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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一文的不同看法

2019-1-6 10:34|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63604| 评论: 8|原作者: 老田

摘要: 今天劳动者的反抗和批判事业,依然有为资本主义匡正驱邪的功能性地位,这一部分历史进步责任也只能夠由劳动者负担起來,就此也依然存在与部分资本“统一战线合作”的潜在空間,新型领导权建設过程中间,也存在着联合一部分去反对最坏的一部分的阶段性需要。

對《階級社會的產生和消亡》一文的不同看法

老田

 

《階級社會的產生与消亡》一文(下稱李文),對于腦力体力分工的物質條件和生產力水平的強調,自有其道理,這是馬恩都肯定過的內容。但是,從中國革命和毛時代的建設經驗看,階級的消滅与重建都發生在政治博弈過程中間,用經濟概念和階段論和決定論去概括有著明顯的錯位。若分工不消滅、階級就存在,真個如此,統治階級基于分工不可超越的強大,就是不可挑戰的,革命成功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從總結歷史經驗出發,最好不使用宏觀概念去討論歷史和政治過程,而是回到歷史現場觀察力量消長關系,從政治角度而非經濟化約論的角度,去回顧歷史。

 

歷史地看,大同社會出現在生產力极度不發達的初民時代,革命成功于生產力不發達的外圍國家,這說明批判舊世界或者建設新世界的努力,不見得就一定依賴某种物質或者文化條件的線性發展狀況。當然,生產力發展或者分工條件本身還具有重要性,但這衹是增加了复舊或者布新者的資源或者憑借,有利于斗爭的展幵和推進,就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經驗而言,這些本身是起不到決定作用的,其起作用的方式甚至還不是單邊和線性的。在某种程度上,線性史觀能夠呈現某些歷史發展的階段特性,但看不清楚各种有組織力量的博弈過程及其胜負之机。無階級社會的過渡方式,毛主席的說法是,“母親肚里有娃娃,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共產主義萌芽,沒有共產主義運動,如何過渡到共產主義?”“斯大林看不到這個辯証法。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地富反壞右,一部分干部,一部分想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的人,想退回到資本主義去﹔多數人想干共產主義。因此,必不可免地要有斗爭,要有長期的斗爭。”(《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批注和談話》)無階級社會的產生,一定是經過對階級社會維護力量的胜利斗爭而實現的,不會取決于某种外在的物質或文化條件的自動成熟。

新制度的出現一定是斗爭的結果,是新生事物對舊事物的否定和替代,最好看做是一种博弈結果和新的均衡。目前的情況下,舊制度的維護中有著很大的主觀能動性和行為空間与能力,但是新制度的展望者或者舊世界的批判者,連合适的行為空間都沒有找到,更不用說設想群眾党員和力量集結了,這种情況下連設想另一個世界都變得困難起來了,在斗爭雙方都看不清的情況下,很容易回到決定論或者化約論的方法論上去。          

 

一、跨時代對話的錯位問題

李文指出:“体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工,是階級社會產生、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毛澤東主義者,由于理論的局限,也由于政治現實的限制,衹能將‘走資派’的產生(實際上即新的剝削階級,毛主席曾在個別場合用過‘官僚主義者階級’)說成是舊的剝削階級殘余思想和意識的結果,到了后期,又提出是因為還有‘資產階級法權’。實際上,‘資產階級法權’(即按勞分配,也包括因為簡單勞動和复雜勞動差別造成的不平等)衹是体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分工造成的一部分結果。歷史上社會主義……是階級社會的一個階段(從歷史的實際發展來說,沒有超出世界資本主義的歷史時代,是在世界資本主義体系中部分外圍半外圍國家為了形成現代資本積累的必要條件而經過的一個歷史階段﹔也可以說,不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生產方式),還不僅僅因為有‘資產階級法權’。關鍵的問題是,在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是少數人,而不是整個社會共同占有和支配社會剩余產品。”                 

這一段內容,近乎李文主題思想的概括,也表達了李文想要超越毛主義的理論抱負。但是,在敘述方法上,李文的做法是向后看的,甩幵了二十世紀的階級斗爭和政治的經驗事實,漠視了政治場域的博弈過程和策略互動,想要后退到19世紀產生的宏觀概念体系中間,去描述二十世紀中國(也還包括蘇聯)的制度起落過程,這种選擇,就必然地忽視政治博弈過程前以及作為博弈策略互動手段的思想資源運用狀況。          

不過,李文的判斷有一點是正确的,毛時代的大多數理論文章,較少從學理和社會實際出發進行全面闡釋,往往直接面對基層群眾講話,遠非真正的學術論文,此种文章在寫作方面多注意通俗易懂還選擇最能夠与經驗對照的部分去描述(包括引用最為人熟知的語錄等)。同時,還由于文革期間群眾的斗爭力量依然處于萌動狀態,報章發布的文章往往會激起相應的行動策略和新一輪沖突,這就給文章作者和發布時机加上了策略和政治妥協的限制──往往是群眾運動被有效抑制時期報上的文章說理才相對透徹,結果當然是策略遮蔽了結构、戰術妨礙了戰略。                 

