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帝国主义》第二章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正如我们早些时候对衡量外包规模的不同方法的讨论，最重要的不是生产商品的物理性质，而是其生产的社会关系。比服务业和工业之间十分具有欺骗性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另一对经常混淆的概念，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正如安瓦尔·谢赫和艾哈迈特·托纳克（Anwar Shaikh and e. Ahmet Tonak）所指出的，“服务”这个词模糊了生产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重要区别。”69这个问题与我们研究劳动生产率和“GDP幻觉”、以及帝国主义形式的价值关系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为了从主流概念、并且已经玷污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庸俗物理主义方法中解放我们的工业和服务业概念，引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是非常必要的。70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坚持认为，那些不属于生产的一部分、而是与生产过程有关的经济活动，如银行和金融、警察和保安服务、政府官僚机构等，并不会净增加社会财富；因此，它们不产生任何价值，应被视为非生产活动，视为对其它地方产生的价值的社会消费形式。非生产活动还包括安全、管理、广告等可能与生产活动一样必要，但本身并不增加社会财富，而应被视为社会消费式的活动。商业也属于商品流通，因此它消耗价值但不产生任何价值。正如马克思解释的：

由于商人只是流通的代理人，所以既不产生价值，也不产生剩余价值，他雇用这些相同职能的商业工人不可能直接为他创造剩余价值。商业资本与剩余价值的关系与工业资本不同。后者通过直接剥夺他人的无偿劳动而产生剩余价值。前者通过从工业资本转移来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71

马克思对粗陋的物理主义价值概念的反对，也许没有比他对运输的态度更清楚的了，因为“这个过程中劳动的目的根本不是改变事物的形式，而是改变它的位置。”72如果这种运输是社会必需的，那么运输工人的生产劳动就可能是为已运输商品增加交换价值，而商品的物理性质却没有显示出这一点。正如谢赫和托纳克举的例子：

理解不是所用的运输都对生产活动有贡献是重要的。假设我们的橙子是在加利福尼亚生产的，在纽约销售，但由于仓库设施比较便宜，所以储存在新泽西。通过新泽西的循环对橙子作为消费对象的有用特性没有（正向）影响，[这样]这个循环是分配系统内部的。因此它是一种非生产活动。73

因此，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我们所指的工业和服务业。对马克思来说，工业就是运用人的劳动来驾驭或改变自然力和资源以满足人的需要。农业与制造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农业劳动的生产力是由土壤的固有肥力和气候以及技术的有效应用决定的，这与采矿业的情况类似。这些自然垄断导致了差别利润，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租金理论提供了出发点。74虽然我们必须研究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范畴和基于这些范畴的统计数据，充满研究理论中的工业概念包括工业和农业的国际劳工组织（ILO）标准分类所包含的所有内容，还包括许多按照惯例被计算为服务业的生产工作。

与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低工资国家的服务包含很多不同的组成部分。已经控制了帝国主义国家“金融化”经济的金融服务业和其他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的权重要小得多（而且它们本身也日益被发达国家金融跨国公司所主宰）。除旅游业外，服务业整体来说，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比帝国主义国家小。但迄今为止最大的区别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包括非正规经济，其中人们通过向正规经济提供超廉价的服务来勉强维持生计，并且几乎在所有地方都由非正规经济主导。

最后，关于服务业贸易的数据远不如关于矿产和农业及工业成品贸易的数据可靠。与商品贸易相比，大多数服务业贸易不通过海关，不征收进口关税。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关于服务业外包的数据由于漏报和可疑的会计事务而失效。75

主流经济学家的价值与增值的同义反复方程不仅掩盖了剥削，也抹杀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经典区别。如果每个价格都可以定义为价值，那么任何导致销售的活动都可定义为生产劳动。对实用经济学家来说，如果它被卖了，或者可能被卖，那么它就被定义为生产结果。因此，在普遍的数据中，商品商人、私人警卫，甚至私人军队都被认为是社会产出的生产者，因为有人为他们的服务付费。”76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存在于所有生产方式中，通常并不具体指商品交换，更不用说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的特定之处在于，这种区别被普遍商品化以及资本家关于生产率、利润率的新标准所掩盖。

