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解体

专家们的评价很快就应验了：

【“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发言等同于政治珍珠港的意义”；

“他一句话就免掉了北约成员国在国防领域中不能胜任的上万亿花销；在西方看来，他大大降低了苏军的威胁程度”；

“为使西方确信不疑，戈尔巴乔夫调整并补充一些衡量削减的极为重要的标准——地理、民族、部队类型、装备数量及落实所需的时间等。”】

被这些结论紧急武装起来的有北约秘书长韦尔纳、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阿尔腾堡和所有北约成员国大使。[20]

他向所有“冷”战的参与者发出一个信号：投降开始了。凯特尔和朱可夫元帅的继承人交换了位置。

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宣言《为了我国与全世界的改革与新思维》中说：

【“有两个实行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德意志国家。它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它们都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二者中任何一个都可以为欧洲和世界的事务作出自己的贡献。100年后将发生什么——历史会决定。”[21]】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出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昂纳克的私人朋友的背叛经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同时，在柏林墙倒塌时，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还滔滔不绝地说，他们一直主张德国统一，并相信历史的公正将实现，雅尔塔协议将被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所有社会主义联合体的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在时间上都是同步的，而所有离心力都是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自由社会选择学说之后才开始表现出来的。

“自由选择”概念成了作为完整国家的苏联解体的基础。在其基础上积攒了民族分裂主义的，首先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然后是其他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潜力。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体分裂了，华沙条约组织被解散。

雅科夫列夫在周游全国、各加盟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时阐述了“自由选择”学说的真实含义。结果没多久：在同一时间，各地都出现了同一类型、宣布为“非正式的”组织、社团和协会，这些组织与其毫不相符，其活动空间广阔，特别是在官方的、正式的、首先是执政党所建立的媒体当中。

事实上，按同样的模式还成立了一些经济组织，首先能把财政资金变成个人财产，然后允许实行昨天还被叫做投机的商业运作。在苏联，这表现为创办合作社和苏联外国的联合公司。同时，政府“没有指出”，在2500个苏德合作社和其他合作社中，1989年生产商品的不超过10个。其余全是贸易采购的中介，原则上扭曲了国民经济体系中有关合作社用途的概念。这绝非偶然，1990年第一季度，从合作社的账户上看，银行划拨了60亿卢布，而记账的只有45万卢布。瓦解党的经济精英是准备和实施国家政变的昂贵但必需的条件。不劳而获成了特权阶层腐化堕落的主要源泉。

苏联第十八次全苏代表会议加速了毁灭过程。这次会上，“选择自由”方针从政治上得到论证。“改革”领导人口头上对这一主题的论断是这样的：

【“选择自由这一概念是新思维的关键所在。我们相信，当文明的生存成为主要的、普遍性的全球问题时，原则对于国家关系来说会具有普遍性。这一概念取决于前所未有的正在发展的世界多样性。我们正在目睹这一现象，数百年来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几十亿人正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之中。这数十亿人在全新的条件下走上独立自主进行历史创作的舞台。在民族自我意识普遍增长的环境中，在寻找自己选择的道路时，他们将表达自己的心声。在这种情况下，以任何方式（不要说军事、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政治的方式）从外部强迫接受，都是过去的危险武器。主权和独立、平等与不干涉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这本身也是20世纪的重大成就。反对选择自由意味着与历史本身的客观进程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形式和表现的强权政治在历史上都终将会无用。”[22]】

时间证明，或是对政治一知半解的人或是叛徒，都能轻易摆脱“从前的危险武器”。这两种人都不是大公无私的。德国赞赏戈尔巴乔夫的功绩，戈尔巴乔夫成为“最优秀的德国人”和柏林的荣誉公民。同时，确保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苏联军方领导人，从荣誉公民的名单中被删除掉了。

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形成了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所有条件和可能性。国家灾难的火车头与组织者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工会和共青团的机关以及党、苏维埃和经济的特权阶层。

原来，“改革”政策的创立者和传播者很会“游泳”：他们能顺利地克服乱世的急流，从自己的区委会、市委会流动到银行、保险公司、企业（康采恩）的办公室。而“沉不下去的人”根本不着急，仍然留在1991年8月政变前他们工作的那些大楼里。