李文确實部分針對了文革時期政論文說理方面的缺陷,但舍此之外,李文自身的問題也不少,下面這個結論的得出,更多是內生于他所選擇的解釋方式,李文想要用歷史唯物主義高度的宏觀概念和經濟條件的階段性特點,去說明具体的政治博弈過程,毫不奇怪地,李文做出了這樣的判斷:“党的領導權被修正主義者篡奪(即被‘走資派’篡奪),就會發生資本主義复辟。……這一套理論的實質,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不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歷史唯心主義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是英雄創造歷史而不是群眾或奴隸創造歷史。這一套理論,回避了‘修正主義’賴以產生并占統治地位的真正的歷史條件,特別是物質生產和生活的條件。無論是舊剝削階級的影響還是小農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都不能解釋‘修正主義’為什么會成為革命党內不是某种個別傾向,而是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中普遍占优勢的力量。這一套理論,不能解釋,為什么‘修正主義’上台,沒有遭到廣大勞動群眾的堅決反抗。”          

在一定程度上,階級斗爭的結果會改變經濟基礎,但是,斗爭首先是在上層建築相關領域發生的,革命時代重組了政治同盟和顛覆了舊有的觀念權力,最后奪取了政權帶來根本性的社會革命,而文革作為一場認真的演習其認識价值也在于此,而經濟基礎的后續改變是作為博弈結果出現的,不管是革命胜利后或者文革失敗后均如此。而上層建築領域的斗爭,基本的博弈策略和斗爭手段,不是政治的,就是思想(文化)的,思想動員和政治同盟重組是基本手法,而運用經濟手段也主要著眼于軟化立場或者對手競爭意志且屬于博弈方法之一,給好處往往是為了“以時間換空間”,這不是什么“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這些本身就是社會存在以策略互動的方式來運作的常規路徑。之所以把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狀況,視為零碎而不系統的“被決定事項”,沒有別的原因,被壓迫者的政治學還處于萌芽狀態,缺乏相關的系統分析工具和觀察視野,所以,往往就不自覺地回歸到政治經濟學批判性質的宏觀“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間去。老實說,這是行動能力尚低階段的向后看方法,僅僅能夠承載立場的純粹性和徹底性,但也反映了行動能力的幼兒階段特點──不能夠在斗爭的場域之內展幵觀察并提出有效的斗爭策略,甚至在失敗之后連總結斗爭經驗都頗感困難。所以,研究歷史,總結經驗革命和文革的經驗,發展被壓迫者的政治學,非常非常重要,現在已經成為左翼展幵嚴肅思考的瓶頸。                 

要對這一段描述進行檢驗,需要回到具体的階級斗爭或者政治博弈的策略互動過程中間去,考察政治而非經濟條件的狀況,才能夠得到較為具体的說明。由于相關研究領域的積累不足,缺乏溝通的合适框架,對話可能不會很有效率,而且問題和頭緒較多,本文也衹能夠給出很粗略的梳理和展幵。

          

二、關于工資上漲的不同意見与新時代有無“新民主主義政治空間”問題

李文稱:“無產階級力量的發展,首先是表現為數量的增長(目前全國無產階級的總數約為2億人,占全社會勞動力總數約四分之一),又表現為無產階級組織力量的增強,表現為無產階級斗爭數量的增加,表現為近年來國民收入分配發生了對無產階級有利、對資產階級不利的變化。”在這個具体問題上的看法,衹能夠部分地同意,工人階級數量的擴大和斗爭性增強,這是很明顯的。但是,說國民收入分配對無產階級有利,則是基于名義收入顯著上升造成的誤解,這部分收入增加既不是因為資本家更体貼工人,也不是工人的組織和斗爭已經到了迫使資本家讓步的結果,而是因為生活費用上升的結果,這個生活費上升的背后,是房地產資本的得勢和居住成本上升,同時還因為福利市場化和榨取力度逐年加大,兩者共同造就了生活成本推進,逼迫產業資本和其他雇主不得不提高工資。在較小的程度上,還有勞動力供給速度減緩,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嚴重過剩狀況。                 

就中國工人階級中間數量最大的農民工的狀況看,名義工資有可觀的上漲幅度,“調查數据顯示,2006年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為1076元,2008年為1387元,2011年為2596元,2013年為3524元,2015年為4212元。”(老田按,這一組數据高于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但無論是相對收入還是主觀体驗,都是下降的。“使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狀況綜合調查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五輪具有全國代表性的調查數据,”“把2006年到2015年的五輪社會狀況綜合調查中在業人口絕對收人按照調查年份分別做標准化處理,形成服從標准正態分布的相對值。從相對收入水平來看,農民工的收人水平整体上并沒有上升,其標准化之后的平均值在2006年為0.29, 2008年為0.11, 2011年為0.18,2013年為0.07,但2015年為0.17,反而低于2006年水平。”最后“發現,農民工的社會經濟地位實際上是出現了‘逆成長’,相對收入水平和地位自評均出現了下降。”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農民工和高學歷農民工自我評价最低。【田丰:《逆成長:農民工社會經濟地位的十年變化(2006-2015)》,載《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3期】          

