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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 兼与吴敬琏、韩东屏先生商榷 ...

2019-1-1 23:2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0937| 评论: 0|原作者: 虞崇胜、何路社|来自: 察网

摘要: 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上历来观点对立,或将对私有制企业和市场经济的批评与对公有制企业和计划经济的称赞结合起来,或采取完全相反的评价,强调公有制企业的低效和各种中央计划的失败。与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不同,我们通过理论创新发现,在否定权力道德化的前提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效率与公平兼得。 ...

三、生产资料私有制难以效率与公平兼得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大经济小政治(或曰大社会小政府),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又是资本主义大经济小政治的主要原因。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垄断经济权力,相对政治而言,资产阶级的兴趣(利益)更在经济领域。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政治干预经济越少越好,国家公共权力越小越好,最好仅是一位守夜人。政治和国家公共权力的完善强大,势必干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不公正(剥削),构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威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动力是剥削,有公平就无效率。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其著作《平等与效率》就曾指出,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始终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确是一种最不可能的混合物”。马克思更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12]恩格斯也曾辨证地说过:“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自由竞争来说,最好是处在一个完全没有国家制度的状态,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资产阶级即使为了使无产阶级就范,也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就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阶级,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13]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民主选举的民主、自由、法治三者不到位,民主政治仅成为市场经济的一种点缀与附庸,可以说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刻意为之,不是其不能为,而是其不愿为。反之,对于无产阶级——包括不私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国家公务员及军人,也即一切不私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而言,其根本利益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消除剥削与压迫,在社会公平正义,政治大于经济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下,有公平才有效率。

而吴敬琏先生却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决定的……只要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14]换言之,他认为即使私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所占份额超过国有经济,同样能够有效避免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常识,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我们在肯定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成就时,也需要看到和关注与此同时存在的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资本的剥削引起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环境资源形势严峻、社会意识形态冲突等诸多问题。马克思曾指出:“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15] 在私有制经济的急剧膨胀之下,由于私有制经济以雇佣劳动为形式,其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固有的剥削性质和私有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积累规律,决定了它将扩大两极分化拉大居民收入差距,必然产生劳资对抗性矛盾。以私有制经济民营服装制造业为例:如江苏“波司登”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在二十多年间,由一间作坊式的小厂发展到2002年拥有固定资产6亿余元;湖南“忘不了”服饰有限公司始创于1984年,当时只有8台脚踏缝纫机和30多平方米的小杂屋厂房,如今也是今非昔比,公司先后投资数亿元兴建了一座占地100余亩拥有8万平方米厂房的现代化服饰工业园。照此速度,中国资本其财富集中成就将来完全可以与西方资本“媲美”:“在法国,根据最新数据(2010-2011年),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2%,而最贫穷的50%只占有4%。在美国,美联储最近所做的调查覆盖相同年份,表明最上层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而最底层的半数人口仅占有2%。”[16]

而且,我国经济改革中迅速兴起的私有制经济更带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特有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当代某些私有制经济工厂中的工人受到异常地剥削,几近于“当代包身工”。请看以下场景:凌晨六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某个市镇的服装厂,成群的女工揉着惺忪的睡眼从简陋拥挤的宿舍中走出,匆忙地洗漱、吃饭,然后在车间的缝纫机前开始一天高度重复单调的劳动。这种场景和低廉的工资一起,成为中国民营服装制造业的独特标识。可以说正是得益于此,中国的民营服装制造业才得以飞速繁荣。2007年有调查显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12年来民工平均工资仅上涨了68元。企业经营者发现,一度被认为无限供给的民工,已经不像往日那般唾手可得,民工们在忍受了长期的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之后,开始选择了用脚投票。[17]

