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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帝国主义》第二章

2019-1-22 23:1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5909| 评论: 0|原作者: John Smith|来自: 激流网翻译组

摘要: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劳动关系如何演变,是本书的主题。第一章聚焦于三种代表性的全球商品;这一章我们调整视角,展现生产、生产者和全球工人阶级在全球转变下的历史和全景。本章和下一章的目的是展示一个丰富的、鲜明的全球化生产概念。

外包和迁移

阿维瓦·乔姆斯基(Aviva Chomsky)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联系:“大多数据将移民和资本外流分开对待。我的方法坚持认为,作为同样的经济结构调整现象的不同方面,将它们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最有成效的。16她补充说,“资本外流(这里指外包)是纺织业在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仍然最缺乏组织性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二十世纪末所有行业工会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17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伊始,杰瑞·亨德森和罗宾·科恩就建立了同样的联系:“尽管部分城市资本已经转移到低工资地区,部分原因是由于城市工人的斗争,但西方资本中流动较少的部分已大大增加了对外来移民劳工的依赖,从而降低了劳工成本,并降低了发达国家劳动再生产的成本。”18

孟加拉国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外包和移民如何成为全球生产相同工资差异驱动的转变的两个方面。谈到80年代和90年代的孟加拉国,Tasneem Siddiqui报道说“劳动适龄人口的持续减少在保持失业率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它也成为贫困家庭的关键收入来源。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的统计,2012年,有540万孟加拉国人在国外工作,其中一半以上在印度,约100万在沙特阿拉伯,其余分布在中东、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等国家。他们的工资中寄回家的总共有140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1%。同年,孟加拉国服装出口额达到190亿美元,占孟加拉国出口总额的80%,其中40亿美元是支付给大约300万成品服饰工人的工资。出口总收入包括进口棉花和其他织物的成本,通常占生产成本的25%,因此孟加拉海外工人的汇款约等于服装出口总净收入。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统计,2013年,英国210000名孟加拉国移民工人人均汇出4058美元,是他(大多数孟加拉国移民工人是男性)妻子、姐妹或女儿在国内一家服装厂工作的年薪的三倍。为什么出口导向型工业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促进劳动力的增长,反而迫使这么多人为了找工作而迁移,我们将在第四章加以分析。

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包和劳动力再生产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改变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商品的生产,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商品是由低工资国家的被严重剥削的工人生产的。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有两方面的影响。外包使资本家能够用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劳动力代替高工资的国内劳动力,迫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同样熟练但工资低得多的工人直接竞争,同时服装、食品和其他大众消费品价格的下跌使消费水平免受工资下降的影响,并放大了工资上涨的效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07年世界经济展望》试图权衡这两个方面,总结道:“尽管劳动力占GDP的比例下降了,但发达国家廉价进口所体现的劳动力全球化增加了所有公民分享的‘蛋糕’,从而导致实际上工人的报酬总额净增长。”20换句话说,由外包带来的利润是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共享的。对于雇佣阶级和他们的政治代表来说,维护国内阶级平衡既是经济法则、也是策略。压低国内工资会压低消费需求并可能导致萧条。工人消费品的市场竞争迫使更多利用低工资劳动力来降低成本,最终使国内工人受益。

也许对这一现象最深入的研究是由芝加哥的两位教授克里斯蒂安·布罗达和约翰·罗马利斯(Christian Broda and John Romalis)进行的,他们在两个巨型数据库之间建立了“一致性”,一个跟踪1994年至2005年间55000个美国家庭消费的数十万种不同商品的数量和价格变动,另一个跟踪分类为16800种不同产品类别的进口。他们得出的中心结论是:“虽然在低工资国家扩大贸易触发了美国非技术人员相对工资的下降,但也导致了穷人大量消费的商品价格的下降。我们发现,这种有利的价格效应可能超过了工资下降的效应。”他们计算出,仅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就对降低通胀贡献了五分之四,其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在十年间从6%上升到17%,而且“仅与中国贸易的增长就可以抵消这一时期官方不平等数据的三分之一左右。”21