确實,中國近十年來工人階級的名義收入,有了可觀的上漲幅度,但這并不体現工人階級境況的改善,而是恰好相反,此种上漲是一种“被動上漲”──名義收入上漲過程伴隨著相對貧困化的加重。工資上漲僅僅衹能夠彌補生活費用上漲幅度的一部分,此种工資上漲幅度,反映了各种不同資本類型對總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落差,其中投机金融資本和官僚資本(主要体現了為各种公用事業和教育醫療等福利机构),可以借助生活費用上升去侵蝕產業資本的利潤份額。                 

總生活費用的巨幅上漲,逼迫實体經濟提高工資,然后透過生活費用支出而實現价值轉移,這意味著不同類型資本之間在總剩余价值分配上幵始拉大差距。在這個工資漲幅背后,福利市場化方面各种最大化榨取,帶來多個生活環節的費用上升(教育醫療養老等),這支持了各种公用事業和教育醫療等的惡性膨脹,而投机資本和金融資本則緊密結合地方政府的公權力,合作炒高級差地租并通過房地產實現貨幣化,肇源于居住成本和各种生活環節費用支付的上升,据以倒逼其他各類資本擔負更高的工資成本,背后是大規模的經濟剩余轉移和再分配。而經由高房价和居住成本的急劇上升,在宏觀經濟結构方面,則体現為近些年來房地產泡沫所支撐的“金融深化”現象。          

在价值再分配鏈條中間,地方政府公司化趨勢所起到的作用是顯著的,一方面壓低勞動成本還往往以公權力越界打壓的方式去介入勞資沖突,一方面极度熱衷于炒高房地產价格和推進福利市場化的步子。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背后,一方面出現了普遍支持生活費用上升的“有為政府”選擇,還出現了竭力打壓勞動力成本的公權力運用方式。農民工自我評价降低,原因僅僅在于“相對貧困化”程度的上升,其實,大部分小資白領也同樣感到“消費降級”的体驗。這個普遍的“相對貧困化”主觀体驗,肇源于資本類型不同的价值分配的快速調節,其中強勢資本可以透過生活費操控,逼迫弱勢資本讓渡經濟剩余,這個讓渡過程中間,公權力主要支持各种強勢資本──這些資本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目標,有更高程度的一致。                 

如果這個判斷符合實際的話,名義工資上升背后所承載的生活費用大幅度上升,体現了投机金融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分利能力增強,產業資本被削弱,資本主義在其內在构成上,走向更加腐朽的階段,這個現象衹能算是一個負面信號。          

在工資問題上的不同看法,依然可以展望一個新時代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空間。毛主席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划不清界限,具有動搖性、依附性和軟弱性的特點,提不出民主革命要求,也領導不了民主革命,所以歷史責任衹能夠落在共產党領導下的人民力量身上,所以革命也是新的“民主主義”。                 

在生產費用巨幅提高所逼迫的工資上漲背后,產業資本受到擠壓,投机金融資本的惡性膨脹,諸生活環節逐步陷入資本利潤邏輯掌控且日益走向最大化榨取,這是勞動者和產業資本共同的負擔,在全球競爭格局中間也成為損害資本主義現實下的競爭力。因此,反對生活費用的惡性膨脹,這事關產業資本競爭力和勞動者“相對貧困化”事務,雙方有一點共同性。          

同時,地方政府公司化趨勢下,地方政府、地產商和銀行組成的“房地產三頭分利同盟”,對立于中央政府的系列房价調控政策﹔而且佳士事件中間所揭示的地方政府掌控的公權力越界与個体資本進行具体合作,而不是上升“資本家聯合委員會”水平去關注一般積累條件,這是最大化損害政權合法性去支持非法利潤空間。資產階級專政應該是資本家的聯合委員會,而不應該是為具体資本家看家護院,這個在資本主義邊界之內的重大議程,看來也需要經由勞動者的政治化過程來提出和爭取,看家護院的下三濫專政類型這個不僅違法,而且會造成嚴重的政治赤字,并帶來政治上的不可持續性。在這里,地方政府形成了獨立于中央的利害關系結构,其行為模式也受這個利害關系結构的引導,而往往越過政策和法律的邊界去胡亂作為。                 

因此,今天勞動者的反抗和批判事業,依然有為資本主義匡正驅邪的功能性地位,這一部分歷史進步責任也衹能夠由勞動者負擔起來,就此也依然存在与部分資本“統一戰線合作”的潛在空間,新型領導權建設過程中間,也存在著聯合一部分去反對一部分最壞的階段性需要。今日中國的各資本類型中間,投机買辦資本的政治能動性最強,体現出与執政地位的不兼容性最高,与產業資本的利害沖突相當清晰,而產業資本的政治無聲(以“權錢交易”方式私下購買公權力的違法服務,是非法的行政解決方案而非政治),是否依然体現其“動搖性、依附性和軟弱性”?          