在财产与特权的再分配过程中，首先，是合并整个权贵阶层的部分代表；其次，新的权贵阶层把财产分配闹到了中央崩溃和苏联解体的地步；再次，新的政治精英取消了对财政经济活动的所有限制，因为这样才符合他们的社会利益。

俄罗斯的另一特点是：国内向新状态过渡的方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而是刑事官僚的方式。

特权阶层私有化和官僚自由化产生出一种依稀让人想起市场关系的综合体。至于它们的形成，除了时间，还必须要有一系列其他条件。其中的关键是改革要符合社会文化空间，俄罗斯人的心理对改革是否认同，以及社会重组这一政治行动的合法性（在合法的同时应当明白，与其说是法律形成的执政权，不如说是社会自愿承认某种政治力量具有执政权）。

但几种说法都不够圆满：被当作政府活动之哲学基础的个人主义被祖国的集体性和一统性所摈弃，而由于从传统上来看，新的政治寡头允诺的比能给出和打算给予的要多，其政权的合法性不被承认。

所有这一切，和其他很多情况一样，影响了“戈尔巴乔夫式”改革的成果。由于这样那样的改革，国家的农村居民对苏联政权和工人阶级的党——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信任。

苏联社会曾经享有特权的那部分人、工人阶级本身因为无权而闹腾起来。最受尊敬、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力量——煤矿工人充当了抗议行为的催化剂。带有反叛情绪的组织者办事巧妙：从采矿定居点开始丢失商品。首先是粮食和肉奶制品，然后是黄油和面包。很快，内衣、袜子、肥皂、香烟、茶叶、洗衣粉也不见了。

巧妙的和人为制造的短缺导致了罢工。首先是在梅日杜列琴斯克。后来中央委员会有人要求，让基谢廖夫斯克的工人们联合到梅日杜列琴斯克的矿工。罢工工人的要求十分典型：

【“按固定的时间表发放专用服装；给每位工人发一条毛巾和人均800克洗涤用的肥皂；给所有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发放棉袄；安排好食堂一周7天的工作，在黑板上标出矿场工程师的收入；安排好夜班矿工人均1卢布的免费饮食；改善工人家中的食品供应！”[23]】

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总体结果。一些大的领导、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们开始感到焦虑。其中，在一份有舍宁、巴拉克诺夫和弗拉索夫签名的，写给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讲道：

【“情况很紧急。原材料和汽车、轻工业及其他行业的物资供应不超过30%。只能保障国防综合体2/3的物质和装备。只有30%的资源分给住房和社会文化生活设施的建设者。很多企业，用帕尼切夫、普根和达夫列托娃部长们的话说，都快停工了。”】

报告进一步指出：

【“特别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必须坚决制止在国外市场上浪费原材料，防止对外经济联系中出现混乱。”[24]】

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在文件的页边上勾画一番，就把它放入档案中了。

1985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人均4953美元；到“改革”末期，俄罗斯国内总产值的实物总量不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我们提醒一下：1985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两倍，在这一指标上与日本不相上下。

到1991年底，像生产效率低、生产积极性缺乏激励机制、结构失衡等这些现象，事实上使国家的发展能力瘫痪。在“改革”政策框架内采取的措施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系统，使经济失衡，造成商品短缺，为苏联解体奠定了物质基础。

到1991年夏天之前，关于苏联何去何从的问题，已经不再被神秘地谈论了。严酷的危机撕下了它的某种神秘面纱：国家已经脱离体制危机的轨迹，进入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倒退的阶段。

“改革”以其主要后果决定了在过渡时期国家发展所有可能的方案中选择最差的一种。

在经济领域的生产衰退和技艺落后发展成摧毁工农业潜力、历史形成的联系与基础设施的阶段。国内生产商的商品开始从内部市场上消失，科技进步受到阻挠。

在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的三大特点最为重要：

经济发展的源头遭到破坏（中止大型投资；科技集约生产被削减；中止了科研活动；基础科学的人才、物资和实验基地被破坏；地质勘探工作和矿产开采停止；劳动资源丧失专门技能；劳动生产率下降；等等）。

