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资本主义（下）

    尽 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也没有其他替代方案可供考虑选择，但看上去那些商业娱乐传媒似乎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向数字化未来的途径，可是新闻业就不是这种情况 了，这里提到的新闻业也即言论自由。传统经济学在发展新闻评论体系上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但是人们也能听到依据自由民主的基础理论和美国历史经验所做的新闻 报道。正像最初设想而随后又由最高法院解释说明的那样，美国的管理体系是以拥有一个可信赖的新闻媒体系统为基础的，这一系统的目的是告诉国民一些紧急事件 并监督那些现在正在执政或是希望未来执政的执政者们。互联网可能给新闻业、言论自由和民主重建带来了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大的希望，所以在这一领域的失败也 会是十分巨大的失败。

    在互联网出现的最初兴奋时期，互联网往往会使人们想到它能够打破进入旧的传媒垄断领域的障碍，从而到达一个全新的充满竞争性的传媒时代。正如老牌乐队“感恩而死”的词作者和“网络自由论者”约翰•佩里。巴洛的名言所说的那样，当许多大型传媒企业集团在1995年 进行相互合并和收购时，它们其实只不过是在“重新安排在泰坦尼克号船上的折叠式躺椅的位置”而已，它们不久都将被拥有无数网站的互联网所淹没。各种各样的 新来者都能够进入曾经被限制进入的区域，而且如果这些新来者能够找到其追随和拥护者，他们就能够创造足够的收益而获得成功。     可 是无论是娱乐媒体还是新闻业都没有完全按照这样的方式发展。要把一个大多数人愿意访问和支持的具有吸引力的网站整理装配起来是需要大量资源的。如果那些握 有所有有利因素的大人物们正在努力奋斗去获得成功的话，那对任何其他人都会是一个噩梦。事实上，尽管表面上似乎人人都有机会越过现存的准入屏障，但是至今 没有一个创建网上信息的新来者能够以任何有效的方式进入到这一领域并赚到钱。现在这些超大型传媒企业集团还仅仅处在将数字领域变成可以创造丰厚利润来源的 娱乐产品的过程中，所以，现在的利润与“旧媒体”经营时期所创造的利润相比仍然相形见绌。

    新 闻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不像娱乐媒体行业，而是一个版权在商业运作中起着很小作用的领域。它也不像图书、音乐和电影行业，因为新闻所生产的内容常常是为 了即时消费的。而且，新闻业有一个稍微与商业娱乐业不同的经济问题，一个不依靠互联网而且比互联网信息超前的问题，这就是要给市场提供足够大量的而且质量 又有所保证的新闻报道，这永远都是一个难题。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历史上曾有过哪一家最终购买新闻媒体的买家拥有足够大的收入基础可以支撑办好一个令大众满意 的新闻媒体，而这一点又正是民主执政管理体制所需要的。

    在美国建国后的第一个百年中，新闻业得到了来自政党以及联邦政府印刷和邮政系统的大量支持。如果美国联邦政府在2011年与19世纪40年代一样，以占GDP百分比同样的额度来资助新闻业的话，那么联邦政府将花费大约300－350亿美元的钱在新闻业上。（形成对比的是，联邦政府在2011年仅给予公共广播行业大约4亿美元的拨款。）

    尽管联邦政府对新闻报刊的资助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资助经费已锐减，到了20世纪末，一个商业性的新闻报刊体制已经完全成熟。现在新闻业的主要收入都来自商业广告商，这些广告商对新闻业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而对把他们的产品卖给报刊的读者倒是抱有极大的兴趣。

    由资本主义控制新闻媒体永远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商业经济价值观往往与以为公众服务为目的的新闻业是不一致的，而且报刊的拥有者们总是喜欢利用报刊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来达到自身的利益。一般而言，这一特权有利于提升特权拥有阶级的利益。事实上，在20世 纪上半叶“专业新闻业”就以一种产业自我调节和约束的形式出现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人们对公共信息领域中存在的垄断和商业控制的担忧。新闻业的这一做 法是把报社和广播电台的新闻编辑部的掌控权非正式地交给了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编辑和记者。这一由专业人员管理的新闻体制大概在20世纪60－70年代到达了顶峰，尽管当时这一管理体制还远非那么完美。