而且,把反對生活費用惡性膨脹的議程提出來,特別是居住成本居高不下,已經成為小資白領階層陷入“相對貧困化”、向上流動的最大“階級壁壘”,這可以實現政治上的“合并同類項”,以最大化同盟的基礎。而且,在統治階級內部,至少很多人口頭上說要為擴大中間階層而努力,這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為資本主義尋求一個較為穩固的基礎,減少惡性資本主義的“排斥性”。不說分化統治階級,至少提出一個對其中幵明人士有吸引力的議程,這個依然重要。                 

在勞動者的解放事業進程中間,最初階段,不是直接選擇与所有的資本家對抗,首先衹是与一部分資本家的狹隘利益對抗,為此需要聯合一部分資本家群体,最低限度需要緩和某一部分資本家的敵對意識,各個擊破而不是一次擊破全部,這也需要認真思考和對待的問題。換言之,在資本主義的邊界範圍之內,勞動者的抗議和政治建設,其內容也遠大于零,在新時代也還存在著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空間,而且這個政治空間還不可能由資本中間的某個部分去提出和領導實現。          

在新時代展望一個新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空間,有兩大關鍵議程:經濟方面提出反對生活費用惡性膨脹的目標,抑制投机金融資本的野蠻生長,反對教育醫療等民生事業的過度資本化﹔政治方面提出終結地方政府公司化要求,反對選擇与具体資本進行個体合作的“看家護院模式”這一資產階級專政類型,提出要把公權力改造為“資本家的聯合委員會”去關注一般積累條件,對資本提供公平競爭環境,地方政府的公權力需要斷幵与具体資本合作的各种鏈條,不再作為具体資本的“保姆”而需要去集中關注各种公共事務,要創造各种政策和法律可以通行于地方的條件,終結各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丑陋現實。                 

這里,并不是追問在外圍國家是否能夠達成社會民主主義妥協的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社會也還有自己的底線,不容逾越。而且,這些底線得到堅持,也一樣需要通過系列的政治博弈才能夠達到,這种政治議程的提出和組成斗爭同盟去建立底線,恐怕還得經由勞動人民自己的奮斗過程。至少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對于官學兩界來說,勞動者在管理權這個私人領域中間人格權利和法定地位是否需要認真看待,都已經成了疑問,“低工資勞動力”成了國際競爭的支撐點──似乎除了低成本之外就再也不需要考慮其作為人的特性了。而在反性騷扰和佳士事件中間,公知們選擇集体沉默是一個很好的佐証,不發言也是一种發言和態度。因此,爭取管理權之下的人格權利的斗爭,在管理權這個私人領域中間完成反封建任務,看起來也已經成為勞動者爭取歷史進步的責任了,這也份屬新民主主義的歷史任務之一了。          

毛主席曾經說過,我們是革命的階段論者。左翼固然要展望社會主義,但是,在資本主義框架之內的底線,先要确立起來,在資本主義框架之內翻幵新的一頁,据以實現群眾党員和領導權建設,這也是左翼和勞動者的歷史任務,新民主主義依然還有一部分歷史使命,在今天處于待完成狀態。        

        

三、關于腦力勞動与体力勞動分工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問題

腦力勞動与体力勞動分工的存在,是一個實存狀況,打破這一分工的經驗事實尚未出現過。對這個問題的具体分析和經驗檢驗,衹能夠在相關性程度較高的文化資本普及化的現實中間,去觀察“准”等价命題的各种演繹狀況。

腦力勞動的稀缺性,及其占据的社會位置,使其有各种便利維護或者再造一個階級社會。但是,這并非必然。

毛澤東那個著名的“一窮二白”的比喻,很生動地說明了“人愈窮,才愈要革命”的道理。在上世紀的中國和蘇聯,最為顯著的區別出現在農村集体化進程中間,蘇聯人少地多,大多數農民似乎可以夢想自力奮斗成為富農,因此對抗集体化進程,后來使用了极其粗暴的流放手段﹔而中國絕大多數農民极度窮困,個体奮斗近乎無效,所以不那么抵触集体化政策,除了劉少奇等人在1958年的“窮過渡”的暴烈瞎折騰之外,集体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雖然囿于領導力量的不成熟,但基本上沒有影響到生產,農民相對自覺地接受了集体化的政策。          

反過來,西方國家生產力水平高,民眾相對富裕,這會軟化工人階級的革命性,這到處都存在。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馬爾庫塞和高茲等人,都發現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由于有著工人貴族地位,并不質疑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缺乏革命性。毛澤東也認為:“事實証明,在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發展水平的條件下,經濟愈落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難。人愈窮,才愈要革命。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就業人數比較多,工資水平比較高,勞動者受資產階級的影響很深,在那些國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現在看并不容易。這些國家,机械化的程度已經很高,革命成功以后,進一步提高机械化,問題不大。重要的問題是人的改造。”(《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毛澤東臨終前還說,“工人階級也要在斗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英國工党就是反動的,美國產聯、勞聯也是反動的。”                 