从这个简短的调查中可以得出结论,中间投入和最终商品生产的全球化、劳动力生产的全球化是外包现象的两个维度。它们产生相互矛盾的关系,并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必须既要分别研究也要一起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日益全球化,各国和各大洲工人之间日益相互依存,客观上加强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加速了国际工人阶级成为“自为”、“自在”的阶级,进而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然而,为了打击工人阶级,资本家越来越依靠和利用帝国主义的分裂来实行分而治之,迫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与低工资国家的工人进行日益直接的竞争,同时利用深受剥削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生产的廉价进口产品,来鼓励自私和消费主义,并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

生产过程的全球化

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在广泛引入动力机械之前,将原料加工成最终产品的各个阶段通常发生在单个工厂内,通常由大批家庭工人将原料加工成最终成品。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机械化的浪潮加速了集中化和专业化,促进了更复杂的生产网络在国内的发展。在这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贸易由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组成。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通过扩大跨越国界的生产链和价值创造链,深刻地改变了这种局面。正如威廉·米尔伯格(William Milberg)在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由于生产的全球化,今天的工业化与仅仅20年前出口导向生产最终商品的过程不同。”22两者很大的差别,即“全球化生产的决定性体现”,依旧是 “半成品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增长,不管它是由外国直接投资在公司内部进行的,还是通过直接分包进行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外包定义为半成品的贸易——我们的概念还必须包括从低工资国家到帝国主义的公司和消费者的成品出口。

主流理论并没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一个完备的外包的概念与衡量理论。截至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国外外包强度”等于国外外包投入在总产出中的份额,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仅略有增加,外包投入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从荷兰的12%到美国和日本的2%到3%不等。”23但是这个定义除去了向低工资国家因最后组装出口的半成品。它还排除了被发达国家公司注定用作投入的制成品,包括计算机和其他电子产品,并排除了被工人消费的成品。2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我在第一章所考察的三种全球大宗商品都不能算作企业和公民提供最终需求的国家的外包强度。其结果是对生产过程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的荒谬的低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日本制造业外包强度的估计尤其可笑。日本独特鲜明形式的外包被称为“三角贸易”,其“总部设在日本的日本公司在国内生产某些高科技零件,将它们运往东亚国家的工厂进行包括装配在内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然后将最终产品运往西方市场或运回日本。”25这种模式是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发展起来的,被称为“日本工业的空心化”。当时由于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的外包流向邻近的低工资国家使日元升值,进而导致竞争力急剧下降,日本制造商对此做出的反应。26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日本的外包强度计算为可忽略不计的2-3%。

《21世纪的帝国主义——全球化的生产、超级剥削和资本主义危机》第二章:外包还是全球化生产?-激流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法的另一个缺陷是,它没有考虑这些进口投入来自哪里。它发现,进口投入与总投入的比例或多或少是稳定的,但这掩盖了流向低工资国家的低成本供应商的巨大转变。三名经合组织研究人员报告说,“虽然从中国和东盟向经合组织整体的中间进口急剧上升(占总制造业进口的份额),但这是因为减少从其他国家的中间进口造成的”——“其他国家”是经合组织中其他的富国。27美国汽车工业进口了超过投入的25%,比其他任何工业部门都多,这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28经合组织的加值贸易(TiVA)数据库显示,1995年美国汽车工业从加拿大进口的汽车加值是从墨西哥进口的4倍,仅比2005年增加10%,到2009年,也就是数据更新的最近一年,墨西哥已经超过加拿大,成为汽车加值比美国北部邻国高出48%的来源,这清楚地表明了全球经济危机是如何加速生产向南转移的。29若不是非美国汽车公司为了赢得美国市场的份额而在美国设立自己公司的奇怪行为,这种转变将更加明显。正如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政治敏感性解释了为什么北美的日本、德国和韩国汽车制造商没有将生产集中在墨西哥,尽管运营成本较低,而且与美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那些明显不像美国消费者那么爱国的本土汽车巨头,将越来越多的产品转移到格兰德河(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对岸。30