生活保障系统处于崩溃的前夕（国内粮食和工业保障缩减到危险的界限；交通、电信和其他系统开始解体；公用住房管理下降；出现了针对精英的、价格高昂的有偿医疗服务；负担不起高等教育；生态灾难逐渐临近；等等）。

国内出现两大人数和能力皆悬殊的阶级：第一种是完全能满足生活需要的人；第二种人中，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连基本的最低生活费都没有。用作家和道德说教者尼古拉·塞巴斯蒂安·沙姆冯（1741年～1794年）的话说，这些是食不果腹的人。

这一切和很多别的事物一样，都必然造成苏联经济发展消极变化的“改革”成果。

三

俄罗斯人民清楚地知道外国媒体针对“改革”政策及其策动者的热情赞誉。

实际上不为人知的是专家们的结论。其实是有结论的，包括发表在公开刊物上的，比如1991年12月15日的《华盛顿邮报》上给出了以下数据（见表2）。

表2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成果

换句话说，据美国专家估计，苏联的黄金储备下降了10倍；卢布兑美元贬值150倍；石油出口下跌了一半以上。戈尔巴乔夫在位期间，外债增加了4倍。

我们再回到主题，回到“改革”的成果上来。

绩效标准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大部分可以被抹黑或伪造。比如，可以用术语“残酷的、榨取血汗的剥削制度”来描述汽车装配的流水传输工艺；在确定健康的生活方式时，可以找到“侵犯人权”的特征等等。最困难的是诋毁如人口和领土方面的积极变化这样一些成果。

回顾一下国家的历史，在第二个千年中，俄罗斯顶住了蒙古鞑靼的入侵，打退了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多次进攻，依次摧毁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波兰、瑞典、法国和德国。

因此，在伊凡三世统治公国之前的1466年，俄罗斯的领土为55万平方公里，在他死的那年达222.5万平方公里；1584年（伊凡雷帝死亡那年）——520万平方公里；到费多尔统治末期——710万平方公里；1613年（米哈依尔登基）——850万平方公里；1645年——1230万平方公里；到彼得一世有1550万平方公里；1796年（叶卡婕琳娜二世去世那年）——1930万平方公里，到尼古拉二世统治末期是2180万平方公里。三百年中，俄罗斯的领土增加了38.6倍。

换句话说，在四百年中，法国人口增加了1倍，西班牙——1.1倍，意大利——2.4倍，奥地利——3.7倍，英国——25倍，而俄罗斯的人口增长了51倍!

到1985年之前，苏联的领土达2240.3万平方公里，比俄罗斯帝国增加了60.22万平方公里。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2.9亿人，世界上一半的国家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盟国。在所有这一切中，那些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生活过、工作过、保卫过自己祖国的人，其贡献尤其醒目。

不需要在这一说法中为某些人所犯的罪行寻找平反的特征，是斯大林委托他们管理国家及各个地区。尽管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政治评价，但目前尚未对国家发展作出现实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结论，包括在1924年～1953年期间。

“改革”造成的完全是另外的结果。

世界地图上的苏联有2240.3万平方公里。[25] 截至1991年底，我们这个曾经占据世界1/6陆地面积的国家，只拥有1/8了。国家领土减少了532.76万平方公里，也就是将近24%；人口减少到14654.3万，几乎少了一半。

这些后果不是证实了统治的负面结果，而是实行叛变政策的结果。这项政策应当受到审判。

普通民众和专业人士运用各种词汇，采用不同的措词，得出了这一可悲的结论。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索戈林最精确地总结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特征：

【“1985年戈尔巴乔夫选择的改革社会主义的行政命令模式，失败了，而从1987年开始采用的民主改革模式引起了更具毁灭性的经济后果，活着的几代人注定遭受痛苦，未来的发展前景显得极不明朗。”[26]】