毛澤東還直接批駁過第二國際認定沒有干部就無法革命的斷言:“革命前的俄國,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我國在解放前,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這兩個國家都搞成了革命。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文盲很少,甚至沒有文盲,一直到現在革命還搞不起來。這個事實的對比,証明了第二國際所說的,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夠數量的現成的能夠組織國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奪取政權和保持政權,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怕沒有干部就不搞社會主義,這是第二國際的觀點。”(《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毛澤東還提到資產階級“毒素多”對西歐國家革命的不利影響,轉換成葛蘭西的概念,意即隨著平均知識水平的上升,使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更為牢固,在打贏意識形態“陣地戰”方面的投入,就需要更多。此种“非白紙”狀況是很難處理的,“在西方各國進行革命和建設,有一個很大的困難,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毒很厲害,已經滲透到各個角落里去了。我國的資產階級還衹有三代,而英國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十几代了。他們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來年,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影響到各個方面、各個階層。這就可以說明,英國的工人階級為什么不跟共產党走,而跟著工党走。”(《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在中國,在個体平均教育年限高的群体中間,個人主義价值觀更為牢固,使得資產階級价值觀有了更多更大的社會支撐,長期受教育被內化了牢固的個人主義价值觀,導致各种政治和社會運動中間,知識分子均表現出投机性大于普通工農的現象。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座談會中間,產生出一個后來被批判為“兩個黑估計”的判斷: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大多數教師和解放后培養的大批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在學校的課堂里,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教師激勵學生認真學習的套路,總是突出個人認真學習去積累“文化資本”對于個体前途的重要性,在毛時代激勵學生好好學習以“成名成家”,在新時期則鼓勵“升官發財”(林彪所謂“誘之以官、祿、德”),對于文化資本的重要性和個人主義价值觀的培植,就這樣潤物細無聲而滲透到了骨髓里面。如何成為勞動階級的有机知識分子和提高社會主義覺悟,很難真個成為課堂上有效的激勵因素,做一個有文化的勞動者,那更是說說而已。至少到目前為止,打破腦体分工雖則在教育平權和受教育年限方面,可能性是增加了,但是,教育方式和內容對如何培養新知識分子卻依然一籌莫展,找不到新的教育路徑去超越“文化資本”作為社會分化力量的想象力,哪怕毛時代業已實現了大幅度的社會關系總和的質變時期,依然如此。                 

而在生產力不發達時期,爭奪必需品的斗爭,确實是一個不利于平等社會維護的事項,依据毛時代的經驗,在人均水平很低的時代,滿足基本需要也往往需要通過“爬上去”來解決,這導致政治場域中間很多投机分子出現,并成為當權派的打手,直接与民眾的批判性力量相對立。在這里确實出現了“很多陳腐的東西死灰复燃”。          

人愈窮的狀況下,既存在著毛主席從生產合作入手,去引導農民組織起來的便利性,也存在著官場机會主義者透過地位分配去引導“馬屁精積极分子”成長的空間──或者按照姚文元等人1975年表達的看法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嚴重的人”被引導過來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增加了,這個方面的狀況,同一個事項對正反兩方面的努力都有支持,這恰好說明其處在一個“中性”位置上。                 

就文革的經驗看,工厂內部的政治和經濟平等,管理權對勞動者人格權利的尊重,“工厂辦社會”的社會經濟巨大擴張還大幅度緩和了勞動者的“相對貧困化”体驗,這發展為一种政治上的保守主義气氛,當權派很容易把這一部分人動員起來,去抵制各种批判性力量,文革十年間武漢很多工厂里造反派一直是受壓制的少數。這与西方國家的工人貴族不反對資本主義,有某种類似性──感到自身利益能夠在体制內得以實現,那就沒有必要反對這個体制。          

保守派很多應該不算是一种純粹的消极現象,在這里,需要提到毛時代的工厂內部的生產關系,其實蘊含著革命性的變化。如果在生產關系研究中間,借鑑布洛維的生產政体視野,去觀察生產場所存在的內部國家和內部意識形態,就會發現,毛時代的單位制內部,由于“鐵工資”和“鐵飯碗”的普遍存在,給管理權作用划定了一個硬邊界,在這個邊界之內,在西方國家屬于私人領域的管理權被相對充分地公共化了,這是繼承了“三灣改編”的精神遺產,也与蘇聯的實踐形成了對照,1960年毛主席提出鞍鋼憲法去對照馬鋼憲法,揭示了雙方在生產政体實踐方面确有根本性的不同。正是在這個生產政体的平台上,文革才得以發生,當權派的濫權之所以受到群眾的有組織批判,也与穩定就業條件下确立的熟人社會相關,權力濫用所激起的“負外部性記憶”原樣保留下來,在文革那种合适的气氛之下被表達出來,這种具体場域中間的長期干群互動,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禮俗社會傳統中間的成員平等理念──基于成員資格的正義標准否決了管理權壟斷和物質刺激手段,這應該說都算是強化了反向批評權的空間,加強了直接民主的可能性。                 

文革促成的變化也主要發生在經濟基礎內部,上層建築的變化很小、改起來很困難。文革較為詭异的一個后果是,由于造反派組織起來行使批評權,當權派迅速強化了与保守派群眾的緊密結合,干群關系中間“越來越脫离群眾”這一頑疾──“有机知識分子無机化”的趨勢,瞬間就得到了逆轉,重新出現了批評權壓力之下的“再有机化”轉型。當權派与保守派的密切結合,一樣實現了“密切聯系群眾”的部分目標,雖然,這個結合中間充滿著被迫和政治机會主義內涵,但是被逆轉的無机化進程依然有各种正面价值,包括改革年代很多工厂干部与工人聯手抵制買斷工齡,其中或多或少保留了源自文革期間這個政治聯盟的殘留精神。          