    新闻业领域现在面临的危机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造成危机的原因部分是因为商业公司对新闻业所有权的控制越来越巩固，这一现象到80年代到达了顶峰。在垄断市场中，媒体的拥有者们总是假装他们是为了要保住客户和广告商，所以会有目的、有动机地向新闻编辑部虚假低报他们的现有资产和可用资源。这些公司企图将利润最大化，而新闻业只不过是一个他们要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

    随后，专业新闻业的体制开始萎缩。那些传媒公司的拥有者们越来越发现要发展占有新闻业在他们看来太昂贵了。所以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闻传媒公司的利润仍在急速提高，可是按人头计算，从业新闻记者的人数却开始下降。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新闻记者的人数跌至低谷。1960年公关人员与从业新闻记者人数的比例大约是1：1，而2011年这一比例则接近了4：1。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公众生活几乎都得不到报道，而那些被报道出来的新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据公关公司未经调查核实的信件来报道的。此外，商业性媒体中还充斥着狂热偏激的右翼党派人士的一些漫无限制的思想言论，所以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现在都正处在媒体宣传的黄金时代中。

    互联网并没有引起新闻业的危机，但是它肯定是加剧了这一危机。互联网在10年中卷走了数以百亿美元的广告收入，而仅仅克雷格斯利斯特一家网站就从报纸分类广告中掠走了200亿 美元的收益。广告商对报纸并没有比对新闻业做出更多的特别承诺，而数字世界却为它们创造了新的更好的选择。互联网还给年轻人提供了另一个可以不去阅读或观 看越来越没有活力的报纸和电视新闻的理由。新闻媒体过去做过的一件非常独特的事情就是对自己社区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原始性的独家报道，但是这些报道现在已被 删减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报道一些有关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新闻，以及一些生活中的琐事。这样的报道随处可见，但却和“硬”新闻（指纯消息报道，与软新闻相 对，指题材比较严肃、具有一定时效性的客观事实报道。——译者注）没有了关系。

    新 闻业具有一个公共物品的许多特点。它是社会所需要的，也是一个自治社会所需要的。但是光是市场是不能够产生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新闻报道的。公共物品一般需要 有政府的补助和政府明确的公共政策支持才能生存下来。这一点在美国历史发展的第一个世纪中无疑已被人们所理解，但是此后广告业在支持新闻业的发展上所扮演 的角色掩盖了新闻业作为公共物品的特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媒体批评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市场是怎样消极地影响新闻报道质量的，而现在当尘埃散去，在受到 资本主义赞助和保护的大众新闻业自身的生存中，新闻报道的数量问题则成了首要问题。

    在过去10年 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互联网将会给市场的基础提供足够的信息资源以产生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独立的大众新闻业吗？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不 会，甚至答案也不是可能会。即使某一公司企业的新闻媒体部门在网上发布要大幅度裁员的消息，也绝不意味着公司可能要招聘临时替补人员，这甚至也不涉及这个 公司的新闻质量是否有问题。如果在未来的几年中，在世界范围内将出现一些独立的具有竞争性的新闻编辑部门的话，这将要求新闻业在目前的发展轨道上发生一个 巨大的转变。我们必须认识到新闻业所具有的特殊的经济学特性，我们还需认识到运用“自由市场”的方法处理新闻业的问题时可能出现的一些枝节问题，甚至会出 现捏造虚假新闻的现象。总之，这正是公共政策讨论中最重要的话题。

    互 联网的一个长处（如果你愿意也可称之为其精髓）就是，不管怎样，任何一个人在一天结束的时候都可以打开一个网站，不经审查地进入并连通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 连线者。这是一张反对专制的民主王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当访问一些网站时，我们能惊喜地发现这些网站上登载了一些具有特色的而且是我们在主流媒体或 公司企业的网站上从来都看不到的消息和信息，但遗憾的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正像研究互联网的学者马太•辛德曼说的那样，我们不应该把有权利说话（发言权） 和让别人听我们说话的能力（被倾听的权利）混淆起来。