剥削如此压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损害劳动者的健康,已经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甚至直接破坏生产力。当时瑞士银行驻香港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曾经撰文说中国“依靠廉价而密集的劳动力资源实现经济增长的时代将走到尽头”。在《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一书中乔纳森·安德森则如此论断:“中国可能采取的应对办法是,转向电子工业和其他中等技术要求的产业,增加在这些产业的附加价值份额,如先行的亚洲经济体过去所做的那样。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是发展成功而不是失败的标志。”[18]但他这讲的还仅是经济策略,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说,首先是要满足劳动者的现实愿望,不仅是有温饱的生存需要,还要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能吃好、穿好、住好和休息好、娱乐好、发展好。唯有公有制企业在这方面上天然具有明显的优势。若按照国家规定的各种标准,可以说中国大多数的私营企业无法达标,他们无法让环境优雅,让工人工作舒适,甚至总是加重工人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和不顾工人的健康安全,违反国家劳动法。

比吴敬琏先生更进一步,韩东屏先生则具体开出了一剂不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仍能消除剥削的“药方”:只要设法不让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形成,或者不让单方决定劳动力价格的情况出现,或者以上两种“不让”同时使用,其结果都会是即便不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仍能消除对剩余劳动的剥削。第一,以法律的形式强行实现企业股份的社会化和分散化,从而使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无法形成,并使劳动者也同时是有产者。尽管这样还是会存在大小股东的差异,但已将对剩余劳动产品或剩余价值的占有也分散化了。第二,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国内统一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标准足以让劳动者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而不仅仅是维持生存,以限制和降低企业大股东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程度。第三,鼓励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中的劳动者组织工会与企业大股东及高管层进行工资谈判,用协议的方式形成企业内部的工资体系,形成公平或近乎公平交易的劳动力价格,国家则用法律的形式对之加以维护。第四,建立待遇可观的失业保障制度,使在岗劳动者和重新寻找工作的失业者在与企业谈判工资待遇时,还有讨价还价的底气和不受制于对方的退路,而不至于完全被动,只能选择就范于企业。第五,通过使用个人收入超额累进税率和开征高额遗产税等方法获得更多政府税收,将其用于社会二次分配和实行高福利政策以“劫富济贫”,即截取企业主或企业大股东等富人的部分资本(资产)收益来提高整个社会的普遍生活水准,使劳动者最终的实际收益,只可能高出其劳动力价值或他的公平的劳动力价格而不可能比它低,从而使在采取前面四种举措之后,企业中仍有可能残存的对剩余劳动的程度已经不大的不公正占有,彻底消失甚至发生些许逆转。[19]遗憾的是,这剂“药方”在理论逻辑上明显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只顾及公平,没考虑效率。但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公平必须服从效率。若效率服从公平,这里所谈论的所有问题还不简单吗?

其实,这剂“药方”基本上就是在为北欧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背书”。如瑞典议会早于1983年12月12日就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规定每年从资方超过50万克郎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与职工集体拥有的基金会,转变为工人所有的企业股份。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推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通过强化再分配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更是世界闻名。然而,实际上这一模式并不那么一帆风顺,“高税收、高福利”确实拖累了“高效率”。瑞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政治家约翰·奥古斯特·格里彭斯泰特(Johan August Gripenstedt)在1856年至1866年担任瑞典财政大臣期间推出了旨在保护自由经营、保护自由贸易和保护产权的改革。大约从1870年到1936年的这些年里,瑞典奉行以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并得到了年均增速2%的巨大回报,这比同时期内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要高,是英国这种经济大国的两倍。193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首次成为多数党,得以成立政府。一直到1970年为止,社会民主党把持着瑞典政坛,慢慢提高税收,扩大福利政策,同时总体上保留了前任领导人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政策。这些年里,瑞典的经济增长曾达到2.9%。虽然在绝对值上达到了史上最高点(这还得益于技术发展和战后普遍繁荣),但这大约只是西欧各国的平均值(比如,同一时期奥地利的年均增速为3.5%。)。之后的1970年至1991年间,与其他北欧国家不同,瑞典第三次探索了社会主义道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引入“雇主基金制”(即“雇员投资基金”法案)。通过此体制,私企的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工会管理的基金名下。这一时期,瑞典的平均增长率下降至1.4%,在西欧排倒数第二,许多成功的企业和个人纷纷离开了瑞典。经过这一场社会主义试验之后,瑞典开始重新着眼于市场改革,削减福利项目,大规模降低税收。这次改革颇见成效:1991年至2014年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上升至1.8%,仅略低于创下同期西欧最高增长率的英国。[20]所以,北欧国家在自由市场时期的经济发展都快于民主社会主义时期。

