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帝国主义》第二章

出口加工区（EPZ）

目前在130多个国家发现的出口加工区为扩散说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尽管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可能分布不均，但其分布仍然非常广泛。它还使我们更加详细地了解了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对极灵活、低工资的雇佣的永不满足的欲望，在这种雇佣中，它们的所有需求都放在地毯上，而“需求的周期性的负担都放在工人身上”。49

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出口加工区是“一个通常10-300公顷被围起来的，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工业区。” 50出口加工区展现出以下特点：“原材料、中间产品及资本品的免税进口……繁文缛节简化……劳动法通常比国内市场更灵活……慷慨、长期的税收优惠……基础设施比国内市场更先进……公用事业和租金补贴很普遍。” 51一份很长的清单，但奇怪的是并不完整——“灵活的劳动法”是对工会普遍敌视的委婉说法；出口加工区的投资者对女性劳动力的偏好没有提及-----一直以来，大部分劳动力是女性（关于这一点的更多信息，见第4章）。这两者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出口加工区的存在理由是低工资。

出口加工区以其各种形式在竞争外向型工业化的竞争中发挥并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它们现在不仅存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典型特征也已变得普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在使整个南方变成一个巨大的出口加工区。正如威廉·米尔伯格评论的那样，“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贸易协定中的自由化政策不断扩大，在许多国家，出口加工区和非出口加工区的活动之间的区别已经缩小。”52然而，出口加工区并没有显著下降，而是经历了加速增长——1997年至2006年间，它们的就业人数几乎增长了两倍，最近一年有统计数据显示，有6300万工人受雇于132个国家的出口加工区。米尔伯格对出口加工区的研究报告了一些经济体的数据，显示2006年出口加工区占肯尼亚、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越南、多米尼加、和孟加拉国出口收入的75%或更多，而菲律宾、墨西哥、海地和摩洛哥的出口收入的50%至60%来自于出口加工区。然而，在区域之间，显著的差异仍然存在。国际劳工组织在出口加工区数据库中的就业报告显示，亚洲900多个地区雇用了5300万工人，其中4000万在中国，325万在孟加拉国。在世界其它地方，还有1000万工人受雇于出口加工区，墨西哥和中美洲有500万，非洲、中东和中欧还各有大约一百万。南美洲落后，有一百万人受雇于出口加工区。

尽管中国仍然是最重要的出口加工区的所在地，但出口加工区在其它低工资国家增长更快：1997年，出口加工区的就业人口占中国就业人口的80%，在2005年6月下降到63%。53在中国之后，最大的出口加工区雇主是在孟加拉，在2005年6月间有325万名雇员。

自成立以来，出口加工区就一直是激烈争论的焦点，受新国际分工学说影响的学者和活动家指出，EPZ是跨国公司肆无忌惮地剥削低工资劳动力的缩影。54米尔伯格在2007年发表的一份针对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报告中总结道：“尽管出口加工区已经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超过30年——但很少有出口加工区在实现直接发展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情况。” 55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04年警告说，制造业出口加工区正在重现“飞地主导型增长”的殖民形式，在这个形式中“一个相对富裕的商品出口部门，与道路、港口紧密相连，辅助服务，与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大片未开发的腹地并存。”56

经济特区普遍未能刺激开发区以外的经济发展，通常除了劳动力以外所有投入都进口，而且对东道国政府几乎不缴税或完全不缴税，这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议。出口加工区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东道国政府悬而未决的出口补贴和其他扭曲的贸易利润诱使外包跨国公司扰乱了世贸组织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努力。鉴于围绕出口加工区的争议及其对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微不足道的贡献，问题出现了，它们为什么继续扩散？答案是，在签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出口导向工业化促进战略后，出口加工区为低工资国家的政府提供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连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此外，根据米尔伯格的说法，“可能最重要的政治因素”是“政府发现经济特区创造就业机会对于吸收过剩劳动力至关重要。”57

服务业与生产全球化

直到世纪之交，外包才与劳动密集型环节或商品制造中的“任务”相关联。尽管远距离运输大宗商品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和延误，但这种情况还是大规模发生了。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它演变成“服务”的爆发，特别是任何能够以零运输成本即时传送到计算机屏幕上的服务，对大多数公司来说都只是个现实的可能性。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的预言在美国被广泛报道，“如果工作是数字化的，它可能覆盖美国就业的10%[大约1400万工人]，那么它可能并且最终会被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 58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2006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外包：下一个工业革命”的文章也这样说，它警告：“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外包冰山的顶端，冰山的最终尺寸可能令人震惊。”59突然，一群专业、中产阶级的工人开始感受到全球竞争的冷空气。正如加里·杰夫 （Gary Gereffi）所说，“尽管几十年来，低成本的外包生产一直在取代美国的工厂和农场工作，但中产阶级的办公室工作和许多高薪职业现在都受制于国际竞争，这种观点令人震惊。”60在副标题“这一次是个人的”下，布林德总结道，“许多人乐观地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关键区别仍然是在高学历（或高技能）的人与低学历（或低技能）的人之间。相反，未来的关键分界点可能在于那些容易通过网路提交的和不容易的工作类型之间。”61