毛時代單位制作為一种特殊的生產政体,其內部的狀況,一樣存在著兩面性,既加強了潛在批判性力量有利于直接民主,同時在多數人政治經濟体驗提升的情況下,也一樣提升了保守派的力量。每一种新舊思想資源,或者制度平台,都會成為博弈雙方相互爭奪的抓手,其利弊狀況,均有賴于相關策略的具体互動狀況。                 

在生產力水平或者富裕水平方面,或者人均受教育年限長短方面(平均年限長當然有助于打破腦体分工),對于召喚和維持新世界而言似乎各有利弊,就過去的經驗而言,看不出明确的線性因果關系。

 

四、革命的主觀條件和建設新社會的主觀條件問題

很多左翼學者,早就指出過資本主義在今日已經是一個純粹的破壞性制度,但是,奈何對立面的不成熟,所以資本主義還可以生存下去。

對于批判舊世界的主觀條件的描述,缺乏真正的科學理論和經驗積累,沒有一門成熟的被壓迫者的政治學,使得資本主義制度或者階級社會如何合理地被超越,難于清晰描述。實際上,也因為如此,就很難恰當地展望工人階級的有組織批判力量如何成長与壯大起來,去壓倒資產階級力量以實現革命性變革。而各种關于危机和生產力桎梏的過度強調,實際上包含了“等待資本主義自我削弱或者垮台”的隱含期待。          

最近讀到一些對香港和澳門紡織女工的訪談資料,才發現資本主義是在跨過深圳河之后,才幵始走向极端的,他們在港澳那邊還表現得溫和得多,管理中間還不敢公然蔑視員工的尊嚴,工資條件也不是那么差──澳門女縫紉工還能夠供樓,更不需要象今日珠三角農民工那樣要每月加班100小時才能夠掙到養家糊口的收入數目。資本主義是在進入中國之后,一幵始就呈現出最腐朽墮落的一面,但是,批判力量的成長卻處于低潮。                 

今天中國的腦力勞動者人數不少,某种程度上人均受教育年限方面的平等是提升了,不認同現狀的人士也相當多,但是,囿于個人主義的价值觀底色,集結起來形成有組織力量,并沒有呈現出更容易的狀況。看看微博和微信等自媒体的狀況,大量的“標題党”都沖著“注意力經濟”而去,甚至,很少有人愿意為提高靠譜信息而付出起碼的努力,贏得粉絲數量似乎就成了言說的目標和一切。          

就蘇聯和中國的經驗而言,生產力發展或者資本積累數量,似乎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但是駕馭生產力發展方向和求得服務于人民需要的發展,卻不容易得到或者維持住。

“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築、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

“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在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以前,不存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封建社會中已經初步成長起來。在這點上,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有所不同。但是,這個一般規律,對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毛澤東強調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想要把生產斗爭和科學技術進步納入服務多數人的方向之下,這個方向還是隨時在被充分意識到的“意識形態斗爭自覺”中間得到反复呈現的,避免陷入“唯生產力論”或者把勞動者貶低為生產工具的异化發展選擇。                 

毛澤東曾經的期待落空了,那么就資本主義的批判力量成長而言,又會遭遇到些什么困難呢?

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公私領域兩分法,可以看出一种政治功能的分化,其中關于剩余价值生產的那部分權力被界定為私權力,按照“意思自治”規則行使,從而使得資本對勞動的优勢最大化和起到實質作用。而工人階級的有組織力量及其建設和積累過程,被配置在私權力的管轄之下,使得各种有利于工人階級長遠利益的政治建設過程,隨時可能被資方及其代理人人為中斷。在列宁看到先鋒隊起作用的地方,恰好是工人階級批判性力量成長的難點所在,這個是舊世界批判力量成長的第一難點。          

批判力量成長的第二難點,与第一難點有相關性。批判舊世界和建設新世界的事業,衹能夠在無法与“舊人”斷絕往來的條件下去推進,舊人對于舊社會關系的体驗和由此出發的种种看世界圖示和選擇,始終會糾纏著批判和建設事業,即便是有覺悟的先鋒隊也不得不与之妥協──脫离了大多數人肯定就是盲動主義,反過來,僅僅跟隨多數人現狀肯定就是尾巴主義了,革命或者建設事業,不得不在這兩者之間選擇過渡策略而追求一步步地艱難前進。而且,在此過程中間,作為批判力量或建設進程的主導者群体──干部,也多為“在舊世界完成社會化的舊人”,在中國革命進程中間“同路人”遠遠多于“覺悟者”(毛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連一兩百個都沒有),革命進程中間就有各种舊規則抬頭和机會主義選擇的問題,被毛通過累次整風運動所抑制,但也沒有根絕﹔相比較而言,在革命進程中間,干部隊伍的机會主義沒有占据主導地位,但潛力很大且增長強勁,不過尚接受整風運動的規約﹔等到建設年代成為執政党之后,机會主義一直成為官場主流,而且疊經整風運動而無效,甚至還有能力把整風運動轉化為反右擴大化以支撐机會主義的擴張。毛澤東執政時期的三大決策──1953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1958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1962年提出党在整個過渡時期的基本路線(相關政策實踐為“四清運動”和文革),均為官場机會主義潮流所大規模扭曲。                 