    现有证据显示，尽管互联网上有无数的网站，可是人们一般仅能有目的地访问其中的一小部分网站。谷歌公司的搜索机制强烈支持促进隐性审查的功能。就像迈克尔•沃尔夫在《连线》杂志上说的那样：“2001年排行前十位的网站占美国综合页面浏览量的31％．2006年时占40％，而2010年大约占到了75％。”沃尔夫引用互联网投资商尤里•米尔纳的话说：“大公司从小公司那里抢走了信息流量。从理论上说，你可以让几个非常成功的人去控制其他成千上万的人。这样你公司的规模可以迅速变大。”而一旦你的公司变大后，就会一直保持强大下去。

    在 这一方面，辛德曼对新闻业、新闻媒体和政治性网站的研究成果是显著的。现在出现了“幂定律”分配的现象，也即少量的政治或新闻媒体网站得到了绝大多数的信 息流量的现象。这些网站是由传统上具有知名度和拥有大量资源的超大型公司所控制的。虽然互联网上也还是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长尾”网站，但是它们却得到很少 的信息流量，甚至得不到任何信息流量，而且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网站的存在。因为这些小网站的创建者没有刺激动力和资源来维持网站的正常运转，所以大多数 这类的网站都已衰退消失了。（这不是在贬低这些“长尾”公司，因为它们的存在在价值和政治意义上是相当重要的；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长尾”公司被阻止在 外而没能拥有足够的资源进入到互联网系统的核心区域并得到广泛的曝光。）而且也没有所谓“中产阶级”式的比较强有力的中等规模的网站，新闻媒体中这一层次 的网站在网上已被清除掉了。辛德曼就此得出结论说，现在的网上新闻媒体体系比旧的媒体体系更加集中化。在自我吹嘘而实际上已经僵化的博客圈中情况也是如 此，这里的信息流量也都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网站上，而这些网站都是由一些非常具有知名度的精英们经营管理的。尽管人们仍然有权在互联网上开设网站向全世界 的人说话，但其在真实世界里的意义正在缩小，因为无线的互联网越来越变成了私有和独占的领域，这使得原本开放的网络变得越来越没有实际价值了。

    总 而言之，互联网作为留给资本主义的猎物在其追求利润的同时就决定了它的发展，它在其发展方向上已发生了突变，它已不再能开发利用和强调其技术中最具创新和 民主意义的部分，而是贬低和削弱了这些部分。只要互联网被假定为是一个主要以产生利润为目的的媒介，而且所有的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制定也都是基于这一假设前 提之上的，那么就很难想象出一条与这里所描述的不同的发展路径。对于一些像《连线》杂志的克里斯•安德森这样的人来说，这就是市场的发展路径，因此也就是 世界的发展途径。但是，正像我们已描述的那样，按照市场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互联网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已造成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大量证据表明我们需要寻找 另一条发展途径。幸运的是，我们仍然可以从经济学领域自身出发找到另一条互联网未来发展的途径。

    劳德代尔悖论

    为了更深层次地解释与资本主义邪恶联姻的互联网未来发展的命运，有必要介绍一个有关差异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当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古典经济学理论建立的初期阶段却是个核心概念，这就是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之间的差异概念。

    在财富一词的流行概念中存在着一些矛盾，这些矛盾由经济学发展历史中为众人所知的“劳德代尔悖论”给出了最好的解释。詹姆斯•梅特兰是劳德代尔伯爵八世（1759－1839），他是《对公共财富的本质和起源以及增长手段与原因的探究》（1804） 一书的作者。在这一最终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悖论中，劳德代尔提出在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之间有一个反向的关联性，也即后者的增长常常起到降低前者的作 用。他在该书中写道：“公共财富可以准确地定义为是包括了人类所渴望得到的所有对他们有用或让他们快乐的商品。”这些商品具有使用价值，所以就构成了财 富。但是与公共财富对立的私人财富则需要有些附加的内容，这就包括“人类所渴望得到的所有对他们有用或让他们快乐的商品，而这些商品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稀缺 状态下存在的”。

