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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反转峥嵘岁月;看今朝,拒基改砥砺前行

2019-1-1 23:5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251| 评论: 0|原作者: 侯马|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摘要: 在“人民食物主权”网络成立五周年之际,我们奉上这篇文章,一是总结历史经验,向国内外的反转人士致敬;二是希望让更多人认清基因改造农业与资本勾结的本质,让我们的反转队伍更壮大!

食物主权按: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始于1996年,以孟山都公司在美国推广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种植为标志。生物科技公司打着转基因“解决全球饥饿”、“减少农药使用”等旗号,试图在世界各地大肆推广。

可是,资本的势力有多强大,民众的反对声音就有多强大。各国人民以不同的形式加入到反转运动当中,怒指转基因种子及其配套农药危及粮食主权、破坏小农生计、损害消费者健康的恶行。

2018年,臭名昭著的孟山都公司已从历史的舞台消失,“转基因”一词也成为众矢之的。可是,生物科技公司并不罢休,开始转向“基因编辑”的推广。

在“人民食物主权”网络成立五周年之际,我们奉上这篇文章,一是总结历史经验,向国内外的反转人士致敬;二是希望让更多人认清基因改造农业与资本勾结的本质,让我们的反转队伍更壮大!


一、转基因基本知识

1. 转基因作物的分类

1) 抗除草剂作物—抗草甘膦大豆、玉米和棉花


草甘膦本是一种金属螫合剂,用于对商用锅炉和管道的清理或除垢,后来被孟山都的科学家发现具有除草剂的功效。

草甘膦的作用原理是抑制植物中的EPSPS酶,从而使杂草无法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而枯黄。由于农达草甘膦配方除草剂不区分作物与杂草,会把两者一并杀死,1996年孟山都推动抗农达转基因大豆(Roundup Ready)商业化种植,其主要原理是在作物中转入一种名为CP4-EPSPS的基因,使作物耐受草甘膦。[1]

除草剂给人体和自然界带来许多有害的影响,受到科学家和农业、环保组织的批评。2015年,世卫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认定草甘膦为2A级“对人类很可能致癌物”。[2]

a. 对人体和哺乳动物的影响。

草甘膦除草剂是通过抑制EPSPS酶的活性从而切断“莽草酸代谢途径”,孟山都宣称人类和哺乳动物体内不存在“莽草酸代谢途径”,因而草甘膦对人和哺乳动物是安全的。

但实际上,人体有近一半的免疫细胞附着在肠道,产生人体80%的抗体,肠道细菌有“莽草酸代谢途径”,因此草甘膦会使我们肠道中某些有益微生物作用失效。[3]

2012年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发表了著名的毒理研究,发现喂食抗农达转基因玉米NK603或含低剂量农达饮用水的大鼠肝肾受损,并出现肿瘤。另外,2016年由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迈克尔·安东尼奥博士领衔的研究证实用极低浓度农达喂养两年的大鼠患上非酒精性脂肪肝病。[4]

b. 对环境的影响。

随着除草剂用量的增多,新的“超级杂草”不断出现;

草甘膦会改变土壤中的微生物平衡,使作物被条件性病原体(如镰刀菌)所感染;

除草剂的使用是导致蜂群崩溃症的重要原因;[5]

先正达公司的除草剂阿特拉津(Atrazine)导致雄性青蛙的性畸变。[6]

2) Bt抗虫作物:Bt抗虫玉米、Bt抗虫棉、Bt抗虫大豆、Bt抗虫大米

Bt毒蛋白由土壤中的苏云金杆菌分泌,能杀死鳞翅目(蝶和蛾)、鞘翅目(甲虫)和双翅目(蚊、蝇、虻)等等。

图片来源丨《科学创新季刊》

转基因专家声称Bt毒蛋白只作用于标靶害虫,但是其实存在广泛的非标靶效应,对从真菌、肠道菌、非标靶昆虫(瓢虫、水蚤、草蛉等)、蝴蝶和蜜蜂等授粉益虫,到哺乳动物等都有危害。另外,转基因Bt抗虫作物导致害虫产生抗药性,出现超级害虫,而且引发次生虫害泛滥。[7]

2. 转基因与杂交育种的区别?

转基因生物主要指使用生物技术,把跨物种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宿主当中。由于生物体有抵抗外源物种间基因传递的特性,所以需要特定的技术把外源DNA转入到目标生物当中。当前主要用的技术包括:基因枪转化法和农杆菌转化法。[8]

杂交育种没有涉及分子水平上的人工干预,因此没有破坏自然规律,还是一种自然的遗传方法。

转基因所依据的“中心法则”就是,一个基因决定一个性状。 但实际上,与自然过程相比,人工的转基因技术非常不精准。外源基因=启动子+编码DNA+终止子,因此插入外源基因会导致基因结构中的某些位点破坏,而带来非预期及不可控的结果。[9]

3. 近年发展的新型基因修饰技术(New Genetic Modification Techniques, NGMT)

