益的产品结构;由市场引导企业确定合理的生产规模,争取较高的产销率;由市场决定价格,引导企业制订符合本企业产品实际情况的价格策略,赢得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选择最佳的采购、销售渠道及方式,争取较高的经济效益;由市场引导企业的采购、销售行为,建立企业间合理、顺畅、可靠的协作关系,等等不一而足。所有民营企业家能够做到的一切,利益机制之下加社会主义信念,公有制企业家同样也能够做到。换言之,熊彼特所认定的“企业家精神”,包括所谓的建立私人王国,对胜利的热情,创造的喜悦,坚强的意志等,对公有制企业家也同样成立。如华西村吴仁宝、大邱庄禹作敏、南街村王宏斌、刘庄史来贺……便还仅是十分不完善成熟的农村集体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业生产中,无意间不自觉地产生因此不规范、不普遍的不同几个例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中国农民式的智慧。私有制有效率之根源,是经济私权力自然优越,进而引起经济私权力市场自然竞争;现行公有制低效率之根源,是公共权力道德化,进而引起公共权力腐败低效;反之,若否定公共权力道德化,实行公共权力优越,进而引起公共权力市场公平竞争,则公有制同样可以有效率。而且公有制消除了剥削,比私有制更能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竞争中,公有制理该完全可以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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