    换 句话说，稀缺是某样商品具有交换价值和增加私人财富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这与公共财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公共财富包含了所有的使用价值，所以这不仅包括 了稀缺时的使用价值，也包括了充足时的使用价值。劳德代尔在悖论中提出，当一些原本充足的生命所需的元素，如空气、水和食物变得稀缺时，而且如果随后这些 元素又被赋予了交换价值之后，那么这些生命所需的元素就会增加个人的私人财富，这样也确实会增加国家财富，因为国家财富常被认为是“个人财富的总和”，但 是这却是以损害人类共同财富为代价的。例如，某个人靠给水井收费的方法垄断原先大家可以免费得到的水资源而致富了，那么国家测量出的财富就会增加，但这却 是以其他人变得越来越干渴的结果为代价的。

    劳 德代尔强调说：“人类所具有的常识表明，任何提出要靠制造通常对人类有用和必需的商品的稀缺来增加个人财富的建议都是令人厌恶的。”不过，他也意识到他生 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很多方面已经在这样做了。他举例解释说，在一些特别丰收的时期，荷兰殖民者烧掉了“香料”或是付费给当地人，让他们“收集肉豆蔻 树的绿叶或新开的花朵”，然后毁掉它们。在美国的一些丰收年里， “弗 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园主”依据法律规定，按照在田里农作的奴隶的比例烧掉“一部分烟草”。这些行为是靠故意摧毁或人为限制构成公共财富的商品（这里是指地球 的产品）来提高稀缺性，从而增大私人财富（主要是少数人的财富）。劳德代尔在书中写道：“那些被利益驱使要充分利用这一稀缺原理的人是完全理解其中的道理 的，所以只有当商品的稀缺性和私人财富的增长这两种因素不能连接在一起时，才能保护公共财富不受到私人贪婪欲望的掠夺和侵害。”

    劳 德代尔还明确地把他的悖论延伸至艺术和文化领域，他在书中写道：“一幅绘画或任何其他艺术作品被卖出了昂贵的价钱可以使艺术家本人发财”，并能使任何有幸 拥有这一艺术作品的人的财富得到增加，但是，这一现象同时也可以被认为是由于“从事这一类绘画作品创作的人员匮乏”造成的，因为绘画作品的价值是根据作品 的稀缺性和得到作品的难易度进行评价的。不可否认，造成艺术品生产领域中的稀缺性现象的原因部分是因为这是“由于艺术家的技能、才能和天才而产生的垄断” 所制作出的产品，而且这一垄断所造成的稀缺现象已经达到了可以向公众征收合理的税费的程度。在这类情景中，为了提高艺术作品的交换价值而将这些作品人为地 加以限制和垄断，使得大多数公众根本买不起这些作品，可是显然绘画领域的其他人也没有从中获益。在文化艺术的兴盛时期，大量艺术人才的涌现使得艺术作品价 格降低，这主要是因为艺术作品能够得到更广范围的普及，公众也更容易分享到这些艺术作品，因此也就提高了公共财富。基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的理 论，劳德代尔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他意识到正像斯密说的那样，富人所拥有的大量财产体现在“住房的便利和房屋的精美装饰、奢华的服装、高级的化妆品和华丽的 家具”以及所收藏的艺术复制品之中，这些物品被富人所垄断而且只供他们独自享受，而且他们对这些奢侈品的欲望是“完全没有止境的”。在劳德代尔看来，这些 因对艺术的垄断而给私人增加的财富正好与其给公共财富所带去的损失成正比。

    在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与纯粹的钱财不同，财富一词从一开始就与约翰•洛克称为“内在价值”而后又被政治经济学家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当然，使 用价值过去也一直存在，而且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下，为了生产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还包含着另外的意义，即交换价值（或价值）。因此 每一件商品都被认为具有“双重性”，即包括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劳德代尔悖论就阐述了财富和价值的这一双重性，而这就引起了总的公共财富（使用价值的总 和）与私人财富（交换价值的总和）之间的矛盾。