评估外包规模的另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是测量企业内部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法相反,因为它既抓住了中间投入又抓住了成品,但它在发达国家企业与其发展中国家供应商之间日益重要的密切关系中没有留有余地。31彼得·迪肯评论说:“不幸的是,没有全面可靠的企业内部贸易统计数据,大致正确的数字是世界贸易总额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在公司内部进行的,尽管这很可能被实际低估。”32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吉恩·格罗斯曼和埃斯特班·罗西·汉斯伯格(Gene Grossman and Esteban Rossi-Hansberg)对此更有帮助,他们报告说,“2005年,关联方(即公司内部)贸易占美国进口的47%。这一比例从1992年开始只是小幅上升,当时已经是45%。”33然而,这种小幅度的增长掩盖了这种贸易向低工资经济体的急剧调整:“1992年,美国从韩国关联方(即子公司)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7%,从中国进口的占11%。到2005,这些数字分别上升到58%和26%。”

回顾这些量化生产外包的尝试,威廉·米尔伯格(William Milberg)指出,“大多数测量纵向分解现象程度的尝试,仅涵盖了过程的一部分。一些分析家把重点放在公司内部的进口上,而另一些则放在中间产品的进口上,不管这些中间产品是公司内部的还是非公司内部的。”34然而,总的外包图景是由一组全面和容易获得的数据-----从低工资国家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成品出口汇总,构建的。米尔伯格和温克勒(Winkler)在一个关于危机对全球生产网络影响的研究中,解释了这种方法背后的简单而有力的逻辑:

标准外包计算方式只包括贸易投入,而全球供应链中的大部分进口活动都是全成品。事实上,公司外包的目的,无论是密切关系的外包还是通过外国子公司,都恰恰是为了让公司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同时把生产过程的其他环节,通常包括生产,留给其他公司。许多“制造业”公司现在根本不生产任何东西。他们提供产品和品牌设计、营销、供应链物流和财务管理服务。因此,离岸外包的替代方式可能仅仅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35

根据这一广泛的商品外包衡量标准,“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占日本(68%)、美国(54%)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占欧洲国家从英国的23%到丹麦的仅13%不等。”36这在下面两个方面一定是符合的。首先,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和食品反映了传统的、新自由主义之前的南北贸易模式;第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出口的份额虽小却意义重大的部分,并非产生于帝国主义大公司控制的外包关系,而是来自本国的工业发展,并且通常不符合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外包方式。巴西的航天工业和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工业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更详细地讨论世界贸易结构的细节,这些高附加值的出口只构成了整个南北贸易的一小部分。根据这些附加说明,我们可以同意米尔伯格和温克勒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从低工资国家进口的成品是多种外包和海外外包的综合体,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形式的表现。自198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帝国主义国家成品进口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上升,在随后的三十年里,总体量增加3倍的基础上其所占比例依然增加了2倍。拉什米·班加在2013年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全球价值链中产生的总增值的67%被富裕国家的公司所占据。37

跨国公司是生产全球化的最高驱动力,大多数总部设在帝国主义国家,由那些国家的资本家拥有。它们与低工资国家生产过程的联系有两种基本形式:母公司与其海外子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就像在外国直接投资一样,例如FDI;或与正式独立的供应商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个重要的区别将在下一章进行研究。其多样的形式、定义的困难、以及数据缺乏,意味着获得外包规模的精确测量充满了困难。尽管如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全球贸易的约80%(以出口总额计)与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有关。”38这种转变的程度由UNCTAD 《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该报告估计“全球贸易的60%由在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纳入最终消费品的中间产品和服务所组成。39

总之,南-北(S-N)的制造业成品出口作为一个整体,不应该被看成是贸易,而应该被看成是生产全球化的一种表现,这反过来不应该被看成是机械和其他投入的技术重组,而是社会关系的演变,即资本与劳动的剥削关系。企业之间为增加利润、市场份额和股东价值而进行的国际竞争仍在继续,但每个工人的命运不再与雇主的财富挂钩;相反,能够生存下来的雇主是那些最积极地用更便宜的外国劳动力代替自己雇员的雇主。