如此说来,低税收、低福利,经济发展可能更好。那么,为什么这种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始终不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抛弃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好比一些资本家乐于从事慈善公益事业——这种个人发财致富后乐善好施现象,古已有之,中外皆然。但这并不仅是资本家发善心,纯粹利他主义,而是其对自身利益的清醒认识。因为他们充分意识到了,社会两极越来越分化之下,市场购买力严重不足不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且当大多数穷人无钱消费时,只靠少数富人的购买力是撑不起整个市场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就失去了发展与发财的机会。因而它直接威胁到富人的利益,乃至威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以,解决社会两极越来越分化问题关系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存亡。可以说二十世纪初,公益慈善在相当程度上曾拯救了美国。当年美国在经历了经济“野蛮生长”后陷入空前尖锐的社会危机,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公益事业异军突起,洛克菲勒、卡内基等资本家开始大量捐赠财富做慈善,完成了渐进性的改良。在这种情形下,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既得利益者资本家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其一定不首先是从道德的角度,而只是他们把利益眼光看得更远而已。此外,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说:“人总是以利己为出发点,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利己心的话,社会必将混乱,最终导致毁灭。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样的,利他心、慈善心、爱心……它确立了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正义。”[21]资本家在经济活动中追逐利润时是“利己”的,但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在支配自己的财富时却有可能“利他”。因为随着个人财富的增多,其“利己”行为的边际效用递减,而转向“利他”行为,通过慈善公益行为获得一种“助人为乐”的心理满足。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则是另一种国家从事的更广泛完善的慈善公益事业,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展的渐进完善过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

其二,随着十九世纪以来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强大力量的推动——其中争取政治上的普选权是一项重要内容,今天几乎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成年人的普选权。即对一个成年人来说,无论他的财产、性别、年龄、种族、信仰等社会状况如何,都有参政选举的权利。19世纪30年代,美国除少数州(路易斯安那州到40年代,弗吉尼亚到1852年)外,各州都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英国迟约一个世纪后,在1918年也取消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金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候选人主动竞选的信息包装和传播影响过程中,最后到关键的实质性选民投票阶段,更还要看施政纲领是否能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劳动者选民占大多数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要想赢得选举成为执政党,都必然重视劳动者选民的利益,努力使自己的施政纲领迎合他们的要求,执政时因此也不太会受资本集团利益的制约所顾虑。对劳动者有利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自然就因运而生。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劳动条件的改善和各种福利增加,并非资产阶级主动恩赐的,而是在工人斗争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让步。但逐利是资本的天性,资本投资和创新的冲动与利润呈正相关,随着公平上升,效率必然下降。如法国近年来深受经济衰退之苦,法国经济学家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劳动法和相关制度给予员工过高的福利,和近乎终身制的合同以及工会权力过大,这导致企业设厂、雇用和解雇劳工成本巨大,造成企业活力不强。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法国新上台的马克龙政府公布了劳动法改革法令,强力推动劳动法改革,以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法国企业家普遍对此次改革措施感到满意。相反,同时却也遭到不少工会和工人的抗议。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框架内,无论怎么变,问题的实质都只不过是剥削得多一点或少一点。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逃不脱的宿命。