    最 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大卫•里卡多对劳德代尔悖论作出回应，他强调要在概念上把财富和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的重要性。里卡多和劳 德代尔的看法一致，他强调说，如果水或其他原本可以免费得到的自然资源因为稀缺性增大而获得了交换价值，那么即便是私人财富增加了，也将会有一种能够反映 出使用价值损失的“财富的实际损失”现象。

    与 此相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先驱之一、亚当•斯密在法国的主要追随者让•巴蒂斯特•萨伊对劳德代尔悖论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他提出财富（即使用价值）应 该包括在价值（即交换价值）中，而且要有效地让后者涵盖住前者。因此，在《论政治经济学和商业停滞现象——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中，萨伊公开反对“劳德代尔 伯爵给财富下的定义”。在萨伊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彻底抛弃把财富混同于使用价值的观点。萨伊并不否认确实有些“东西是对人类非常珍贵的天然财富，但是这些 却不是那种能使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清楚的东西”。但是，政治经济学在其对价值概念下定义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要用价值的概念完全取代财富的概念，而且这 一价值概念应该只包括可交换价值的概念。

    在 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理论比由劳德代尔悖论所引起的矛盾更引人注目了，而且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所造成的逻辑原 理上的费解之处还多。穆勒在该书的“序言”中宣称（继萨伊之后），“财富可以定义为所有拥有可交换价值的有用的或令人愉快的东西”，由此从本质上把财富降 低和简化成为交换价值。但是穆勒所具有的独特的折中主义思想以及所受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教育的基础，也使他在阐述这一观点时暴露出了更大的不合理性，从而削 弱了他自己的论点。因此，我们发现在该书的同一章节中，穆勒对劳德代尔悖论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在资本积累和公众的财富或公共财富之间存在着冲突。

    穆 勒指出：“那些在交换中不能换回任何东西的物品，无论它们是多么有用或必需，用政治经济学术语来解释都不能算是财产或财富。例如，尽管空气是绝对的必需 品，可是它在市场上却没有价格，因为它是能够免费得到的，也就是说囤积空气不会给任何人带去利润或好处。有关空气的生产和分配法规是由一个与政治经济学完 全不同的学科研究的。尽管空气不是财富，但是人类靠免费得到空气而变得更加富裕，这是因为原本需要花费在供给这一最迫切需要的东西上的时间和劳动能够用在 其他目的上。我们能够想象到如果空气将成为财富的一部分的话情景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人们已经习惯了长期居住在空气不能自然进入的地方，如像沉入海中的潜水 钟，那么，人工供应的空气就会像接入住户的自来水那样具有了价格。如果由于自然界的剧烈变化，空气变得极为稀薄，不足以满足人们的消费，或是空气被垄断了 的话，那么空气便可能获得一个非常高的市场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除自己的需要外，对空气的拥有对其拥有者来说就是一笔财富了；而人类的普遍财富乍看之下似 乎增大了，但其实这样的财富对人类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得出上述错误认识的原因在于人们没有考虑到，无论空气的拥有者在牺牲了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下变得多么富 有，都会使其他所有人变得更加贫穷，因为他们被迫必须要为以前无需付费就可得到的东西付费。”

    在 这里穆勒同劳德代尔的观点一致，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日益垄断的基础上，个人为了单纯地追求私人财富可能会与社会和公众的公共财富之间出现巨大的分 歧。尽管穆勒提出了这些深刻的见解，可是他却用上述“序言”中的这些话结束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把财富仅仅定义为是可交换的价值，最终否认了劳德代尔 悖论。

    与 之相反，马克思如同里卡多一样，不仅坚决支持劳德代尔悖论，而且还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理论中。马克思坚持认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以及财富与价值之间的矛盾 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内在固有的矛盾。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在回应蒲鲁东混淆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一对立矛盾时指出，劳德代尔用最令人深刻的语言 解释了这一矛盾，劳德代尔“是将他的理论体系建立在这两种成反比的价值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所建立的整个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大部分都是围绕着使用价 值与交换价值这一矛盾论述的，他指出这一论述是他在《资本论》一书中所阐述的主要论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 分析美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时，马克思批评性地引用了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对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状况所提出的观点。韦克菲尔德声称，在新的殖民地国家，如美 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资本主义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拥有大量的公有土地，这是发展雇佣劳动的一个障碍。因为到处都有大量免费的土地，工人迅速而彻底地逃 离了被剥削的劳动环境和商品领域，成为自耕农和小业主。韦克菲尔德坚持认为，在这种环境下国家优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人为制造土地价格上涨和推行“缺席所 有权”找到使土地变得稀缺的方法，从而有效地阻止大多数人得到原本属于公有的土地的机会。马克思评论说，韦克菲尔德在“在所谓的国家财富的名义下”，寻求 的是“保证人民贫穷的人为手段”。