从“社会主义重建”的经济后果看，“改革”政策阻碍了以科技进步、创新、发展基础和应用科学为方针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进步方案。它给俄罗斯新任领导人提出了一些在规模和解决方式上类似1945年～1948年间的任务。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遗产不太好：国家获得了一种“程序上的民主”，具有一些凌驾于政治自由和民众的公民责任之上的民主仪式。“改革”抹黑了作为执政形式的民主，给予其很低的政治收益，在漫长的数十年中，“改革”把民主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提升到国家政策一级的虚伪和两面手腕导致人民完全疏离了政权。从1985年开始，真正的民主已经开始按收益递减规律发展，至今仍不能阻止这一过程出现复发。

精神道德领域的折磨是最严重的。第一，在这一领域形成了社会仇视态度、攻击性、倾向于用武力实现自己的野心、恣意妄为和逍遥法外；第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怀有极端社会政治情绪的阶层；第三，能转化为尖锐的大规模冲突的社会紧张情绪增加；第四，出现了一些民族不满的策源地，形成了民族间危机和分裂主义言论产生的基地。[27]

这些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成果和由此得出的教训。

注释：

*本文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茹科夫(В.И.Жуков)于2011年完成的手稿《〈改革〉：成果与经验教训》(《ПЕРЕСТРОЙКА》:ИТОГИ И УРОКИ)的一部分，由译者摘译而成。

[1]Горбачев М.С. Перестройка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 М., 1987.- С.32, 33.

[2]XIX Всесоюз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С.34.

[3]См.: 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Россия при смерти - М.: 《Яуза-пресс》,2010.- С.435.

[4]Осипов Г.В.Социальное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о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М., 2000.- С.74-75.

[5]Осипов Г.В.Социальное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о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М., 2000.- С.113.

[6]Осипов Г.В.Социальное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о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М., 2000.- С.184-185.

[7]См.: Капто А.С.На изломе века.Записки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а. - М.: 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 2006.- С.122.

[8]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2, С.3.

[9]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2, С.38.

[10]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2, С.44.

[11]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2, С.70.

[12]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2, С.94.

[13]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2, С.52.

[14]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2, С.63.

[15]Горбачев М.С.Первыйсъезд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СССР.- М.,1989.- С.437.

[16]Степин В.С.Марксистскаяконцепция общества и проблемы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артины социаль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В кн.: Философи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 М., 2004.- С.4.

[17]См.: Полторанин М.Н.Власть в тротиловом эквиваленте.Наследиецаря Бориса.- М.: Эксмо: Алгоритм, - 2010.- С.55.

[18]См.: Полторанин М.Н.Власть в тротиловом эквиваленте.Наследиецаря Бориса.- М.: Эксмо: Алгоритм, - 2010.- С.56-57.

[19]См.: Кузьмин Н.П.《Черные тюльпан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Роман-хроника.- М.: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 2010- С.19.

[20]См.: Капто А.С.На изломе века.Записки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а.- М.: 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2006.- С.301-302.

[21]См.: Горбачёв М.С.《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 Политиздат,1987.

[22]XIX Всесоюз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С.43.

[23]См.: Полторанин М.Н.Власть в тротиловом эквиваленте.Наследиецаря Бориса.- М.: Эксмо: Алгоритм, - 2010.- С.71-72.

[24]См.: Полторанин М.Н. Власть в тротиловом эквиваленте.Наследиецаря Бориса.- М.: Эксмо: Алгоритм, - 2010.- С.56.

[25]См.: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90 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 Госкомстат СССР.- М.: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1991.- С.68.

[26]См.: Согрин В.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1994.С.107.

[27]См.: Серебряников В., ХлопьевА.Соци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М., 1996.С.80.

【作者:瓦·伊·茹科夫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译者:粟瑞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本文原载《世界社主义研究》2018年第十一期，授权察网发布】专家们的评价很快就应验了：

【“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发言等同于政治珍珠港的意义”；

“他一句话就免掉了北约成员国在国防领域中不能胜任的上万亿花销；在西方看来，他大大降低了苏军的威胁程度”；

“为使西方确信不疑，戈尔巴乔夫调整并补充一些衡量削减的极为重要的标准——地理、民族、部队类型、装备数量及落实所需的时间等。”】

被这些结论紧急武装起来的有北约秘书长韦尔纳、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阿尔腾堡和所有北约成员国大使。[20]

