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有一些母亲在孩子很小时就从婚姻中出走，或去了城市打工，或回了娘家，或不知去向，再也没回头。她们的孩子就这样成为另一种留守儿童。

提起自己的妈妈，有孩子直说“嫁汉去了”，还有的说“跑了”，也有孩子愤愤地说，“我不想她！她是个坏女人”，甚至有孩子拉着中国青年报记者去她的家，想让记者做她的妈妈。

陈筝的作文《给妈妈的一封信》 孙庆玲 摄

这是一次迟到了近24年的通话。

电话从广东打来，那端传来一位陌生女人的声音，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带着些贵州口音，对方自称是河北小伙儿孙小隆的妈妈。听到“妈妈”这两个字，正在吃烧烤的孙小隆不禁愣了一下，坐直了身板，又问了一遍，“你是谁？”

孙小隆长到24周岁，还从未见过自己的妈妈，除了一张泛了黄沾了污渍的照片。据说在他出生两三个月时，他妈妈就“跑了”，有人见她上了去县城的车，有人说她去了南方，但没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一溜儿烟般消失在茫茫人海。

从小到大，从小学到初中再到辍学，孙小隆不知多少次在彷徨无助时想过，如果自己的妈妈“在身边多好”。都说有妈的孩子是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孙小隆觉得自己就是棵“没人管的小草”，在角落里生长，人生路上跌跌撞撞。在广阔的土地上，或许少有人注意，还成长着一拨拨与孙小隆同命相怜的蒲草，在社会的洪流中飘摇，柔弱又坚韧。

自20世纪80年代而起的中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如今已汹涌成一股前所未有的进城务工浪潮，几乎席卷、激荡、重塑着每个乡村。近3亿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剥离涌向城市，在那里堆砌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文明，催热了的商品经济，而在被浪潮甩在后面的农村家庭、被城乡撕扯的农村婚姻已是危机四伏。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全国男女离婚合计人数有3048.84万人，其中农村（包括镇和乡村）离婚人口合计1678.77万人。

我国离婚率已连续攀升了15年，每个增长的千分点背后就是众多家庭的分崩离析，那些从婚姻中出走的农村妈妈可能还会增多。而在每个转身而去的妈妈背后，或许都有一个或多个被留守家中的孩子，正探着头，踮着脚，望着妈妈离去时的方向。

“没妈的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进入冬月，大风连刮几天，陇原上那零星的绿意就被刮个干净。站在甘肃省靖远县北城小学望去，除了远处的山上还挂着些白晃晃的雪，四周环绕的山皆是不同程度的灰黄，一片叠着一片，山脚下，黄河则在这里打了个类U型弯，甩尾绕山而去。

在北城小学念书的陈筝也想越山而去，找她的妈妈。3年前，她的妈妈就是跨过这条母亲河，离家出走了。

“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

“爷爷奶奶爸爸姐姐弟弟。”陈筝有些羞怯地说。她今年9岁，瘦瘦黑黑，头顶着个“朝天揪”，爱低垂着眼睛，红扑扑的小脸上总带着羞答答的笑。

此时，不知谁突然喊了一声“她没有妈妈”，有那么一瞬间，场面有些尴尬。但班上有的同学——在八九岁的年纪——仿佛并不觉得，“我也没有妈妈”“我也是”“我也没有”……一些同学纷纷举着手，争先恐后地嚷着。

陈筝班上的板报。王豪 摄

陈筝所在的班级有16名学生，其中6人单亲家庭，扩大至北城小学所属的双龙学区，这个单亲数字则从2016年的26人逐年上升到2018年的55人。而在离孙小隆家不远的河北省大名县孝廉小学，800名学生中也有28人单亲。这些单亲家庭中多是母亲离家，有的是父母离婚后妈妈离家出户，有的婚也没离，妈妈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提起自己的妈妈，有孩子直说“嫁汉去了”，还有的说“跑了”，也有孩子愤愤地说，“我不想她！她是个坏女人”，甚至有孩子拉着记者去她的家里，想让记者做她的妈妈。问到陈筝时，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眼睛盯在地上，两只小手捏在一起，像不知该往哪儿放才好，极小声地在记者凑上去的耳边说了句，“想她。”

这是她的秘密，她不敢在家里提起妈妈，说“想她”更需要勇气。一提起，奶奶就会“连着拉长着脸好几天，会不高兴”，如果被发现偷偷联系妈妈肯定会挨骂，她害怕。妈妈离家四五个月后，突然回来看她和姐姐弟弟，结果被撵出了门，妈妈只好站回了大门口，孩子们就扑过去抱着妈妈哭。后来不知怎地，家里亲戚就和陈筝妈妈就打了起来，大人们的打骂声、孩子们的哭声顿时混成一片。

哭完，日子延绵如旧。陈筝到了上学的年纪，白天就去上学，挣回来不少奖状；晚上在家帮着洗菜、喂鸡，头发、衣服都是自己洗，作业一般趴在偏房的炕上或茶几上写。偏房里灯光昏黄，炕占了大半个屋子，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褥子，堆着几床脏旧的被子。困了，陈筝就自己去睡。