    而 对于劳德代尔的观点，马克思则表示出强烈的认同，他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以交换价值的积累为基础的制度，这一交换价值积累的过程甚至是以牺牲真正的财富 或使用价值为代价的，这包括人类劳动本身所具有的社会特点（和幸福感）。“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路易十五的名言。——译者注）这句话就是每一个资本 家和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在20世纪20年代，索尔斯坦•凡勃伦也用同样的方式把一个要开发资源的“美国计划”说成是“一个按照合法的掠夺计划稳定地将所有公共财富转换成私人所得的做法”，在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将毁掉大量真正的社会财富。

    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崛起，所有有关财富的古典经济学概念都将被完全颠覆，这一点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卡尔•门格尔的著作中看到。在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1871） 一书中，他直接抨击了劳德代尔悖论，他认为劳德代尔悖论“乍看上去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它是以错误的区别为基础的。在门格尔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否认使 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以及财富与价值两者之间的区别。财富是基于交换基础之上的，这一点现在被看作是源于主观效用理论的。门格尔的观点与劳德代尔的观点完全相 反，他提出从纯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一个国家明智的做法是鼓励“长期持续性地降低大量随处可得到的（非经济型的）商品（例如，空气、自然风景）的数量，这 样最终一定会使这些商品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稀缺，这样，财富的组成部分就增加了”。同样，门格尔还声称，由于矿泉水的稀缺，我们也可以把矿泉水看作是一个具 有经济价值的商品，换言之，只要矿泉水不能大量地流出，就可以在数量和质量上将其与一般的淡水区别开来。劳德代尔（以及里卡多和马克思）将其作为一个悖论 甚至是一个祸根所提出的理论（即通过人为创造稀缺性以达到个人财富的增加），被门格尔这一倡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先驱者之一看作是一种扩大财富的手 段，因此，就其本质而言也被看作是一个期望到达的目标。

    结果，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传统理论逐渐远离了古典经济学关于社会财富或公共财富的概念，将社会（和自然）成本这一整个问题都排除在其核心分析之外了。墨西哥湾的一个油井漏油了，因其清洁和诉讼费用的增加而提升了该国的GDP，但人们却几乎没有注意到在经济方面所造成的损失。正如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评论的那样：“劳德代尔悖论似乎是我们要按照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来测量财富所付的费用。”

    互联网悖论

    我 们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互联网悖论”看作是劳德代尔悖论的一个必然结果。在一个个人财富的增长是以牺牲公共财富为代价的世界中，虽然互联网所具有的 巨大潜能就如同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大陆一样，它代表着一个可以创造公共财富的崭新领域，同时它还表明互联网所具有的巨大潜能可能产生一个巨大的交流不受限制 的新的民主空间，但是如果发生了这一开始看上去具有很大潜能的互联网在几十年内就消失了的现象，也不会令我们吃惊。互联网领域所采用的竞争策略都是以锁定 客户和改变需求面的经济规模为目的的，这使得资本大量集中在私人公司手中。

    就 像美国当初取消了自由土地制度一样，互联网现在也正在被转变成由一些公司统治支配的空间，因此这些空间的稀缺价值就能够被这些公司所充分利用。实际上，现 在互联网上似乎正在出现一种“关闭”或取代大多数免费公共空间的现象，这意味着如果按照使用价值来衡量，曾经在可能出现的新的交流空间中无疑是一种公共财 富形式的互联网，也就是在全人类所产生的新的力量空间中似乎非常有前途的互联网，正在转变成一种完全不同形式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交换价值占了主导地 位，而那些可以进行比较自由的交流的使用价值则正在消失，而因为使用价值的消失迅速制造产生了大量的私人财富，所以这被认为是一种财富的增长现象。