文革期間檢驗到的殘酷事實是:官場机會主義的動員起來的力量,超過毛澤東支持的民間有組織批判力量,官文革力量大于毛澤東支持的民文革力量,且造反派內部還有各种不足(無法免于舊社會和舊規則的影響,也有机會主義問題雖則較對手為輕),結果發生大方向不正确,還存在著基本的政治整合難于完成的不足,力量對比如此惡劣,在毛澤東身前造反派就屢遭鎮壓和算賬。          

革命主觀力量的成長十分艱難,不僅僅在于資本主義條件下公私領域的切割,使得資方及其代理人能夠隨時中斷批判力量的政治建設和力量積累過程,沒有外部輸入的斗爭意識和目標,就很難超越短期利益的裹挾,有關先鋒隊的种种,其實是列宁發現的第一難點。從這個難點出發,肯定會出現領導權高高在上的各种組織內部的分化狀況,這就帶來更為根本性的難點,組織權力成為支撐社會分化從內部幵始的憑借,而先鋒隊的成長和起作用過程,還無法外在于舊世界的影響,舊社會的影響就成為一种資源去支持內部的社會分化的擴大,結果就在先鋒隊組織內部就复制出舊世界的影子,革命年代得益于強敵在外部施加的致命威脅,先鋒隊內部的“复舊”趨勢尚屬可控,執政之后的先鋒隊內部缺陷才真的會發展到尾大不掉,這才是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問題意識(第二難點)所在:先鋒隊本身就有各种先天不足和無法免于机會主義的困扰(總趨勢是:林彪一類上台复辟資本主義是隨時可能的)。                 

資本主義不反對“少數人撈大份”,所以雖然同樣存在的机會主義問題,帶來的影響相對微弱。但是,社會主義和批判事業中間,組織中間的官場机會主義問題,個体利益惡性膨脹帶來的損害是致命性的,這不僅成為复辟事業的有效載体,還在批判力量成長時期其內部的机會主義就會帶來嚴重的政治整合難題,就這樣給對手造成机會。組織權力和机會主義的觀察,不僅是執政之后的經驗觀察要點,甚至在獲得執政地位之前就業已造成了重大負面后果,羅伯特﹒米歇爾斯對于(恩格斯直接指導過的)德國社會民主党內部的經驗觀察結論是:組織本身成了目標,綱領宗旨反而成了可以犧牲的對象﹔党員數量增加和干部增加,本身就帶來了各种社會分化﹔最后他提出了“寡頭統治鐵律”──組織處處体現了寡頭統治。所以,如何描述和緩和机會主義的影響,肯定要成為被壓迫者政治學的核心議題。          

先鋒隊內部的机會主義和總体性的蛻化趨勢,后來成為复辟資本主義的一個顯著的意識形態宣傳策略和資源,他們試圖以此“有根有据”地証實另一個世界的“不可能性”。在今日中國和世界上,發展出各种布爾迪厄所說的“不認同巫術”的意識形態產品生產,正方興未艾,熱衷于毛時代官場和社會的各种“黑幕揭密”產品,不僅在中國銷路甚佳,甚至在西方的銷路還不遜于中國。張戎和楊繼繩等人在西方受到熱烈歡迎,不完全是西方人要扶持“中國義士”,而是他們自身的意識形態生產就已經陷入了困境,迫切需要這一部分“不認同巫術”產品的搭救。                 

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目前看來沒有取得一次成功,已經陷入了循環往复過程,想要下一次進化到比較高級的程度,還需要左翼在認識上的提高和民眾覺悟的提升。當今世界上,左翼作為自覺的批判力量,在認識歷史和總結經驗方面,還未能自覺地擔負起責任,在認識和實踐循環中間去追求部分提高的可能性。想當然地以為存在著某种一次成功的可能性,若非如此就認為“設計缺陷”存在,試圖純化設計或者制度,這恐怕是一個錯誤的思路。可能的現實狀況是,歷史進步不存在純粹性的方案或者制度保障,進步始終是与人的狀況相聯系的,舊世界中間不會有大批純粹的新人,也找不到大批純粹的新人去建設新世界,各种自居百分百的布爾什維克過去沒有起過正面作用,未來可能還會如此。          

團結同路人爭取了革命胜利這是毛主席的成功祕訣所在,而同路人的缺陷也衹能夠在前行中間依外在條件得到部分解決,執政后同路人的缺陷發展到尾大不掉也衹能夠接受社會主義失敗,預備歷史再進入循環的結局,1968年毛主席對韓愛晶說“我衹能保証搞文革比不搞文革要好些”,但他并不能保証結局一定怎樣。由此,新世界的建設可能是一個循環往复的逐步提高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間,人自身和制度都將逐步地得到部分完善和提高,能夠設想的是下一個循環會有所提高而已,這其實就是《實踐論》推荐的認識与實踐循環提高的方法。如同文革時期的宣傳套話,新生事物在一幵始總是弱小和不完善的,但是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將在其成長過程中間逐步擺脫不完善。在總結歷史經驗時,各种追問新生兒的第一聲啼哭為什么不是一首好詩的想法,這是思維方法之誤。                 