生产过程可以理解为不同的具体劳动任务的排序或编排,其中“任务”意味着生产任务;作为在生产商品中消耗的劳动力,“工业”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地方。新自由主义生产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单个生产环节和生产流程的外包,于是分析家谈论生产的分散化,或“分割价值链”,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一篇评论颇多的文章中描述的那样。40南北成品原料的贸易的旧观念亟需更新。鲍德温(Baldwin)的“任务贸易”概念反映了全球竞争性质的变化,“过去主要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公司和部门之间,(但是)现在发生在不同国家做类似工作的工人之间。” 41这体现了资本—劳动关系的演变,它日益表现为发达国家资本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关系。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转型之前,当竞争由生产不同成品的公司所组成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工人的相对工资和就业保障取决于他们的雇主对市场份额的防御,也与引进技术减少劳动力有关。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跨国公司越成功、越占优势,在国内的工厂集中的直接雇员就越多。“任务交换”意味着雇主现在有了另一种方式裁员,一种通过外包单个任务(即工作)到明显低工资的地方来降低生产成本的替代方式。现在,成功的跨国公司是把生产外包给低工资国家,自己几乎不事生产。就市场资本而言,苹果已经取代了通用电器,沿着通用汽车自身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因此,工人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变得更加直接,并且越来越无关企业竞争力。

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普遍现象还是集中在某些国家?

近半个世纪以来,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一直是没有丰富自然资源的穷国的唯一资本主义选择。42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高度集中于少数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实际上是所有劳动密集型全球价值链中的首选供应商”,43以及其它少数几个国家。国际劳工组织资深经济学家阿吉特·戈斯(ajit Ghose)认为“看起来南北贸易格局的改变实质上是工业化国家和24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格局的改变…相比之下,其它发展中国家仍然主要依赖初级商品的出口。44“其它发展中国家”包括超过107个发展中国家,“面临全球排斥,因为它们越来越成为全球市场中无足轻重的角色。” 45然而,戈斯的报告中24个国家已经(正在)“将出口基于从初级商品转移到了制造业”,其中包括10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的8个,占全球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76%。在人口最多的10个南方国家中,只有尼日利亚从初级商品出口中得到的收入高于从制造业中得到的。46此外,许多小国已经做出勇敢的努力,将经济重新定位于制造业出口,并接纳成为制造业飞地,也称为出口加工区,这些飞地给本国经济造成了重大和扭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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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2和2.3清楚地描绘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生产的南移。图2.1中的实线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稳步上升,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急剧上升,从全球化前的5%左右上升到21世纪前十年的30%。图2.2对这个曲线进行分解,以显示发展中国家在欧洲、日本和美国的成品进口中所占的份额。日本和美国的曲线显示,它们从低工资国家的成品进口急剧增加,对于美国从约10%上升到45%,而日本则上升到近60%,这就让前文提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日本静态外包强度的估计显得有些荒谬。47

图2.1中的虚线轨迹表明,1980年左右,成品在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开始惊人地增长,从20%在仅仅十年内增加到60%以上。随后,该指数稳定在较高水平,从21世纪初开始向下倾斜,这反映出初级商品价格上涨和制造业贸易条件恶化。图2.3将此拆分为不同的部分,揭示了从原材料和食品到成品出口这种转变广泛但不均衡的特征。如果把不同的地区分解成单个国家,我们会发现,正如戈斯所说,许多小国没有遵循这种发展模式,但总体情况是清楚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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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被描绘在东亚和太平洋的轨迹中,它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组成部分。图表中还有其他有趣的细节——例如,来自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制造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份额甚至在1980年也很高。非洲的轨迹(数据仅从1996年开始)表明,非洲大陆尚未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过渡,相反,其国内轻工业受到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竞争的破坏。中东的制造业对总出口的贡献最小,其轨迹可以用该地区总出口中石油的比重来解释,因此,它的低分是富裕的迹象(当然,这并非中东地区国家之间平均分享),而非非洲的贫困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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