他向所有“冷”战的参与者发出一个信号：投降开始了。凯特尔和朱可夫元帅的继承人交换了位置。

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宣言《为了我国与全世界的改革与新思维》中说：

【“有两个实行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德意志国家。它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它们都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二者中任何一个都可以为欧洲和世界的事务作出自己的贡献。100年后将发生什么——历史会决定。”[21]】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出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昂纳克的私人朋友的背叛经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同时，在柏林墙倒塌时，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还滔滔不绝地说，他们一直主张德国统一，并相信历史的公正将实现，雅尔塔协议将被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所有社会主义联合体的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在时间上都是同步的，而所有离心力都是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自由社会选择学说之后才开始表现出来的。

“自由选择”概念成了作为完整国家的苏联解体的基础。在其基础上积攒了民族分裂主义的，首先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然后是其他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潜力。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体分裂了，华沙条约组织被解散。

雅科夫列夫在周游全国、各加盟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时阐述了“自由选择”学说的真实含义。结果没多久：在同一时间，各地都出现了同一类型、宣布为“非正式的”组织、社团和协会，这些组织与其毫不相符，其活动空间广阔，特别是在官方的、正式的、首先是执政党所建立的媒体当中。

事实上，按同样的模式还成立了一些经济组织，首先能把财政资金变成个人财产，然后允许实行昨天还被叫做投机的商业运作。在苏联，这表现为创办合作社和苏联外国的联合公司。同时，政府“没有指出”，在2500个苏德合作社和其他合作社中，1989年生产商品的不超过10个。其余全是贸易采购的中介，原则上扭曲了国民经济体系中有关合作社用途的概念。这绝非偶然，1990年第一季度，从合作社的账户上看，银行划拨了60亿卢布，而记账的只有45万卢布。瓦解党的经济精英是准备和实施国家政变的昂贵但必需的条件。不劳而获成了特权阶层腐化堕落的主要源泉。

苏联第十八次全苏代表会议加速了毁灭过程。这次会上，“选择自由”方针从政治上得到论证。“改革”领导人口头上对这一主题的论断是这样的：

【“选择自由这一概念是新思维的关键所在。我们相信，当文明的生存成为主要的、普遍性的全球问题时，原则对于国家关系来说会具有普遍性。这一概念取决于前所未有的正在发展的世界多样性。我们正在目睹这一现象，数百年来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几十亿人正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之中。这数十亿人在全新的条件下走上独立自主进行历史创作的舞台。在民族自我意识普遍增长的环境中，在寻找自己选择的道路时，他们将表达自己的心声。在这种情况下，以任何方式（不要说军事、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政治的方式）从外部强迫接受，都是过去的危险武器。主权和独立、平等与不干涉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这本身也是20世纪的重大成就。反对选择自由意味着与历史本身的客观进程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形式和表现的强权政治在历史上都终将会无用。”[22]】

时间证明，或是对政治一知半解的人或是叛徒，都能轻易摆脱“从前的危险武器”。这两种人都不是大公无私的。德国赞赏戈尔巴乔夫的功绩，戈尔巴乔夫成为“最优秀的德国人”和柏林的荣誉公民。同时，确保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苏联军方领导人，从荣誉公民的名单中被删除掉了。

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形成了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所有条件和可能性。国家灾难的火车头与组织者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工会和共青团的机关以及党、苏维埃和经济的特权阶层。

原来，“改革”政策的创立者和传播者很会“游泳”：他们能顺利地克服乱世的急流，从自己的区委会、市委会流动到银行、保险公司、企业（康采恩）的办公室。而“沉不下去的人”根本不着急，仍然留在1991年8月政变前他们工作的那些大楼里。

在财产与特权的再分配过程中，首先，是合并整个权贵阶层的部分代表；其次，新的权贵阶层把财产分配闹到了中央崩溃和苏联解体的地步；再次，新的政治精英取消了对财政经济活动的所有限制，因为这样才符合他们的社会利益。

俄罗斯的另一特点是：国内向新状态过渡的方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而是刑事官僚的方式。

特权阶层私有化和官僚自由化产生出一种依稀让人想起市场关系的综合体。至于它们的形成，除了时间，还必须要有一系列其他条件。其中的关键是改革要符合社会文化空间，俄罗斯人的心理对改革是否认同，以及社会重组这一政治行动的合法性（在合法的同时应当明白，与其说是法律形成的执政权，不如说是社会自愿承认某种政治力量具有执政权）。