因為歷史經驗或者制度實踐的不純粹,充滿著机會主義干扰和“臟”,就轉身而去,那是西方白左的“清流自詡”,因為要避幵“不干凈”,所以就与實存的各种斗爭和實踐徹底划清界限。然后,在西方的白左那里,工人階級還是不是人類解放的主体,已經變得十分可疑起來了。白左之白,反應了漢語字匯的傳神之處,他們抽空了歷史主体問題之后,就不再与歷史制度實踐的“不干凈”和內在困境發生關系了,甚至,還可以轉過來高高在上地批判“壞人壞事”了,說不定還可以順便兜售一下一次性解決的妙方,但是,所有的新可能性就再也沒有了,多么干凈!          

在這個方面,似乎中國的左翼還能夠有所例外,可能因為革命和文革尚近,依然關注革命性的變革和較為徹底的批判性事務,關注多數人的歷史主体地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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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龙翔五洲 2019-1-13 01:07
我看到第二部分,就觉得这位我一直很尊敬的网友,这次确实令我失望。好几年以前,红中网就对“二次革命论”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辩论,红旗网的同志也是反对“二次革命论”的。从那以后,那个李文采、小李文采就基本不再上此网多说什么,当然他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他的著名口号就是:”丧钟已经弃敲响了!第一声送给专制,第二声送给资本!”他们是把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视为专制和封建的化身,所以他们是先要搞(改朝换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搞社会主义。
老田的“新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空間”论并没有设什么创新。现在的网站有争论的空间,但没有统一认识的空间。同一个论点可以反复变换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大家只是在鸡跟鸭讲。这是什么学风?
那末有没有新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空間呢?有,也没有。毛主席都说过了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是法西斯,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中国当局是修正主义,而美帝的总统特朗普也说中国当局是修正主义。前者是说修正了马列毛主义,后者的意思是修正了资本主义。这就是中国特色修正主义,是什么什么的中国化,是封建的资本主义,也是法西斯资本主义;是兔子也是狼,是减除贫困也是极度压榨,既挂羊头又卖着腐臭的狗肉。总之,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最坏,当然就有改良的空间,可以希望它不那么坏,可以更正宗些的资本主义,可以有民主的空间,可以有更多的“關鍵議程”。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就是这种“關鍵議程”的实践,我们中的不少人都支持过薄熙来的改良。但是在2012年就已经彻底失败了,我们中的不少人也都接受了这一教训,没有陷入改良主义的泥坑。我们支持的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改良,而不是改良主义者。
再来说说有没有新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空間呢?没有了。因为它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它可以疯狂地镇压动摇它利益的任何作为。8964流血了,重庆模式失败了,组党者入狱了,红色网站被大规模封网了,佳士运动这么点小小的诉求都可以抓人改组学会来对待,还有什么可以实践的“關鍵議程”?
对于这样的“中南海”,是让它更烂透好呢还是让它更能(文明地)祸害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好呢?人长了疮还是让他发炎到化脓再挤掉它为好,这是常识。
引用 去伪存真 2019-1-7 00:24
新年新气象,可喜可贺!中国毛左派超越佳士局部斗争评价而直指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命运的高层次讨论,姗姗来迟却终于开始了。老田远航均是我所熟悉多年的毛派资深同志,某种意义上可算中国毛派的“意见领袖”。相信两位在继承发扬毛主席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方面,一定能以超高水平的批评商榷与理性讨论,为一听到批评就赶到无限委屈的年轻同志们树立活的榜样。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9-1-6 19:43
redchina: 转自华岳论坛。不知何故,老田的文章都变成了繁体字。
繁体转简体很简单的,百度网上找个转换的网站就可以了,免费的,比如http://www.aies.cn/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9-1-6 17:32
這与西方國家的工人貴族不反對資本主義,有某种類似性──感到自身利益能夠在体制內得以實現,那就沒有必要反對這個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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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要看如何反对,邓小平的反对不是据说一开始没有遭到很大反抗吗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9-1-6 17:02
封建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而法西斯是在资本主义危机加深时对资本主义的维护,比如德国法西斯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维护,虽然英美的法西斯没有起来,相对英美的危机没有德国严重,这是一,其次通过战争也客观上拯救了资本主义。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9-1-6 17:00
同样是文字狱,可以是封建的如康熙清风不识字,也可以是法西斯,对待佳士的镇压不是封建,是法西斯,这不是什么新民主主义(如果理解为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性质),而是反法西斯斗争,本应该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内容之一。
引用 马列托主义者 2019-1-6 16:57
中间的所谓新民主主义政治空间是刻舟求剑,现在的不是封建,是法西斯,是资本主义本身的要求
引用 redchina 2019-1-6 10:40
转自华岳论坛。不知何故,老田的文章都变成了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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