在她的童年里，可没有什么睡前故事或毛绒玩具，没有谁在旁边盯着写作业还要被气得“肝儿疼”，不会有妈妈的唠里唠叨，也没谁可以撒娇，大夏天还要去帮别人摘枸杞挣钱，几乎没人留意过陈筝从没过过生日，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

想妈妈时，憋在心里难受，陈筝就会悄悄告诉她的二姐姐，实在想得厉害，就偷偷记下手机号溜到村里的小卖铺给妈妈打个电话，给她说着“彩笔没有油了”这样的琐碎事。她在作文中还涂涂抹抹地给妈妈写了封从未寄出去的信，信中写道：“妈妈您好，我好想你，你这么这么多年不回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她暗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长大去找妈妈，照顾妈妈，“不要再让妈妈打工”。

孙小隆也想过去“南方”找他妈妈，他从不曾体会过有妈妈是怎样一种感觉。

襁褓里的他吃着玉米糊长大，个头长不高，偏瘦。刚懂事时，他还会追问妈妈去哪儿了，家里人总说“大人的事，小孩子别多问”。但小孩子之间总难免提起，孙小隆记得上小学时，总被人指着鼻子骂，“他没娘”“野孩儿”……对于他来说，要么攥紧拳头忍，要么就举起拳头打。但他常是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那一个，等回家被问起打架的缘由，又免不了一顿骂。

孙小隆心里委屈，却不知道该怪谁。他有时会恨那个从未见过的妈，恨他爸和家里人，甚至恨自己，他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自己没有，“会觉得对自己不公平，总觉得自己缺了些什么，会自卑”。

等长大了，他也就不再问了，只是有时会想起那个从没见过的妈妈在哪儿，过得怎么样，以及为什么丢下自己——这是个心结，他想当面去问个清楚，去解开它。

“那种感觉，没人理解，至少有妈的人不懂。”孙小隆甚至觉得自己可以本能地甄别出一个人有没有妈妈，“没妈的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朴素地认为，“这个人要么脾气特别暴躁，要么特别不爱说话。”

在过去10多年间，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邓红博士也一直在围绕农村留守儿童，包括单亲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她的发现和孙小隆的结论竟有些许相通之处——妈妈外出家庭里的孩子，要比爸爸外出家庭中的更加情绪化。

“母亲与孩子情感上的交流、对孩子生活上的关怀是父亲很难做到的，包括母亲的很多语言都是互动性的，爸爸则是指令性的。”在邓红看来，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复印件”，和监护人的表现息息相关。

离家3年多，陈筝的妈妈偶尔会通过给丈夫发红包，来换取和孩子们短暂的视频时间。她觉得陈筝变了不少，以前自己带孩子时“孩子反应特别快，鬼点子很多”。

“不想上学了，没意思”

或许因同样来自单亲家庭，刚满30岁的班主任王耀很快就注意到了陈筝——半年前，他来到北城小学不久就发现，陈筝不爱发言，即便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也不说话，课间别人去玩，陈筝就在一边看着。

“其他几个单亲孩子也是比较内向、敏感。不比我小时候，现在的小孩子其实什么都懂，我那时（爸妈离婚时）还比较懵懵懂懂。”在王耀看来，陈筝算是很自律的学生，有些单亲家庭的学生就很难管教，课堂捣乱、不写作业、打架。

前不久，班上有名学生三番五次不交作业，王耀急了，追问她为什么不交作业，谁知这名学生突然哭了起来，边哭边说自己想妈妈，想到没法写作业……他猜想，“也许，这些孩子是想通过这些行为来吸引同伴或老师的关注，得到他们的反馈。”

1000多公里外，孝廉小学（乡村小学）校长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村里孩子妈妈一走，爸爸一般就去外面打工，有的直接在外面另组家庭就不回来了。很多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也有一些跟孤儿差不多。” 眼下让张建华头疼的是，由于隔代抚养，学校这28名单亲家庭学生普遍生活、学习习惯比较差，最大的问题是不爱写作业。

记者在与张建华一起走访单亲家庭学生张欢家时，一进屋便闻到一股呛人的煤气味，有同行者实在闻不下去就闪到了屋外。然而张欢和姐姐张圆两人却全然不觉，正坐在离电视机不足1米的地方，聚精会神地看电视。电视机是她们唯一的玩具，在这约20平方米的房间里，还放着两张大床，一张睡人，一张充当她们的“书桌”。但她们要先过完“电视瘾”才去写作业。

1月4日，张欢张圆姐妹正趴在床上写作业。孙庆玲 摄

“我认的字都忘了，作业都是她们自己写。”张欢张圆姐妹俩由50多岁的奶奶拉扯。她们的生母在生下她们没几天就去世了，后来爸爸又给她们娶回来一个妈妈，给她们生了个弟弟，但在一起生活五六年后就离了婚，弟弟也被后妈抱走了。后来张欢张圆爸爸常年在外务工，一年回来的次数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不过父女可以经常视频，张欢总嚷着让爸爸给自己买个电脑。

奶奶可以说是与孩子最亲密的人，吃喝拉撒洗涮都是奶奶跑前跑后去张罗，生病了也是奶奶守在身边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