但几种说法都不够圆满：被当作政府活动之哲学基础的个人主义被祖国的集体性和一统性所摈弃，而由于从传统上来看，新的政治寡头允诺的比能给出和打算给予的要多，其政权的合法性不被承认。

所有这一切，和其他很多情况一样，影响了“戈尔巴乔夫式”改革的成果。由于这样那样的改革，国家的农村居民对苏联政权和工人阶级的党——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信任。

苏联社会曾经享有特权的那部分人、工人阶级本身因为无权而闹腾起来。最受尊敬、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力量——煤矿工人充当了抗议行为的催化剂。带有反叛情绪的组织者办事巧妙：从采矿定居点开始丢失商品。首先是粮食和肉奶制品，然后是黄油和面包。很快，内衣、袜子、肥皂、香烟、茶叶、洗衣粉也不见了。

巧妙的和人为制造的短缺导致了罢工。首先是在梅日杜列琴斯克。后来中央委员会有人要求，让基谢廖夫斯克的工人们联合到梅日杜列琴斯克的矿工。罢工工人的要求十分典型：

【“按固定的时间表发放专用服装；给每位工人发一条毛巾和人均800克洗涤用的肥皂；给所有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发放棉袄；安排好食堂一周7天的工作，在黑板上标出矿场工程师的收入；安排好夜班矿工人均1卢布的免费饮食；改善工人家中的食品供应！”[23]】

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总体结果。一些大的领导、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们开始感到焦虑。其中，在一份有舍宁、巴拉克诺夫和弗拉索夫签名的，写给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讲道：

【“情况很紧急。原材料和汽车、轻工业及其他行业的物资供应不超过30%。只能保障国防综合体2/3的物质和装备。只有30%的资源分给住房和社会文化生活设施的建设者。很多企业，用帕尼切夫、普根和达夫列托娃部长们的话说，都快停工了。”】

报告进一步指出：

【“特别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必须坚决制止在国外市场上浪费原材料，防止对外经济联系中出现混乱。”[24]】

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在文件的页边上勾画一番，就把它放入档案中了。

1985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人均4953美元；到“改革”末期，俄罗斯国内总产值的实物总量不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我们提醒一下：1985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两倍，在这一指标上与日本不相上下。

到1991年底，像生产效率低、生产积极性缺乏激励机制、结构失衡等这些现象，事实上使国家的发展能力瘫痪。在“改革”政策框架内采取的措施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系统，使经济失衡，造成商品短缺，为苏联解体奠定了物质基础。

到1991年夏天之前，关于苏联何去何从的问题，已经不再被神秘地谈论了。严酷的危机撕下了它的某种神秘面纱：国家已经脱离体制危机的轨迹，进入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倒退的阶段。

“改革”以其主要后果决定了在过渡时期国家发展所有可能的方案中选择最差的一种。

在经济领域的生产衰退和技艺落后发展成摧毁工农业潜力、历史形成的联系与基础设施的阶段。国内生产商的商品开始从内部市场上消失，科技进步受到阻挠。

在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的三大特点最为重要：

经济发展的源头遭到破坏（中止大型投资；科技集约生产被削减；中止了科研活动；基础科学的人才、物资和实验基地被破坏；地质勘探工作和矿产开采停止；劳动资源丧失专门技能；劳动生产率下降；等等）。

生活保障系统处于崩溃的前夕（国内粮食和工业保障缩减到危险的界限；交通、电信和其他系统开始解体；公用住房管理下降；出现了针对精英的、价格高昂的有偿医疗服务；负担不起高等教育；生态灾难逐渐临近；等等）。

国内出现两大人数和能力皆悬殊的阶级：第一种是完全能满足生活需要的人；第二种人中，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连基本的最低生活费都没有。用作家和道德说教者尼古拉·塞巴斯蒂安·沙姆冯（1741年～1794年）的话说，这些是食不果腹的人。

这一切和很多别的事物一样，都必然造成苏联经济发展消极变化的“改革”成果