也许有人会问，这些非生产性活动不是为社会再生产提供必需的“普通商品”吗？谢赫和托纳克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观点：“这些劳动间接地导致了这些财富的产生只是它们是必要的另一种说法。消费也间接地导致生产，正如生产间接导致消费。但是，这几乎不能消除区分这两者的必要性。” 77要想看到这一论点的真实性，就要考虑一个由劳工和保安组成的经济体。78劳动者生产他们和保安人员都赖以生存的所有物品；保安人员提供“普通商品”，安全保障。显然，其他条件都一样时，保安人员相对于劳动者的比例越高，总产出就越低，因此将这种经济活动视为非生产性劳动，一种社会消费形式是合乎逻辑的。一旦对一类经济活动建立了这种区分，就会打开大门，让更多的经济活动加入名单。例如，假设我们的虚拟共同体发现有必要分配一部分社会劳动来衡量和记录生产工人的产量，并且唯一可用的方法是将数据雕刻在石碑上，这是个需要许多小时劳动的很慢的过程。他们的劳动与保安人员的完全一样，确切来说是非生产的。这些石头并不增加社会财富，它们只是由生产劳动创造的财富的代表。如果一种技术促进用笔和纸代替凿子和石头，这些非生产劳动的大部分可以被释放用于生产，从而增加社会总财富；或者被重新部署为保安，而不会改变社会财富。将安全和管理功能指定为非生产活动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必要的——在我们的简单模型中，保安人员和石雕师都执行必要的功能。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正如在现实中一样，非生产劳动者所消费的社会财富来源于生产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力，即他们所投入的劳动超过了换取自身消费所需要的劳动，马克思称之为必要劳动。正如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一样，把工作日或工作周划分成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存在于所有的生产方式中，例如，农奴在庄园主的土地上工作三天，在自己的土地工作三天。在资本主义形式中，剩余劳动力是由于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他们交换工资所为的一篮子商品价值所需的时间而造成的，卡尔·马克思称之为必要的劳动时间。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剩余劳动力与必要劳动力的比率，或者说“剩余价值率”，就是剥削率的同义词。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金融、广告、安全等行业的工人没有价值，他们怎么会被剥削？只要工人被迫工作超过生产一篮子消费品所需的劳动时间，他们就会被剥削。这与劳动力被雇佣的具体方式无关，也与劳动力被雇佣于生产、流通或管理哪一个环节无关。就当前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假设所有这些工人都承受着与生产劳动相适应的（全国普遍的）剥削率。

非生产部门通过从生产中抽取的部分剩余价值来维持；它们所消耗的价值减少了所有形式的可实现利润。剩余价值率可以提高，例如通过压低工资，但是利润率仍然可能下降。在商业、金融、安全、法律等服务业，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经济中一直在加速发展的领域，非生产性领域雇佣的社会劳动力越多，对利润的下降压力越大，通过加强对生产性工人的剥削来弥补的必要性就越大。因此，帝国主义经济中日益增长的服务业比重既是外包压力的原因，也是外包压力的后果。

服务业与生产率悖论

本文通过总结服务业外包在工业劳动生产率测量中的悖论现象，对服务业在生产外包中的作用作了简要概述。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许多服务业工作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的，并且不容易机械化，导致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因此，凯瑟琳·亚伯拉罕Katharine Abraham，国民核算领域的权威，报道称在美国：

实际上，服务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77年至1997年的二十年间里下降了。在单独服务行业中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有教育服务和卫生服务，还有汽车修理、法律服务和个人服务。建筑业是另一个问题行业，在整个20年期间，隐含的劳动生产率每年下降1%。79