新型基因修饰技术(NGMT)包括CRISPR-Cas9,TALENs,锌指核酸酶,寡核苷酸定向诱变,同源转基因,转基因嫁接,和RNA介导的DNA甲基化等。其中CRISPR-Cas9,TALENs,锌指核酸酶和寡核苷酸定向突变也被称为“基因编辑”(gene editing)技术。[10]

由于民众对转基因技术的反对,近年来科学家发明了以CRISPR-Cas9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不导入外源基因,而是通过诱变的技术来改变生物体的遗传物质,试图逃避监管。但是,这种技术与GMO一样,存在不确定性和突变风险。最近欧洲法院已经裁定必须将包括基因编辑技术在内的新型基因修饰技术的产品当作转基因生物一样来严格监管。

基因驱动 (Gene Drive)

上图为自然的两性性繁殖,后代有50%的机会遗传父母中的一个基因。下图为基因驱动的技术,
几乎可以保证在几代之内使所有的后代都拥有那个基因丨图片来源:ETC Group, 

基因驱动指利用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使特定基因有偏向地遗传给下一代的技术,以此达到蓄意灭绝某个种群或整个物种的目的。目前主要用于控制蚊虫,比如在非洲,生物科技公司把经过基因改造而无繁殖能力的雄性蚊子,释放到野外,试图让蚊子绝种,以控制疟疾。

这种技术造成生态失衡和破坏的风险很大,且不可持续,同时针对目标种群的基因驱动很可能逃离到非目标种群,造成潜在的破坏性后果。[11]

二、反转运动的几条主线

1、中国的反转运动

1) 反对转基因主粮产业化 

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发放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的7种作物:

耐储存番茄、抗虫棉花、改变花色矮牵牛、抗病辣椒、抗病番木瓜、转植酸酶玉米和抗虫水稻。

已批准商业种植的作物是:抗虫棉(1996年)和抗病番木瓜(2006年)。[12]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虽然取得安全证书,但是没完成后续的品种审定,因此未批准商业化种植。但是,近年来已经曝光许多非法种植的案例。

转基因科研的发展,与国家的政策推动有关。2004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公布,“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被列为重大专项之一(以下简称“转基因重大专项”),总预算超过200亿元。[13]

2008年,农业部在孙政才的主政下,“转基因重大专项”计划用15年时间投放240亿支持转基因生物的新品种培育。[14]2015年,“推进转基因经济作物产业化”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a. 转基因水稻

2004年湖北首次爆出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后的十年间,转基因水稻的非法种植和流通在中国从未停止。而以张启发为代表的转基因科学家非法发放转基因稻种给农民,并举办试吃活动愚弄包括儿童在内的消费者,企图达到“生米煮成熟饭”的效果。

可是,由于民众的反对声音,转基因水稻一直无法取得商业化种植许可。2019年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许可证书即将到期,转基因科学家势必会发动强弩之末的攻势,民众定会擦亮眼睛,直指他们的罪行!

2005年4月绿色和平发布调查报告,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面积至少2万-2.5万亩,湖北在2004年最少有950-1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15]

2009年农业部批准了华中农大由张启发院士所研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和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张启发是中科院院士,Bt汕优63转基因抗虫稻项目的带头人。他曾经担任过一家名叫科尼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正是华农一直以来有意泄露出转基因水稻的重要源头。

2010年1月,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批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许可证书的消息传出。3月份两会前夕,百名学者联合致信全国人大,建议撤销转基因水稻安全认证。李成瑞、韩西雅等老干部联名上书中央,建议撤销转基因安全证书。[16] 安全证书于2014年到期后失效,2015年又获续期至2019年。

2012年,湖南衡阳“黄金大米”儿童人体试验,事件曝光,舆论哗然,相关责任人受惩处。[17]

2013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要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

图片来源丨环球网

2013年10月,张启发在武汉华中农大组织“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类似的活动从五月以来已在全国28个城市开展,受到包括如《环球时报》在内的媒体谴责。[18]

2013年11月,绿色和平组织从武汉市场抽取15例大米样品,发现4例含有Bt汕优63转基因成分。2014年7月,央视《新闻频道》曝光此事。[19]

b. 转基因玉米

和转基因水稻相比,转基因玉米甚至得到更多的政策东风。按照转基因作物的3F推广路线:

Fiber(纤维类经济作物)—Feed(饲料作物)—Food(粮食作物)

玉米作为最主要的饲料作物,将成为农业部政策推动的重点。根据国务院2006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2016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转基因玉米的产业化势将在2020年有一个阶段性结果。

另外,孟山都MON10品系转基因抗虫玉米在中国的专利将在2020年过期,因此引发多家种子公司偷偷提前制种,“豪赌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开闸”,希望在2020年时抢占转基因玉米产业化市场。

但是,从玉米的生长周期来看,要在2020年达到上亿亩的面积,2019年就要开始大规模制种,2018年就要开始繁殖用于2019年大规模制种的转基因玉米亲本。现在2018年已经过去,转基因玉米产业化并没有开闸,但种子公司估计不会就此罢休。