    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正是互联网大量的存在阻扰了其创造更多利润的空间。劳德代尔在书中写道：“没有任何一种商品像空气或水那样大量存在而不失去其价值属性的。因此，商品的充足并不一定会降低其价值，但是过于充足则必将损害其价值。”

    既 然必须要在互联网领域制造稀缺性，而且是人为地制造稀缺性，就像《连线》杂志的安德森写的那样，“人为的稀缺性是追求利润的自然目标”，那么就需要全部采 用约瑟夫•熊彼特称之为“垄断行为”的做法来实现它。采取这一做法所产生的结果是互联网由一些相互之间充其量是“合作互利者”（与完全的竞争者概念相反） 关系的公司所统治和控制，这些公司具有相当大的垄断权／寡头垄断权，因此，能够得到剩余价值或垄断租金。这些公司仅仅依靠找到一种“圈隔”公共财富并有效 地将其私有化和垄断化而得到巨大回报的方法，使创新得到了商业化的发展并建立了市场。信息作为一种公共商品，就其本质而言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而且即使 被一个人消费了，其他人也仍然可以得到，但是如果按照上述方法，仅凭发挥市场支配力的作用，信息就变成了一种稀缺的私有商品。

    但 是，这所有的可能性都需要在国家公共部门的合作下才能实现。互联网的私有化和垄断化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才能发生，这是一个具有大量资本的国家，这个国 家既不给其居民提供任何需要发展进入互联网这一公共领域的可供选择的途径，也不保护居民使其免于遭受强盗式的互联网资本家的欺诈掠夺。事实上，当这个国家 看到从“什么都没有”中也可以制造出经济财富的新领域时，它就会采取对上述情况视而不见的态度，而且不会去反对资本的快速聚集，甚至还会使其变得更加容 易。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2011年 同意康卡斯特（美国最大的有线系统公司。——译者注）和美国国家广播环球公司两大公司合并的例子就是一个例证。正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迈克尔•考伯斯 在对合并案投出唯一的反对票时曾说：这一合并“打开了互联网电缆化的大门”。按照考伯斯所言，这一合并案“为建立围圈网上公共空间（“公共花园”）、收费 平台、内容优先化以及对终端用户收取进入费创造了可能性”。而对增加公共财富、保证免费进入、保持网络的中立性和建立一个民主的交流信息等领域都将产生严 重损害。这样，互联网就像是一块新发现的但还没有被挖掘探索的土地一样，在人们能够意识到甚至想象到它如果按照对公共利益有利的方式进行管理所具有的全部 物质性的使用价值之前，它所具有的真正财富就已让位于私人利益了。

    信 息通信业远非一个普通的市场，事实上，它完全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它更像空气和水，是一种公共财富，一种共有资源。当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社会性动 物”时，倒不如说我们是交流性的动物。我们知道人类的大脑是和语言共同进化的（一种社会生活的特征）。社会关系、民主形式以及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是 依靠交流完成的。因此，互联网这一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交流形式的崛起，为建造广阔的人类社交活动的新领域以及提高民主的可能性提供了美好的前 景。可是，互联网非但没有成为一种扩大人类社交活动的手段，反倒正在朝相反的方向转变，变成了一种新的使人类相互疏远的手段。其实这一转变过程绝非是自然 的，而是一个社会的选择。

    现 在整个互联网发展的势态是很清楚的。美国和全世界的人们必须加倍努力，根据这里所提出的各个分析层面来处理互联网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虽然努力的结果还远 不能保证，问题也仍在加剧，但是建立一个抵抗互联网私有化的全球性网络既是必需也是可行的。事实上，。由于互联网的本质以及它所包含的利益因素，我们似乎 可以公正地说，在未来的几年中，这些问题只会变得更加包罗万象。我们如何把这一战斗进行到底将对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我们的未来大有帮助。

（译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

（责任编辑：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