相反，“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高，大大超过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总体生产率增长的大部分。”80于是释放劳动力以调动到服务性工作岗位或成为失业人群，导致制造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相对下降，制造业就业占就业总额的比例甚至更快地下降。81这指出了为了进一步研究我们需要注明的一系列悖论中的第一点：工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得越快，工业在维持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就变得越重要。但与此同时，这意味着工业在GDP和总就业中所占的比例减少得越快，这就产生了各种关于“后工业社会”的胡言乱语。

但是，工业生产率比服务业发展更快的趋势所产生的悖论并不止于此。通过残暴的加速和减少劳动力的技术引进来使劳动过程集约化，无疑为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一些明显提高是由于这个部门的外部企业。当一个工业公司将诸如清洁、餐饮等劳动密集型服务外包出去时，根据传统和最广泛使用的生产率衡量标准，其剩余雇员的生产力提高。即使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变化，这种情况也会发生，这是公司不变的产出被减少了的劳动力分割的简单结果。这个趋势是工业生产率上升的部分原因，并且扩大了工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如果一个工业公司将服务外包给在另一个国家雇佣廉价劳动力的公司，那么该工业公司表面上的生产率提高更多，因为劳动力不仅被外包，其价格也被削减，降低了这种投入的成本，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公式中的分子（公司的增值），同时减少了分母，即直接雇用的劳动力的规模。正如苏珊·豪斯曼（Susan Houseman）所发现的，“服务业外包在最近的制造业多因素生产率增长中占据了令人惊讶的大份额，而其很可能被显著低估，并且与显著的劳动力成本节约相关联。” 82因此，她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外包是经济中衡量生产力增长的重要来源，生产率统计将部分引起成本节约或贸易收益，但不影响美国劳动产出的改善。”83豪斯曼认为，这解决了“近年来美国经济的一个大难题，即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并没有使工人以高工资的形式普遍受益，由于外包引起的生产率提高，主要是衡量节约成本，而不是美国劳动力每小时产出的提高。”84这里重要的是，豪斯曼的论点适用于低附加值生产工作的外包，也同样适用于服务业外包。

在豪斯曼发表论文三年前，摩根士坦利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就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就美国而言，海外工作外包在功能上相当于‘进口生产力’，因为全球劳动力套利，用外国劳动力代替了国内劳动力投入。在我看来，这对于解释美国传说中的生产力传奇的最新一章有很大帮助。”85豪斯曼和罗奇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这样解决了“生产力悖论”，他们狭义地将其定义为美国工业中工资与生产力之间的背离，从而质疑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信条，即工资与生产力之间的直接关系。相反，外包在生产力计量上的悖论现象，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本质上极度矛盾的表层和相对微不足道的结果，它既可以定义为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创造的有用商品的物理量（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使用价值），也可以定义为工人为雇主创造的货币数量。本书的每一章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给予实证和理论上的解释，并在第六章给予特别关注。

总结这章的发现: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在整个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同样，这种工业化极不均衡，高度集中在一些国家和这些国家内的一些地区。全球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帝国主义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主流学者对它们推进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全球发展中国家大约50亿居民中的大多数现在生活在制造业出口——主要是对帝国主义经济体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一半以上的国家。

外包是资本家的一种自觉战略，是反对工会组织、压制工资和加强对工人在国内剥削的有力武器，并且最重要的是导致低工资国家工人就业的大幅增加。帝国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梯度也导致低工资工人向相反方向迁移。因此，外包和迁移应被视为同一过程的各个方面，由资本家为了从工人分离及其产生的巨大工资差异所驱动。

人们普遍含沙射影，如果全球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区仍陷于极端贫困之中，那是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未能成功地与世界市场一体化，“一体化”意味着，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它们必须出口更多的成品。本章和以后各章提出的证据显示，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处方重新调整经济取得成功的穷国，只有加入到最底层的竞争中才能成功。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