据业内估计,转基因玉米在东北的非法种植已达1000万亩,随着转基因玉米的“辽沈战役”结束,下一步估计会攻坚“淮海战役”。[20] 以下内容为近年来教学科研单位与种子公司串通推动转基因玉米非法种植的活动。
 
2002年杜邦-先锋公司与登海种业合资成立登海-先锋公司,2006年又与敦煌种业合资成立敦煌-先锋公司。借此跳板,先锋公司完成了先玉335玉米在东北春播区、黄淮春播区和西北地区的种植布局。

2010 年9月,《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山西省、吉林省的多个地方老鼠绝迹,猪、羊、狗出现病态,共同特征是吃了“先玉335”玉米。先锋公司不承认“先玉335” 是转基因品种,[21]但是“先玉335”父本PH4CV的专利资料显示,PH4CV曾做过转基因修饰,系转基因品种。[22]

2013年9月 中国农大戴景瑞主持在农大玉米试验基地举行“转基因抗虫玉米现场体验活动”,他信口开河地宣布他培育的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6000多万亩。[23]

2013年底,海南省农业厅对三亚、陵水、乐东三个市县开展的南繁农业转基因作物执法检查工作中,有13家单位的15个样品呈转基因阳性,均为科研试验田块,其中玉米12个、棉花3个。[24]

2015年5至12月间,绿色和平对中国东北主要的玉米种植区之一的辽宁省进行的调查结果发现,沈阳市、锦州市和阜新市周边的县市有大面积的非法转基因玉米种植。[25]

在绿色和平披露东北转基因玉米泛滥的消息后,农业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非法转基因玉米的行动。这些非法制种田分布在新疆呼图壁、阿勒泰地区及伊犁巩留县、甘肃张掖市、陕西靖边县、内蒙古阿左旗等地。[26]

2) 北京市民状告孟山都  


2014年2月10日北京市民向农业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批准孟山都公司草甘膦除草剂“农达”进入中国市场、对其颁发“安全证书”所依据的中国有资质机构完成的毒理学动物试验报告。

随后,农业部回复孟山都公司草甘膦除草剂“农达”于1988年在中国取得农药正式登记,当时孟山都公司提交了由美国Younger Laboratories于1985年12月23日出具的毒理学试验报告。可是当杨晓陆等市民要求公布毒理学试验报告等原件时,农业部以涉及孟山都公司的商业秘密为由,不同意信息公开。[27]

2016年8月,来自北京和西安的市民起诉“农业部致函教育部阻碍各地学校食堂使用非转基因油信息不公开”案公开审理,原告要求农业部办公厅公开2011年9月28日给教育部办公厅要求阻止各地教育局下文要求学校食堂禁止使用转基因食用油的“公函”。12月,法院判原告败诉。

2018年4月,北京市民向农业农村部发起行政诉讼,要求立即撤销批准草甘膦除草剂“农达”在我国销售和生产的行政许可资质。
 
3) 黑龙江禁转


黑龙江省是重要的大豆原产地,大豆是黑龙江省四大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可是受转基因大豆的冲击,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已经从2005年最高峰的6323万亩下降到2013年的3105万亩,八年间减少一半。 

2016年12月,黑龙江省颁布法律,在省内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也“禁止非法生产、加工、经营、进境转基因或者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用农产品”,开启了中国第一个省级行政单位立法禁止转基因粮食种植的序幕。

2017年,政府出台《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实施方案》,去年大豆种植面积已恢复到5900万亩,总产量800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均为全国一半,居全国首位。

4) 反对中国化工并购先正达

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的消息最早在2015年12月传出,到2017年完成最后交割,430亿美元的价格创造了中企并购的世界纪录。期间,原化工部长秦仲达四次积极上书中央,要求制止这场并购。因为,先正达正面临一场金额高达130亿美元的官司。

2013年,先正达MIR162转基因玉米、Viptera转基因玉米还未获得中国农业部进口批准。然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先正达匆忙向美国农民推销尚未获得中国进口批准的这两种转基因玉米,造成中国大宗退运,美国市场玉米价格大跌。

之后,美国数万农民与粮商巨头起诉先正达,要求赔偿。 另外,先正达也是“黄金大米”的发明者和除草剂阿特拉津(莠去津)的专利拥有者。
 
5) 崔永元的反转


自2013年起,崔永元与方舟子因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展开论战,同年12月崔永元到美国考察转基因安全性问题,采访了50多位人士,包括科学家、农业活动家和消费者,拍成了纪录片《小崔考察转基因》,随后在网上发布,获得过亿的浏览量。

纪录片的重要发现是“美国人稀里糊涂地吃了17年转基因,根本不是放心地吃。”

自2014年起,崔永元每年都在政协提出“转基因问题提案”。2014年,反对转基因滥种。 2016年提案为“严查农业部有关官员在转基因监管中的严重失职”。2017年提交两个提案,分别为“关于追究农业部在转基因监管上失职的提案”和“关于基因编辑农作物监管问题的提案”,引发公众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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