“高税收、高福利”确实拖累了“高效率”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影响了劳动者的勤劳、责任、诚实等优秀个人品质。近年来,一些北欧经济学家将北欧福利制度与职场文化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举例来说,丹麦经济学家卡斯珀·亨鲁普·达尔认为丹麦福利政策和其民众工作热情的降低有着紧密联系。瑞典经济学家马丁·伦格发现瑞典慷慨的病假保险制度让瑞典人更想呆在家而不去工作。其中,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年轻一代请病假的几率比老一辈人高出了20%。伦格称“年轻一代更希望获得带薪病假,这反映了福利制度在快速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福利的态度”。[22]北欧目前正在调整自己的福利国家制度,逐渐向西欧靠齐。相信“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将作为一段历史最终会画上句号。

四、结论

综上所述,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以及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之根源和对策上,与前述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公有制的老路走不通,私有化的邪路走不得,主张在否定公有制权力道德化的前提下,眼下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范围内应“公有制、市场经济为体,私有制、计划经济为用”。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对应,社会福利制度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基本消费资料公有制——非全部消费资料而是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消费资料公有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并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成功的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即在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的消费资料上实行公有制。科学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生活消费资料公有制,只不过是财产公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而政治公共权力与公有制有着天然的渊源和联系。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是追求财产公有制,但一定不能忘了其必须建立在政治公共权力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是政治公共权力公有制,即国家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在此基础之上再进一步追求财产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基本生活消费资料公有制。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用资本主义来指称西方国家是恰当的,因为那时西方国家的选举权都是有财产资格限制的,只有极少数人有选举权,广大工人和农民是没有选举权的。因此,当时的西方国家的政权确实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随着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争取普选权的运动,财产资格限制逐渐被放宽,在已经实现了普选权的现代西方国家,其政权已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政治公共权力公有制——尽管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局限。何况现今的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实行了高额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等,这些说明目前的西方国家已很难称之谓那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学者已把这种现代资本主义命名为社会资本主义。如刘福垣先生就提出“社会资本主义”,并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私人资本主义与社会资本主义是时间上继起、空间上不并存的两个历史阶段”。[23]罗尔斯晚年曾得出结论,能够满足其正义二原则的理想型政治经济制度只有“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或者“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我们以为,其实二者或许会殊途同归合二为一,最终都通向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能一直保持路径的正确,中国今后的改革实践将证成这一点。

参考文献

1、韩东屏:《不消灭私有制也能消灭一切剥削——兼及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利润构成理论的修正》,《河北学刊》2014年第5期

2、曹思源:《国有制要逐步退出竞争性产业》,《爱思想网》2008年6月16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9213.html.

3、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60页

4、张思平:《布局调整仍是国有企业改革主要任务》,爱思想网2017年10月10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6370.html#.

5、《理查德·尔沃夫:21世纪新社会主义正在形成》,晓舟编译,《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10日

6、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9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页

10、哈贝马斯:《福利国家的危机与乌托邦力量的穷竭》,《哲学译丛》1986年第4期,第64页

11、舍温·罗森:《交易成本与内部劳动力市场》,威廉姆森、温特编:《企业的性质》,姚海鑫、邢源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13、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6页

14、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9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7页

16、参见托马斯·皮克迪:《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17、参见张衍阁:《制造业成本上升:工资增加是主因》,《经济观察报》2007年2月23日

18、同上

19、参见韩东屏:《不消灭私有制也能消灭一切剥削——兼及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利润构成理论的修正》,《河北学刊》2014年第5期

20、参见Nima Sanandaji:《北欧神话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成功?》,原载于Foreign Affairs, Kev & 爵士时代蓬蓬裙 & 林武凯 & 伍豪编译,《人民论坛网》2016年9月6日,http://www.rmlt.com.cn/2016/0906/439172.shtml.

21、转引自孟翔飞:《金融和道德双重危机下的模式和道德建构》,《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22、参见Nima Sanandaji:《北欧神话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成功?》,原载于Foreign Affairs, Kev & 爵士时代蓬蓬裙 & 林武凯 & 伍豪编译,《人民论坛网》2016年9月6日,http://www.rmlt.com.cn/2016/0906/439172.shtml.

23、刘福垣:《新资本论大纲》,《上海思想界》2014年第7、8期

【虞崇胜,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何路社,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与公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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