在2013年，服务业占“高收入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5%，但只占其出口总额的22%，62但这低估了它们的贡献，因为服务业也构成了出口成品附加值的一部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说，“虽然服务业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仅为20%，但几乎一半（46%）的出口附加值是由服务业活动贡献的，因为大多数为制造业出口的生产过程需要服务业。”63

很显然，这种只关注制造业而忽视所谓的服务业的生产全球化的观念是严重错误的。主流的工业和服务业概念根据经济活动产出的物理性质，以及由具体劳动力、特定的任务产生的特性来对经济活动进行分类。传统上，服务被定义为无价值的，无形商品；它们不能储存和运输，因此必须在生产时就地消费，例如在理发或乘公共汽车出行时。因此，根据《经济学人》的说法，服务是“经济活动的无形的产物。”64

然而，有形性不足以区分工业与服务业的标准。首先，无形服务的提供总是也包括对“工业”的有形产品的消费，比如剪头发用的剪刀或运送乘客的公共汽车。音乐表演不能被触摸，但它确实通过空气的有形扰动来触动人的鼓膜。电信也被归类为服务：就像音乐表演一样，电话通话在传送的时候就被消耗掉了，不能储存起来供以后使用。65因而，这也涉及物质的、有形的物质变化。即使运输，也被归类为服务，如果物理性质没有发生变化，那也包括产品的物理位置的变化。

与粗略的物理主义定义相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决定性的不是特定劳动的性质，而是其职业的社会关系——它是用于商品生产还是作为个人服务，如果是前者，劳动是在生产还是流通中进行。因此，为了形成一个有效、具体和有用的区分工业与服务的概念，有必要考虑商品生产与流通之间的区别。

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市场关系最简单的形式是易货贸易。在一个易货贸易中，其中的一种商品（例如一条裤子）直接换成另一种商品（例如一袋面粉），可以用C–C表达式来表示，假定是等价交换，则表示商品交换价值的C在公式的两侧相同。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像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那样，由买卖双方的主观愿望决定的，66而是由生产该商品所投入的劳动决定的。例如，如果一条裤子的生产时间是一袋面粉的两倍，那么一条裤子的平衡交换值就和两袋面粉相等。

随着市场关系的扩大，一种商品成为货币商品（通常是黄金），所有其它商品都以此作为衡量标准。这里，假设等价交换，公式现在变成了C–M–C。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为了买他们做的东西而卖他们不需要的东西。现在，货币（M）在裤子销售商和面粉销售商之间进行中介，因此他们不需要面对面地见面。

不同于简单的为买而卖的商品生产者，商人为卖而买。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是为了获取金钱。他们的起点和终点不是从C开始的，而是从M开始的。他们买一些商品，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现在公式变成了M–C–M’，其中【’】表示他/她最后得到的钱比他/她开始的多，换句话说，M’>M。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交易（M–C或C–M’）中的至少一项必须是不平等的交易，违反了价值规律，在这种交易中，商人利用供求关系，从而导致价格偏离价值。

曾自夸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无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评论说：

“真正的交换关系与卡尔·马克思想象丰富的观察有一些相似之处。他指出，现实世界中的生产性质并非如经济学家们经常设想的那样，是C–M–C'的情况，即为了获得另一种商品（或劳动）而将一种商品（或劳动）兑换成货币。这可能是私人消费者的立场。但这不是商业的态度，在商业中是M–C–M'的情况，即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而用货币购买商品（或劳动）。”67

然而，在一个关键的方面，这混淆了马克思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M–C–M’描述了商人为了增加M----他的钱而买卖商品C的行为，而不是资本家的行为。鉴于小生产者为了买而卖，商人为了卖而买，资本家则是为了生产而买。商人不实际改变她/他占有的生产资料（她/他无论怎样也不会生产）。商品资本主义是一种原始形态，那时资本家尚未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分离出来，并掌握生产过程。凯恩斯在参考马克思时省略了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区别，这就要求从根本上修改表达商品循环的公式，现在这个公式变成了M–C–C'–M'。这时，商人变成了资本家。M–C现在不是为了再卖商品的购买，而是购买“生产要素”：劳动力、生产工具和原材料。C–C’是生产过程，其中活劳动代替了C，它自身的价值以及原材料等在生产中用完的价值，并产生了剩余价值（C和C’之间的差别）。由活劳动花在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马克思称为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不仅是各种形式利润的源泉和实质，而且是资本本身的源泉和实质，资本本身只不过是剥削剩余劳动。马克思评论道，“生产过程[C–C’]看起来仅仅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中间阶段，其实更是一个为了赚钱而必须的罪恶。”68

在这个概要中，价值生产只在C–C'中进行；其他两个环节，M–C和C'–M'，只是完成这些价值的循环和所有权的交换。价值链中的任务或环节是否产生价值并不取决于这个特定任务或环节的具体性质，而是取决于它在资本循环中的位置。这为马克思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